南京慧園裏6號的母子冤魂(三)

——「文革」實錄之一

牛角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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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17日訊】1968年春末夏初,「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展後,李立榮從他單位朋友處打探到一個消息:大餅店的上級革委會正在整他的材料,準備辦他的個人專題「學習班」。1968年6月1日,我和他一同到建鄴路小學,觀看一位朋友W的批鬥會。在會上有人揭發W和李立榮關係密切,要他交代和李立榮談過哪些反動言論。W因為態度不好,會後即被關進南京建鄴公安分局看守所。在回來的路上,李立榮說他可能會有大麻煩了,我也同樣表示了憂慮。

在之後的一段日子裏,我幾乎天天和他在一起,幫他回憶同哪些人說過什麼話,有無涉及政治、尤其是「矛頭直指」的言論;同時商量萬一我們各自都被隔離審查,如何應付辦案人員的訊問——也就是「訂立攻守同盟」。

1968年6月20日,李立榮得到可靠消息,明天他將被隔離審查。那天我和他單獨待在一起直到次日淩晨四點。我們對即將面對的一切做了各種估計,並且作了最壞的打算。根據我們的判斷,他和我,以及我們一班朋友之間充其量就是在一起談論時政,對紅衛兵「造反」、破「四舊」、抄家打砸搶等行為進行抨擊議論,還有過一些對當局幾個最高領導人的不恭之辭。但是按照當時的情況,如果落實到頭上,判個幾年徒刑恐怕難免——不過,我們誰也沒有想到就憑這些言論會有掉腦袋的事。(是我們太年輕、太單純?還是這個民族太年老、太複雜?也許這是一個永遠的謎。)那天臨別前他一再囑咐我小心、保重,並希望我幫助照顧他的母親和兄妹。天亮前他送我下樓,在樓梯口我們擁抱後揮淚告別。

第二天上午九點,李立榮被隔離審查,並于下午被關進設在太平路楊公井清真寺內的白下區「文攻武衛指揮部」。此機構名義上是「群眾專政」,實為公檢法軍管會的「編外看守所」,關押對象大致有以下幾類:不安分守己的「四類分子」;造反派中的「壞頭頭」;有不滿言論的「思想反動」者;投機倒把分子(即後來的「個體戶」);「亂搞男女關係」的;拒不下放插隊的以及一些小偷小摸者。而「看守」則由各工礦企業選出的一些「思想覺悟高、家庭出身好」的人充當,每批幹半個月,再輪換著幹——這有點類似1793年法國大革命雅各賓時期的「民眾法庭」。李立榮進去後一個月不到的時間裏倒沒有受什麼罪,就是回單位開過兩次批鬥會,一般性的低低頭、彎彎腰而已。當時我通過「內線」(我在「看守」中的熟人)可不斷得知他在裏面的情況。

8月上旬的一天,「內線」傳來一條消息:第二天下午在白下路海員學校大禮堂召開全白下區「批鬥現行反革命分子李立榮大會」。這天下午我早早去了會場。會上有七八個人發言,主要是揭發李立榮的「三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偉大領袖)言論,除點了「文革」前已被判刑五年的Z的名外,只是籠統地說「李立榮和許多現行反革命分子臭氣相投,來往密切,在一道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攻擊文化大革命」,但並未提及具體人名。在批判分析、無限上綱的同時,對肉體也採取了激烈的行動:自李立榮被押上臺起,就有八九個彪形大漢在旁伺候,自始至終人被架成「噴氣式飛機」,上半身與地面成90°角。身後還有專人揪住頭髮,每當責令回答問題時就把頭拉成仰角。在他抬頭的瞬間,我看見他那張蒼白的臉,嘴緊緊抿著,兩眼在噴射怒焰。任憑呵斥怒吼就是不開口。他的倔強招致數番拳腳,最後一次頭被拉起來時,鼻子裏的血正一滴一滴往下淌。台下的人不停地瘋狂叫喊:「頑固到底死路一條!」「打倒反革命分子李立榮!」「強烈要求鎮壓反革命分子李立榮!」「無產階級專政萬歲!」口號聲震耳欲聾。最後有人聲嘶力竭地高喊「大家說,對李立榮這種頑抗到底的反革命分子怎麼辦?」話音剛落,會場上立即爆發出一片「殺!」「殺!」「殺!」的聲浪。三十七年後的今天,當我手中這支顫抖的筆寫到這裏時,耳邊又響起那震耳欲聾的喊聲:殺!殺!殺!殺!殺!殺!

