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1日訊】(大紀元記者蕭辛東京報導)2004年因公開發表《討伐中宣部》一文，向中共的意識中樞開炮而遭解僱的前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焦國標，應日本3地出版社及個人等的邀請，自2月26日起在日本東京，京都及札幌進行3個星期的訪問。

訪問期間，應大紀元時報社邀請，於3月10日晚在東京台東區進行了題為「日本應幫助推進中國政治民主化和人權狀況」的公開演講，並就中國民主化等問題和來場人士進行了熱烈交流。 曾直言不諱大膽討伐中宣部的焦國標, 以同樣的真性情實理念坦誠在訪日之旅中感受到的限制及對日本社會關注中國民主化的期望。

焦國標教授以邊緣話題的開場道白, 陳述在這次為期3週的無主題訪問行程中, 主動回應大紀元報社的呼應, 決定進行此次演講的初衷,及因此而招致日本一些幫助他來日訪問的組織和個人的阻力。 焦國標表示, 自己對此次演講的堅持是一種支持, 「不管有多少阻力,抱怨和不理解, 都覺得要堅持自己的立場。」

焦國標介紹,因最近對東亞問題有一些思考, 此次訪日前就有藉此次訪問機會做此演講的想法, 希望日本人和在日的中國人能夠關心中國的民主化問題。 焦國標說, 和以前去美國時感覺到就中國的人權和民主問題可以進行自由的討論並引起熱烈回應相比, 此次的日本之旅中感覺日本社會在中國的人權和民主問題, 特別是在和大紀元的關係認識上存在許多誤區。 在美國見甚麼人, 說甚麼話很自由, 到日本發現一些個人, 組織對自己的活動提出了一些要求, 和一些限制, 甚至是很嚴厲的限制。

「法輪功不能見, 大紀元不能碰, 上訪者不能見…中國社會就是這麼一個隔絕的社會。人和動物有隔絕, 我們愛我們的寵物, 希望和它們對話, 但無法對話; 我們想念我們死去的親人, 希望和他們對話, 但我們無法對話。 可是可以自由交流的人和人之間,我們需要去製造隔閡嗎? 這幾天因為這件事附加的外來的意見, 來不來今天的聚會, 在我的腦中高度的鬥爭, 嘴上都鬥出水泡了。但是不管有多少阻力,不管有多少風險, 朋友的抱怨和不理解, 我覺得都要堅持自己的價值選擇,那就是不同的群體不同的人之間是應該學會溝通的」 。

日中間問題是制度性問題, 日中間矛盾是意識形態上的矛盾

焦國標接著切入主題, 表示, 日本之所以應該關注中國的人權和政治民主化問題, 其原因在於日中間問題的實質並非歷史和經濟的問題, 而是制度性問題, 日中間的矛盾其實並非是單純的歷史和經濟上的矛盾, 而是意識形態上的矛盾。

他說, 一個國家如果在民意上,在合法性上沒有充分的自信的話, 就會在一些其他問題上尋找其合理性的理由。 一個代表民意的政府首先關注民眾的需求, 而民意不充分的國家裏, 對積累的民意政府進行有目的的堵塞, 它就必然需要尋找另外的途徑減壓這些一觸即發的民意, 在內政之外尋找突破口。中國如果是民主制度的社會, 日中間就不會出現現在的這些問題。

東亞領導人應建立民主論壇和民間經濟援助促進亞洲的民主人權

那麼, 日本如何能夠對中國社會實現民主化施加影響呢?

焦國標提出了從政府和民間兩方面著手的具體方案, 建議在政府層面設立關於討論東壓地區人權和民主問題的論壇, 同時在民間層面, 積極向政治犯家屬提供救濟援助的方式。

焦國標說, 他注意到凡涉及東亞地域問題的論壇, 幾乎都只局限於經濟領域, 沒有人談人權和民主問題。這種現象可以被理解為亞洲政治家們缺少關注人權和民主的情懷, 也可以被理解為亞洲政治家們的道德取向上的問題。焦國標介紹, 東亞區域領導人的產生, 基本上是通過民意渠道的, 並且是公開的, 這些地區的領導人更有資格和理由關注東亞的民主化問題, 但是他們卻在推進東亞的民主化進程上甚少作為, 相對來講民主化進程落後於東亞的非洲地區領導人最近對這個問題的關注甚至超過了東亞。

