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3日訊】關於礦難，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毅中在一次接受電視採訪中引用了一首流傳在社會上的順口溜：
老闆賺票子,
農民死兒子,
地方出亂子,
政府當孝子,
幹部掉帽子。
（2005年08月29日 新華網 李毅中: 《礦難：老闆賺票子，農民死兒子，政府當孝子》）
「農民死兒子」這句話由李毅中局長的口裡說出來，表明在礦難中「農民死兒子」是官方也不否認的確鑿事實。這句話一語破的、入木三分地揭示了農民礦工是礦難的死亡主體這一殘酷現實。
在當今的世界上，中國不但創造了礦難頻發的「世界紀錄」，而且是這項「世界紀錄」的長期保持者，大礦難月月有，小礦難天天有。我國的礦難，像是一出沒完沒了的恐怖劇，使人們的神經繃得緊緊的，處於高度緊張狀態，沒有放鬆的時刻。高發的礦難令所有良知未泯的國民痛心疾首，令他們在世人面前羞愧難當。
僅以最近三年礦難的死亡人數看：
2003年： 據《中國新聞週刊》報道：2003年中國礦工死亡8000人，占世界礦難死亡人數的80%。 中國按人均年產煤321噸計算，效率僅是美國的2.2%，是南非的8.1%，而百萬噸煤的死亡率，卻是美國的100倍，南非的30倍。（2005-4-1青年地大網：北京中國地質大學教授李寶芳的文章《制止礦難》）
2004年：我國共產煤16.6億噸，占世界33.2%，但是全國的礦難死亡人數是6027人，佔全世界礦難死亡總人數的80% 。（2005-10-31 學說聯線網 魏小軍：《礦難告訴我們什麼？》）
2005年：據「中國能源網」的統計，在2005年一年中，「有7000人死於礦難」（見中國能源網－－「礦難」欄目編者按）。一年死亡7000人，這個數字意味著，我們僅2005年一年之內死亡礦工的人數，大大超過美國自2003年打響伊拉克戰爭三年以來死亡士兵總和的三倍多。
由於中國煤礦的安全保障依舊缺乏，所以礦難依舊處於失控狀態。於是我們只能在礦難中「除舊迎新」。在礦難送走2005年——2005年12月28日，山西省左雲縣店灣鎮范家寺煤礦發生透水事故，7名礦工遇難，10人失蹤；又在礦難中迎來2006年——2006年1月5日，安徽省淮南礦業集團望峰崗礦井發生瓦斯事故，12名礦工罹難。（（風雲茶館網：《2005年中國礦難統計》；維基百科：《2006年中國礦難列表》）難怪網友們憤怒地質問：「難道礦難也要『前赴後繼』嗎？中國都快成了『礦難專業戶』了！」
礦難使三批人——遇難礦工、無良礦主和腐敗官員——涉案，成為礦難的當事人。隨著接連不斷的礦難，三批人頻頻浮出水面，越聚越多，各自都在人數上形成了規模。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這些已經頗具規模的社會群體，為研究當今的社會兩極分化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可以讓人們由此看到當前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到的嚴重程度！
每一場礦難的報道都令人膽戰心驚：透水、坍塌、瓦斯燃燒、瓦斯爆炸，真的是水火無情，多少鮮活的生命，動輒數以百計，毀滅於地獄般的水火之災中。大量礦難照片令人慘不忍睹，在下面的照片中，蒙難礦工的身體被壓折為三折，呈「之」字形，兩隻僵硬的手臂依舊保持著生命最後時刻的掙扎求生的狀態。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看到這樣的照片都會心靈震顫。這不是普通的照片，這是枉死冤魂永久的控訴和正義的追討！