下午四點半鍾,批鬥大會結束。那幾個彪形大漢把李立榮繼續架成「噴氣式」,頸上用鐵絲吊著一塊二尺多長的大木牌,上書「現行反革命分子李立榮」,由海校出發經白下路走向大行宮清真寺「文攻武衛指揮部」。那是一個酷熱的下午,毒辣的太陽把瀝青路面都曬化了。被架成「噴氣式」的李立榮艱難的一步步挪動著雙腳,頭上的汗不住往下滴,頸上掛的木頭牌子時時擦著地面。從海校到清真寺,我一直推著自行車,夾在隨行的圍觀人群裏伴隨著他。途中有幾次他趁揪他頭髮的人換手的間隙略微抬頭時看見了我,我乘機做出中指架在食指上並緊貼胸口的手勢(源自一部蘇聯影片,表示忠誠),他看見了——從他嘴角漾起的一絲不易覺察的微笑上我知道。從海校到清真寺最多不過一公里的路程,卻走了將近一個小時。進清真寺大門時押送人鬆開手,他直起了腰。這時他猛然回頭,正好跟五米開外的我四目相對。他眨了眨眼,露出了笑容。緊接著大門在他身後掩上了,這是我在今生今世最後一次見到他,從此,我與他生死兩隔!

他把在人世間最後一個笑容留給了我,也將這個笑容永遠鐫刻在我心中。去年(2005)8月的一天,途經白下路海校門口時,車窗外的陽光陡然間觸動了我的下意識,我叫立即停車,讓司機丟下我自己開走。我從海校沿當年李立榮走過的路線一直步行到清真寺。文攻武衛指揮部早就灰飛煙滅了,那座清真寺又恢復了它的原來用途,一些虔誠的穆斯林正在進進出出。沒有人記得當年的一幕了。這同樣的炎夏烈日,同樣的天空和街道,三十七年前,這裏曾經見證過一個平凡善良的青年人,帶著他做一個最普通的「人」的願望,被人架著一步一步走向了自己的不歸之路。

就在批鬥大會當晚,李立榮被轉押至白下區公安局看守所。按當時說法這叫「升級」。

自從李立榮被隔離後,他母親林舜英終日思念兒子,也不知兒子究竟犯了什麼事?李立榮「升級」後,她更是寢食難安,幾乎終日以淚洗面。我一般兩三天去她家一次,既是踐約照顧安慰李立榮的母親,同時也很想知道他本人的消息。就這樣幾個月過去,既無什麼動靜,我們也打聽不到任何消息。

日子很快到了1969年中國新年,就在這年的中國新年期間,出現了新情況。

在節前的臘月二十八,一個自稱姓陳的人晚上悄然去了李家。見到林舜英和李立榮的哥哥李蔚榮後,陳某稱其前段時間一直和李立榮關在一個號子裏,而且睡在李立榮緊側,兩人一見如故,無話不談。就在他臨釋放前夕,李立榮特意托他帶口信回來,說他在裏面一切都好,望母親和兄妹不要擔心。他最不放心的是幾個好朋友在外面有沒有麻煩。另外陳某還重點表示,按李立榮囑託,他必須要同老方和曹漢華見一次面,有些事要當面談談。