在大大小小、難以計數的礦難中，農民工成為傷亡最為慘重的群體。如上所述，每一年，都有數以千計的農民的兒子死於礦井的爆炸、透水、坍塌、毒氣……那麼，農民礦工在死亡總人數中到底占怎樣的比例呢？請看筆者從一些報道中搜集到的幾個極不完整的數字：
「九成以上」說——「安全事故死亡，九成以上是農民工。（2005-10-30《海峽都市報》：《農民工的安全保障》）
「90%以上」說——「因生產不安全事故死亡的人數，90%以上是農民工。」〔2005年10月27日 新華網：《因生產不安全事故死亡的人數，90%以上是農民工》
「95%」說——「在大平礦難遇難者中,農民協議工占95%之多。」（2005-09-20《財經》雜誌/總119期 唐錚：《反思河南省大平礦難》）
「全部」說——「從廣西南丹礦難看出，這些死難的礦工全部都是來自農村的農民工。」（2004年07月24日 博客中國網 顏明：《再論”民工荒”》）
既然煤礦中農民工死亡率這麼高，農民為什麼還是大量湧入礦井呢？原因極其簡單：受貧困的驅使。正像來自貧困山區的青年農民、到處流浪的打工仔、小煤窯的挖煤工、從社會底層崛起的礦工詩人梁彥選的詩歌《挖煤工》所說的：
是貧窮，
硬是把我們逼到了這下面。
不是為了家裡的幾張嘴，
孫子才會給他們賣命干。
（2004-4-29 國學參考網：《獻給苦難的兄弟姐妹－－礦工梁彥選詩歌選》）
中國農民的貧困由來已久，有深刻的歷史原因。早在毛澤東統治的初期，已經創立了無情剝奪農民的「鐵律」城鄉二元制——1958年１月９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十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戶口登記條例》——從此，數以億計的農民的頭上被結結實實地套上了法律的的鐵鎖。「農民」成了世襲的身份，「不僅自己被禁錮在土地上，遭到強制役使，而且還搭上了世世代代子孫的前程！『社員』就是『集體』的農奴。他們徹底喪失了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和自由，那被毛澤東稱為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實際上就是沒有鐵絲網的集中營。」（賽迪網社區：暫住證——中國的國恥）。
自從「1958年１月９日」，中國農民成了處處低城裡人一等的「賤民」，而且「賤民」身份世代相傳。看來，這個制度的反動性，大概只有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可以彷彿一二。
「城鄉二元制」是共產黨一黨專制的怪胎。這個怪胎，自它出世之日起，就像癌細胞一樣，一方面不斷滋生強權、欺壓、貧窮、愚昧；另一方面不斷吞噬公平、正義、自由、平等，強橫地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扼殺合理的社會流動。「城鄉二元制」實施半多世紀以來，數億農民在口糧供應、戶口遷徙、升學就業諸多方面無一不飽受歧視和限制，造成農村過分失血，使農民總體上表現為貧弱。所以，有的文章將「城鄉二元制」歸結為「當前貧困群體的主要源頭」，是頗有見地的。（2005-10-19人民網強國論壇：《當前貧困群體的主要源頭》）
正是這項應當受到嚴厲清算的反動制度，使得數億中國農民由於長期受剝奪而高度貧血，積貧積弱，成為人數龐大的弱勢群體，舉世罕見。如此龐大的農民弱勢群體的存在，是對中國共產黨長期宣揚的其政權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絕妙諷刺。中國共產黨執政半個多世紀，造就出人數高達數億的弱勢農民群體，使人們不得不質疑這個黨一貫鼓吹的「偉大、光榮、正確」的巨大欺騙性。