次日上午我去李家時,我們三人一起分析了一下。林舜英的意思是他兒子又沒犯什麼大法,這個姓陳的鬼鬼祟祟,形跡頗為可疑,會不會是公安局派來套我們話的?還是不要沒事找事,叫我和曹漢華別去見他為好。李蔚榮也認為不必去接觸這個人,免得節外生枝。

上面提到了曹漢華,現在要簡單介紹一下他的情況了。

我認識曹漢華是在1967年。在我之前李立榮和他已是知已好友。他一直在無錫市第二制藥廠當工人。曹漢華喜歡彈吉他,愛好古典音樂,讀過很多書。為人極其敦厚善良,且仗義疏財非常講交情。1967年經李立榮介紹和我認識,很快成為至交。共同的興趣、愛好,共同的政治、文化見解,我一直把曹漢華視為我的知音。儘管我認識他只有一年多時間,但在我這一生中,他在我心裏始終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1970年,就在我被捕判刑不久,曹漢華被無錫市公檢法軍管會以「現行反革命」罪名殘酷殺害。1970年冬我被南京第十一勞改隊押往無錫建華監獄集訓,在那裏認識了一個呂姓刑事犯。他在看守所時一直和曹漢華關在一起,並且在同一個「公判大會」上宣判。多虧這位呂姓難友,讓我多少瞭解到了一點曹漢華的最後情況。曹在被捕後,面對種種酷刑,始終沒有開過一次口,按現在的法律用語是‘零口供’。惱羞成怒的審訊人員使盡了招數,最後竟用鐵棍撬掉了他的全部牙齒。即便如此,也未能使他屈服。在「公判大會」上宣佈判他死刑後,他強行掙扎著猛的把頭前傾迅即後仰,使得身後抽住勒在犯人頸子上繩圈尾巴(注:這是具有二十世紀中國特色的一種對付死刑犯人的特殊手段。每個死刑犯人在執行前,頸子上都被套結一個Q形繩圈,鬆緊以死刑犯人勉強可以呼吸為度。一旦發現犯人臨刑前要呼口號,身後的員警立即抽緊繩圈尾巴以勒住犯人喉嚨使其發不出聲來。這個方法比起張志新臨刑前的割斷喉管,顯然是一個重大的人道主義改革,正因如此,故一直沿用至今)的員警猝不及防從而讓曹漢華松了一口氣,就在這個瞬間,曹漢華用這最後的一口氣噴發出了他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後聲音:「打倒XXX!」「打倒XXX!」

1969年中國新年大年初一,曹漢華從無錫回南京。見面時我把李立榮從看守所托人帶信,以及來人一定要同我們見面的事告訴了他。同我一樣,他也認為應該見見那個姓陳的。

年初三,按照事先約定,我、曹漢華一道與陳某在朱雀路(現太平南路)和健康路交界處一座銀行大樓旁見了面。這亇姓陳的大約四十七八歲,瘦瘦的,有兩顆顯眼的金牙,讓人老遠一看就能認出。

那是一個大雪紛飛的下午,在迷漫的雪幕中,街道上幾乎看不到行人。我們三人撐著傘,踏著厚厚的雪沿朱雀路(如今的太平南路)邊走邊談。

一番寒暄過後,陳某神情詭秘地告訴我們:「立榮在裏面一切都好。從目前情況看,上面並沒掌握什麼具體的材料,你二位不必擔心。」

「不過,」他放低聲音接著說,「他最不放心的是你們二位。他最看重同你們二位的生死感情,同時,」他的聲音更低了,「他之所以不放心,主要是怕你二位因他的被捕而可能命令組織暫停行動。他再三要我轉達你們,不管出什麼事,組織活動必須照常進行。」

聽他這番不著邊際的話後,我告訴他:「我們跟李立榮不過是好朋友,大家都愛好音樂和文學,平時最多在一起發發牢騷。我們從來就沒有什麼組織,而且連想都沒有想過。」

他顯然對我的話很不滿。

「既然二位不願把真情告訴我,」他停下了腳步,「我當然也很理解。幹我們這行的,特別是身在組織的,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任何麻痹大意都會有災難性後果。既然二位不願深談,那就到這裏吧!反正我已經把話帶到了。」