與此同時，五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制度，中央和各級地方權力機構擁有巨大的絕對權力。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設置的層層重疊的「五大班子」，構成了世界上最為龐大的官僚機構。這些官僚機構的運行和人員的薪金耗費掉中國的財政收入很大比例。「尤其是到了縣鄉兩級基層政權，地方財政收入很難供養眾多公權人士，不足部分向老百姓索取就成了基層政權的現實選擇。」（2006-2-19百度_陝西吧_《中國農民九苦》）。
尤其嚴重的是，在與農民面對面的廣闊農村基層，無所不在的縣、鄉、鎮黨政機關，官吏的數量日益膨脹，他們的貪污腐敗和巧取豪奪，尤其是對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的剝奪，導致了農民的貧困，甚至是喪失生計。貧困在幅員遼闊農村源源不斷地製造最廉價的勞動力——民工，然後再把廉價的民工驅趕到血汗工廠和死亡礦山。
「掙錢比人命更重要」，這本來是一個不可思議荒謬命題。但是，由於貧困逼人的緣故，卻被為生計所困的農民普遍接受。由於農民貧困，生存艱難，迫切需要「鈔票」去解救諸多燃眉之急，於是，天南地北，我國廣闊鄉村中的青、壯年農民源源不斷湧入各種各樣的煤礦——國營 的或私營的，合法的或非法的——去冒死采煤，下到地下數百米深的礦井中進行艱苦的勞作， 換取幾百元現金去養活一家老小。
在記者的筆下，有大量貧困農民當礦工的報道：
據《瞭望東方週刊》記者稱，2004年全年，從年初到歲末，該刊的記者們都在為連踵不斷的礦難奔波，為死難礦工落淚。但是，記者們卻看到農民們仍然接連不斷地與私營礦主們簽訂拿寶貴的生命做廉價賭注的「生死狀」。記者們看到如此情景十分為這些農民礦工痛心。但農民卻聲稱，他們簽訂「生死狀」是情願的，因為「死不可怕，沒有工打才可怕!」這句話一針見血地道出了當今農民生存狀況艱難的緊迫狀況：眼前的掙錢比日後的喪命更重要！（2005年1月4日論壇 – 焦點關注 – 2004年中國經濟《從積極到穩健的轉變》）
據新華社記者報道，但在山西省交城縣香源溝煤礦二坑礦難事故現場，幾名礦難倖存礦工卻對記者哀歎說：「唉！人窮了，命就不值錢了！」這種哀歎讓人們們體會到生存現實真的殘酷性，原來貧窮可以使生命貶值！記者又問他們：「這個礦是非法生產礦，在這裡上班，你們不怕嗎？」一位礦工說：「誰不怕？這次事故我們陝西老鄉就死了十幾個。家裡蓋房，孩子要上學，欠了一屁股債。在這裡一個月能掙2000塊，干三個月就等於在老家村裡一年的收入。只要有點辦法能掙錢養家，誰願意鑽這黑窟窿裡賣命？」（2005年08月08日新華網：hmyxyy的文章《為了「生存」而「賣命」》）從這短短的幾句話可以看到，說這話的農民沒有任何奢侈的要求，只是最基本的生活支出蓋房子，為的是有一個棲身之地；交學費，為的是使子女受教育——他都要冒著付出「血本」——生命代價的。記者文章的標題是：《為了「生存」而「賣命」》，鮮明而又響亮，為「農民死兒子」作了深刻的註解。
2004年11月28日早晨7時10分，陝西銅川陳家山煤礦發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166人罹難。（2005-2-6新華網）
普遍的貧困把大批農民逼到眼看著就要墜入絕境的邊緣，在每一名礦工的心中，都揣著一本大同小異的賬本，記載著他們的一項項需要立即應付的緊迫開銷。相似的貧窮，逼得他們「奮不顧身」進入高危行業。為了養家餬口,明知井下危險,也要「腦袋別在腰帶上」冒險下井。有的農民家庭，在貧困逼迫下，父子、兄弟雙雙下礦，又雙雙在礦難中喪生。在147人遇難的河南大平煤礦礦難發生後一周，《財經》雜誌記者看到67歲的張姓老農和他的老伴呆坐在屋前，兩眼紅腫。「在這次礦難中，他們的兩個兒子都被埋在井下。」晚年喪子之痛對老人打擊的沉重程度可想而知，何況，對這對老年夫婦說來，他們遭遇的是禍不單行。 （2004.11.01《財經》雜誌/總119期 唐錚：《反思河南省大平礦難》）
儘管礦難頻發，但是，到煤礦打工的民工仍然絡繹不絕，「個別煤礦還出現過民工坐等活幹的場面。」（2006年01月04日中國新聞網張墨、慶恩：《山西煤礦礦工生存狀況調查：掙錢比人命更重要》）甚至在有的煤礦發生事故被勒令關閉之後，使得有些礦工犯起愁來：「礦井關了，我們上那兒去找能夠有這樣的高收入的工作？」這句看似短視的話其實非常發人深省，說明迫在眉睫的生存壓力是多麼嚴酷！
這種情況不是個別的，甚至可以說是普遍的。2004年10月，河南大平煤礦發生瓦斯爆炸事故，147名礦工遇難。「即使在事故發生後，礦工們及其家屬依然掩飾不住對這份工作的渴望。來自南陽的農民工張群周，他的親屬在此次礦難中喪生，然而他毫不猶豫地表示，等到恢復開工以後還是要回礦上工作，因為『收入高，事故幾年也不一定能碰上一回』」。 （2005-09-20《財經》雜誌/總119期唐錚：《中國能源網反思河南省大平礦難》）
有的文章指出：「中國礦工幾乎都來自貧困地區的農村。」由於農業在中國市場經濟中已成為一個回報最低的產業，在中西部貧困地區，農村每月人均收入僅有100元左右。而當礦工，每月可以收入1000元左右。這1000元左右的月收入對貧困地區的農民來說有巨大的吸引力，於是，貧困的農民工們懷著類似於「飢不擇食」的心態，冒死下井。而礦主們都清楚，對每月只有100多元農業收入的貧困農民，在設施簡陋、危機四伏的礦井面前只能乖乖地就範，既沒有選擇的餘地，也沒有拒絕的權力。（2006年2月17日–多維新聞網 寒竹：《建議中國設立「農產品消費稅」》）
貧困如同巨石，沉重地壓在農民的肩頭，使他們難以支撐。當一家老小嗷嗷待哺時，他們顧不得更多，只能賣命掙錢養家。大量的報道都記述了貧困正是推動農民不得不下礦井的原因。對許多人來說，煤礦是他們的生計來源。「在婁底，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怪事情：發生礦難事故後關閉煤礦，但是礦工們卻集體上訪，要求重新開礦。」（2004年8月19日《南方週末》：《婁底市委書記暗訪特大礦難背後：官煤如何勾結》）
改革開放以來，不同於毛澤東統治時期的是，農民可以離開家鄉，外出打工了。源源不斷來自農村貧窮農村的農民工，像潮水一般湧入城鎮、廠礦。然而，由於長期受「城鄉二元制」的束縛，從總體素質來說，農民工缺少文化知識和專業技能，使得他們在選擇職業方面處於極端弱勢的地位，責任不在他們。結果，好職業輪不到他們，礦井卻向他們張開了大口。民工的外出使得在勞動力市場上人命大貶值。於是，大量無執照的非法礦井遍地開花，而大型的國營礦井為了贏利，也不斷縮減對安全設施的投資，終於導致「礦難」成了農民礦工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都要吃的的家常便飯，「農民死兒子」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大特色。
李昌平先生在《中國農民怎能不貧困》一文中說：