見他似乎動了氣,我只得反復向他介紹我們和李立榮認識、交往的經過,並再三告訴他我們只是好朋友,我們從來沒打算搞什麼組織,更沒有什麼「行動」。

「既然二位話說到這份上,我也就不為難你們了。看來,我們的上面不是同一條線的。」

曹漢華和我對看了一眼,然後對陳某說:「謝謝你老陳,你冒著風險帶信來,我們真的很感謝你。不過你提到的組織,我們確實沒有,你若不信,我可以賭咒。」

大概估計到談不出什麼名堂來了,他也就沒再提什麼「組織」的事。但似乎還不死心,又「不經意」地提到我和曹漢華的家庭、工作單位情況,連一些細節都很準確。顯然,他對我們的情況非常瞭解。對此我和曹漢華都有些驚訝。

這次見面約持續了半小時,後來雪越下越大,走到白下路口時我們分手了。告別時陳某很鄭重地對我們說:「再見吧。根據規矩,希望二位元不要跟蹤我。一旦有什麼情況,我會及時通知你們。」

望著他在大雪中很快消失的背影,我和曹漢華有些茫然。這個陳某,究竟是什麼人呢?

根據他的談話,顯然對李立榮、對我和曹漢華都相當瞭解。他居然連曹漢華女朋友的小名都報得出,還知道我弟弟的乳名。這些都不是一般朋友能知道的。他一定和李立榮在一起關過,而且李立榮對他非常信任。但是,這個姓陳的一再追問的「組織」又是怎麼回事呢?我們從來沒成立過什麼組織,李立榮當然不可能跟他提起這個所謂的「組織」;那為什麼他又反復提出這個問題呢?難道陳某是個有幻想症的精神病患者(文革期間精神病患者被抓進去的不在少數)?這不對。首先,如果他和李立榮關在一個號子,李立榮必然很瞭解他,他怎麼會托一個精神病人帶信呢?再者,從我們跟他這次接觸來看,陳某思路清晰、語言表達準確,怎麼看也不像有精神病。

可能的解釋只能是,公檢法軍管會並沒有從李立榮嘴裏得到想要的東西,而且他們估計很難撬開李立榮的咀巴,情急無奈之下,特地精心設計了一個圈套。於是安排了一個「臥底」在他身邊,通過李立榮之口,在摸清了我們一些生活細節後,取得我們信任,最終把我們這幾條「大魚」釣上鉤。如果我們真有什麼「組織」,倒真如這位「臥底」所言,稍一「麻痹大意」就會有「災難性後果」;但,如果這「組織」二字本來就是「莫須有」,下一步他們又將如何呢?

我和曹漢華分析到這裏,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看來,公檢法對我們這些人已經不是一般的「關心」了,一場巨大的危險正在逼近我們!不過我們還是有點迷惑不解:幾個年輕人平時在一起,除了談談文學、藝術,最多不過一時興起地發洩一下對現實的不滿,可從來沒有真的想要同當局為敵啊!對我們這些人,值得大動干戈嗎?

那時我們怎麼也沒有想到,人的「思想」和「言論」,人的獨立思考和資訊交流,居然會讓一個武裝到牙齒的「國家」感到如此恐懼!!

初三當晚,我把當天下午去見陳某的情況告訴了林舜英和李蔚榮。林舜英覺得兒子既然沒有做過什麼反政府的事,你們又都是些很正派的年輕人,讓他們去搞好了。她說,我們家雖然出身不好,但這些年來一直老老實實,從來不做違法的事,他們能拿我們怎麼樣?我想想也是。

大約隔了一星期左右,那個姓陳的又在林舜英上班的路上和她見過一次面。據林舜英告訴我,陳某又企圖從她口中套我和曹漢華的情況。林舜英平素一貫膽小怕事,講話非常注意;再說我已經告訴了她陳的可疑,因此客客氣氣地打發了他。

陳某究竟何許人也?人說「這個世界真小」,果然如此!1974年我在南京第四機床廠勞改時,有個名叫李海濤的犯人和我關係不錯,一次他無意中談起一個鄰居的事。這個鄰居不止一次在李海濤面前吹噓過,說他在1969年曾經協助白下公安分局打入一個「現行反革命組織」內,取得這個反革命組織頭頭的信任,從中獲取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最後將這些人一網打盡,其中四人被判死刑。言者無意、聽者有心,我當即問他此人是否姓陳、四十來歲且口中鑲有金牙?李海濤頓時驚得目瞪口呆:「你怎麼知道的?!」我說我就是那個「現行反革命組織」的成員,並把當年的經過情形講了一遍。於是李海濤又告訴了我一些有關這個陳某的細節。

此人確實姓陳,原來住在洪武路,一直無正當職業。為了生存,平時免不了幹些投機倒把、偷雞摸狗的事。搞到錢時酒菜滿桌,沒米下鍋了就去居委會鬧救濟。對這種市井無賴,居委會老大媽們倒也拿他沒什麼辦法。1968年下半年,根據江蘇革委會頭頭許世友的高招,決定下放一部分城市居民去農村,陳某所在的居委會首先把這個光榮任務分給了他。但任憑居委會白天黑夜上門動員磨破了嘴,他「死豬不怕開水燙」,非但拒不領情,還耍潑使賴、尋死上吊,使居委會頭痛不已。眼看這顆「耗子屎」要壞了湯,居委會同派出所串通好後,決定先把陳某關起來刹刹他的威風,以此殺雞嚇猴。於是,別的下放戶去了「廣闊天地」,他則進了看守所。剛進去不久,恰巧被當時主辦李立榮案子的馮祖福先生慧眼相中。(注:馮先生當時是白下區公安局的「專案組」成員,無錫人,因有一臉雀斑,外號「馮麻子」,以善於審辦現行反革命案件著名。後來一直在白下區公檢法口子工作,約十年前從白下區檢察長位置上光榮離休)馮先生正好一直想安排一亇內線打入我們「內部」,只苦於一時沒有合適人選。陳某當時正巧和李立榮關在同一號房,並且緊鄰李的位子。馮在看了陳某檔案後,覺得此人可以利用,於是找他談了話。根據陳某「有奶便是娘」的特性,馮先生許諾他可以不下放,條件是要替公安局辦件事。陳某自然受寵若驚求之不得,雙方一拍就成。馮便向他交待了詳細內容:首先要在李立榮身邊主動說「反動話」,越反動越激烈越好。以此騙得李立榮信任後,從李立榮口中套出我和曹漢華的情況,再以「帶口信」方式來「釣」我們。另外陳某還得在李家住宅周圍密切監視往來人員,記下來人的相貌年齡、具體時間。為了防止我們「反偵察」,馮祖福還同陳某約定,每星期四上午九點在淮海路紅十字醫院門診部碰頭,馮聽取彙報並作下一步行動的指示。平時若有緊急情況,陳某可撥打一個專用號碼電話。

從街頭流浪的癩皮狗一躍而變為體面的警犬,陳某對主子的感恩和賣力是可想而知的,於是便有了前面講過的事。

聽了李海濤的敍述,總算解了心頭謎團。還真得多虧這位姓陳的老兄愛吹噓自己的天性,否則到現在我也無法一釋心中之疑。1982年,我住在南京城南鳳遊寺,有天下班途中忽然發覺迎面走來的一個人有些眼熟,從他那惹眼的金牙使我立即想起此人正是十三年前「打入」我們「內部」的那位陳兄。於是我悄悄尾隨到了他的住處。當時他獨身一人住在一個老宅第二進天井裏搭建的小披屋裏,面積不過七八亇平米,看樣子混的仍然不景氣,估計當年我們這些「獵物」一一捕獲後,這位臨時警犬的利用價值已不復存在,馮先生隨後就一腳把他踢開了。憐憫之心終於打消了我算「舊帳」的念頭,再說,這筆舊帳又怎麼算呢?當時我好歹還是亇政協委員,多少得有些自重才是。這些,都是後話了。