「我到了貴州畢節地區的一個鄉，全鄉有14000人，有錫礦、鉛礦、煤礦，每天從這個鄉運出去的礦值約40萬元。開礦的是浙江、四川、雲南的『大老闆』，他們每年給鄉政府提供的稅收不足50萬元，但來來往往的運礦車輛，每年損壞路面用以維修的資金不少於150萬元。礦開了，資源沒有了，環境破壞了，並且礦是有毒的，礦工沒有任何勞動保護，每個勞工在礦裡只能工作三個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時間長了有生命危險。這樣的勞動，每個礦工的工資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礦上看到那些礦工，你的第一感覺是礦工和牲口沒多大的差別。不生活在那樣的環境中的人是很難理解『寧可累死，不可餓死』的現實選擇的。」（見2005年05月24日鳳凰網站）
對上邊這段文字，請注意這句話——「你的第一感覺是礦工和牲口沒多大的差別」——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讀到這句話都會感到錐心之痛，這就是我們在礦井工作的農民弟兄們當今的工作寫照！
數以億計的農民處於瀕臨崩潰邊緣的貧困狀況中，這就為全國礦井的非法開採和危險開採提供了無窮無盡的廉價勞力，這些廉價勞力的價格和任何安全設施的投資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於是黑心礦主和涉煤貪官們為了搾取最大利潤，互相勾結，不斷削減安全投資，不斷降低安全生產的門檻。沒有任何安全措施的、被稱為「黑口子」的非法小礦井星羅棋布、遍地開花；而大型的國營礦井為了贏利也不斷降低安全標準，造成農民一批一批地死兒子。
有些村莊，由於地處煤礦所在地，到煤礦打工的人多，一個村子陸續死於礦難的多達數十人。例如湖南漣源市楓坪鎮的白石村，是一個距市區三十多公里的村莊，煤炭資源豐富。早在1995年，這個村曾經擁有大大小小19個煤礦，至今仍有4家煤礦在經營。煤礦在給一部分人帶來巨大的物質財富的同時，卻也為礦工留下了永遠的傷痛。在從1993年至2005年的十二年間，該村死於礦難者數多達「三、四十人」。由於大量隱瞞礦難死亡的真實人數，當問及死亡人數時，使得任職30多年的老村長顯得十分尷尬。（2006-01-04 新生活週刊：西子、羅霞、周建盛：《關注礦難：有多少愛不能重來》(圖)）
在礦難中死去兒子的農民父母，遭受著白髮人送黑髮人巨大不幸。由於失去了兒子——支撐家庭生活的頂樑柱，使原本的貧困越發雪上加霜。這些在礦難中死去兒子的父母，由於年老、體弱、貧窮、文化水平低等諸多原因，屬於無論受多大的重壓都發不出自己的聲音的沉默的族群。只是由於某些特殊的原因，他們的困苦狀況才得以在媒體上偶然一閃
比如：2004年12月9日16時20分左右，山西省盂縣南婁鎮大賢煤礦發生瓦斯爆炸，33名礦工遇難，其中包括與農婦王彩雲相伴近20年的丈夫劉興讓。早在礦難發生前，山西省政府已經明文規定礦難死亡者賠償標準「最低20萬元」。但是，2004年12月26日，包括王彩雲在內的礦難死者家屬卻被告知，每位死者的20萬元賠償金必須扣除4萬元作為「法律服務費」。扣錢的是五道水鎮黨委書記楊安祥，收錢的是其妹夫、縣法院法官黃躍武。2005年1月，眼見新年將至，家屬們退而求幹部們少收一點，可是，鎮長楊安祥和副鎮長瞿紹雄仍堅持不肯發放賠償金。他們說「這筆錢一定得扣，否則黃法官會很氣。」倔強的王彩雲忍無可忍，開始了漫長的上訪之路。跑遍省、市的各個衙門，竟然毫無結果，直到進京，才出現了所謂的「真正的轉機」。最後，被黑心剋扣的二十幾萬帶血的「賣命錢」最終得以歸還死者家屬。記者採訪王彩雲時，拍攝了王彩雲的婆母的照片，老人已經八十多歲，劉興讓死後由王彩雲贍養。人們從照片上可以看到，老人神色淒然地坐在破舊的宅前，猶如風中殘燭。多虧有勇敢堅強的兒媳王彩雲，使人們得以一瞥她的苦難；至於她本人，由於既老且弱，已經無法發出憤怒的吶喊聲了。她的墓碑和棺材都是兒子劉興讓在世時考慮到母親年事已高為她準備的，礦難卻讓兒子先於母親而去了另外的世界。（2005-09-16、禹志明、段羨菊：《湖南一法官聯手當地鎮黨委書記強扣礦難賠償金》）