1969年中國新年過後,自打同陳某見過面,再也得不到李立榮的任何消息。社會秩序漸漸穩定了些,有工作的基本上都回單位上班了。我還是儘量抽時間去李家,不時給林舜英他們一點安慰。眼看李立榮關進去半年多一直不處理,也不知結局到底怎樣,我們惴惴不安地一天天等待。這期間,李立榮的大姐帶著一雙兒女從武漢回來探過一次親。她的看法是,李立榮既然沒幹過什麼壞事,只是說過一些錯話,應該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最多關一段時間教育釋放了事。大女兒的勸慰,加上一對活潑可愛的外孫在膝下撒嬌,林舜英的心情總算有所好轉。對正在逼近的巨大災難,李家所有的人都毫無覺察。

不過,我一直被不祥的預感所籠罩。

首先,文革之前李立榮受他那位以反革命罪被判刑的朋友Z牽連的事一直沒有了結。後來市公安局之所以沒再找他,是由於文革開始後公檢法建制被打爛,辦案人員去了「五七幹校」,已經自顧不暇。儘管如此,這決不意味著李立榮的事不了了之。那些檔案材料還在,根據當局的行事風格,這筆帳是遲早要算的。其次,從海校批鬥大會的規模和聲勢,以及會後立即將他「升級」進看守所來看,充分表明當局對李立榮重新立案的程式已經啟動。而且這次不會是小打小敲,不搞出點成績來,不會輕易甘休。再者,經辦李立榮案的那些老公檢法人員,文革初期都有被「打倒」「靠邊站」的經歷,如今重新被起用,正想在「新生的紅色政權」裏好好表現一番;文革前多少還有那麼一點「條條框框」限制手腳,現在老規矩早被統統砸爛,正是放開手腳大幹一場的大好時機。

基於這些分析,我預感到李立榮在劫難逃,而且我大概也難以置身事外。

1969年四月「九大」開過後,在偉大領袖「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號召下,中央的爭權奪利密鑼緊鼓,地方上階級鬥爭如火如荼。到處在鬥人、抓人,判刑,槍斃人的佈告(由「公檢法軍管會」簽發)象如今治療性病廣告一樣隨處可見。我所在的農場同其他單位一樣,幾乎每天都有批鬥會,一個又一個的「壞人」被揪出來。平時在人們印象中老實得不能再老實的人,頃刻之間成了「地、富、反、壞」,有兩個一輩子識字總數從未達到過三位數的農民,居然會是「系統地惡毒攻擊毛澤東思想」的現行反革命……

不久,無產階級司令部要人謝富治(時任公安部長,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一篇重要講話在全國範圍到處印刷張貼,公然強調對階級敵人「可殺可不殺的堅決殺,可抓可不抓的堅決抓」!我們農場一個姓孫的軍代表(注:此人造孽過多,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因懼怕被他整過的人報復,差點嚇出精神病來)在一次大會上聲色俱厲的叫喊:「我們現在就是要大張旗鼓地鎮壓一切階級敵人,該殺的殺,該抓的抓!蘇修正在妄圖侵犯我們,敵情這麼嚴重,不殺一批人行嗎?我們哪一次同敵人打大仗之前不殺一批人?」我當時聽了差點沒笑出聲來:這同當年蔣委員長的「攘外必先安內」有何區別?

很快我發現我的行動已經受到監視。我的宿舍附近每天都有一些「積極分子」晃來晃去。看來,對我下手只是時間問題了。 (待續)(//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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