又如：2003年4月16日，湖南省漣源市七一煤礦發生特大礦難，38歲的礦工聶清文遇難。在礦難現場，人們發現了聶清文留下的一頂安全帽，安全帽內外用粉筆寫著他的最後遺言：「骨肉親情難分捨」、「欠我娘200元，我欠鄧曙華100元，龔澤民欠我50元，我在信用社給周吉生借1000元，王小文欠我1000元，礦裡押金1650元，其它還有工資。」還有給妻子留下的珍重囑托：「建章，認真帶好兒女，孝敬父母，一定會有好報的」、「把我一定要火葬」。
聶清文因礦難失去了生命，那留在安全帽上的遺囑，連官場的人都曾經為之落淚。由於這段寫在安全帽上的遺言感人至深感，所以，聶清文的名字沒有像成千上萬的死難礦工那樣淹沒無聞，他叮囑妻子要好好孝敬的父母，也因這頂礦帽上的感人肺腑的遺言而受到比普通的因礦難喪子的父母更多的眷顧——婁底市市委書記蔡力峰到村裡看望了聶福成老人，在老人面前流下了熱淚，其他在礦難中死了兒子的父母還沒有得到這種特殊關照呢！
礦難中死了兒子的農民家庭陷於不幸是不言而喻的，聶清文的父母只是其中一。2005年歲末，此時離聶清文在礦難中遇難已經一年零八個月了，《新生活週刊》的記者們幾經周折找到了聶清文父母的家，對在礦難中死了兒子的老人艱辛的生活做出了真實的描述：
「這是一幢用土磚堆砌成的房子，家禽雞屎滿地都是，古老的木板大門緊閉著，仔細一聽，能發現裡面剁豬草的聲音傳出來。記者敲了敲門，迎面看到的是一張充滿了皺紋的臉，這是聶清文的母親。記者走進堂屋，才感覺其實四面通風，聶清文帶著微笑的遺像靜靜的放在堂屋的神殿上。由於天氣寒冷，老人家將記者帶到那間正在燒柴火的堂屋右邊的房間裡，老人家用袖子擦了擦凳子隨手遞給記者，凹凸不平的地面使房間裡僅有的家——一個70年代的櫥櫃都是歪歪扭扭的，被煙火薰得黑黑的房屋牆角用二塊大石頭和著黃土砌成一個灶台。坐在裡面，記者的眼睛被煙火嗆得直流眼淚，縱使老人家在不停的往灶台裡添柴加火，破舊的房子卻依然沒有溫暖的氣息… 」
接著，聶清文的父親也出現在記者面前：「門吱呀一聲再一次被打開，進來一位駝背的看起來有80多歲的老人。聶媽媽告訴記者，這是聶清文的父親，今年74歲。最顯眼的莫過於他那雙長滿老繭的雙手，從他衣服和沾滿泥土的手上可以看得出，在這個寒冷的天氣裡，這位老人剛從農活地裡回來……」（2006-01-04 新生活週刊：西子、羅霞、周建盛：《關注礦難：有多少愛不能重來》）
記者的描述太沉重了，令人不忍卒讀。這兩位在礦難中死了兒子的老人的困苦生活，是每年數千名死於礦難的農民工父母困苦生活的寫照，那些沒有在媒體上露面的父母可能更加不幸。
最後，讓我們再回顧一下本文開始時列舉的最近三年來那些令人心驚肉跳的礦難死亡人數：
中國礦難死亡人數 2003年： 8000人；
2004年： 6027人；
2005年： 7000人。
這些巨大的死亡數字顯示的不僅是將近二萬五個千生靈的毀滅，災難衝擊波還波及到更加弱勢的群體：哭泣的寡婦，失怙的兒童，晚年喪子的老人……特別是晚年喪子的老人，他們的境遇最為悲涼——因為他們已經日薄西山，沒有希望，沒有未來。
礦難，「農民死兒子」，像一群群魔鬼一樣，在中華大地上頻頻肆虐。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應當奮起驅魔，直至把魔鬼從中華大地上驅逐乾淨。
2006年3月5日 ──轉自《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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