焦國標建議東亞地區領導人應該定期舉民主問題的論壇, 炒熱這個話題, 以推進亞洲的民主化。 亞洲整體的政治犯人數較多, 當政治犯們被判刑後, 家裏的經濟壓力馬上出現, 生活條件也迅速惡化。焦國標特別提議日本的民間組織可以為一些政治犯設立獎項,進行經濟上的接濟,這些政治犯的人數可以掌握, 日本民間可以幫助成立這樣的機構, 解決這個問題。

對歷史問題自責不如積極促進中國的民主化

焦國標提到, 在日本10天, 有一個感覺, 就是和日本朋友談民主人權這個問題時, 反映都比較淡漠。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說我有這個責任, 而是說中國政府會不會不高興, 中國政府會不會反對, 中國民主化了又能怎樣, 民主化後的中國會否依舊反日? 還有一些朋友會覺得歷史上日本侵略過中國, 現在我們提這個問題會不會對不起中國。 我對他們說, 你要是真的覺得為歷史自責的話, 你就更應該關心中國的民主化問題, 這才是對中國民眾的真正幫助。

像現在的這樣日本政府層面上對中國的人權問題表現的日中關係傳統, 可以說是一個壞的傳統。 日本政府對中國的人權問題總是避而不談, 我們需要開始一個日中間關係的好的傳統, 就是你有甚麼問題可以像美國那樣公開的談, 公開的對中國人權問題表達責難和抗議, 創立一個新的政府層面的健康模式。

實際上中國政府也並非鐵板一塊, 他們也是需要國際社會不斷的給它推動, 不管是幫助, 還是責備。我們可以設想即便在當今的中國, 有一些政治家是希望加強政治民主化, 甚至是某個國家領導人, 他的內心也回呈現不同的傾向, 而這個傾向的加強取決於國際和國內上的推動和壓力, 他才會表現出更大的承擔政治風險的決心。

現在日中間圍繞靖國神社問題糾纏不清,爭執不下, 官方熱, 民間也熱, 我在解決問題的方面有一些想法。 比如說日本朋友可能很真誠的說參拜是一種原諒死者的傳統, 和軍國主義沒有關係,我想如果這樣, 那是否日本應該建立另外一個神社, 紀奠那些在戰爭中被殺的外國人民; 而中國也有不原諒死者的傳統, 鞭屍甚麼的, 那是否和日本一樣, 中國也可設立一個場所, 讓中國人發洩仇恨, 這樣大家在各自的範圍處理此事, 互不碰撞。 這個想法也許非常幼稚, 不過我想最根本的解決方案還是日本社會應該幫助推動中國實現民主化。

最近3-5年是中國民主化的關鍵時期

關於聽眾提出的中國實現民主化的時間問題, 焦國標表示他個人認為將會非常快, 在最近的3-5年內會中國社會將有很大的變化。這個變化, 包括好的方面, 也包括壞的方面, 而壞的變化, 不僅對於中國國內, 對於日本和亞洲的周邊國家以至世界都是不利的。中共在尚掌握著權力的當今, 應該主動把握這個時機, 主動去進行變化, 如果採取這個主動的方式, 結果對它還是比較樂觀的。

他說, 很多日本人問道, 中國的民主化道路會否走新加坡的模式, 我表示不會。 中國的民眾對民主的盼望積累了長期的歷史,一旦實現, 中國民眾對民主的追求是不可壓抑的。

他表示, 在現實中, 感覺到中共在變和不變中試圖尋找一個平衡點, 一方面仍然在做在一些實際工作中, 比如農業稅收問題, 另一方面又在輿論上控制的很緊, 個人感覺之間存在著一些可能性, 這也許是假象, 也許是策略。

沒有中共的統治中國會否混亂

席間, 有聽眾表示, 在日本存在著一些看法, 認為中國因為有了中共的統治才可以維持至今, 沒有中共中國將混亂。 焦國標回答說, 中國離開中共能否生存, 這個問題不需要證明, 中國13億民眾, 不在乎誰在誰不在, 中國曾經沒有了毛澤東, 沒有了鄧小平, 沒有了滿清, 沒有了朱元璋, 沒有任何一種存在都不會怎麼樣。 尤其在現代社會信息和傳媒發達的時代, 管理一個國家和社會並不需要太高的組織, 憑籍理性和一些信息,加上國際社會的介入,很容易平復一種浮動。

焦國標說,現在人權律師高智晟發起的維權運動, 可以說是中國的現在歷史上最大的一件事, 對於高律師在近期遇到的危險, 他希望日本政府通過駐華使館對高律師的狀況表示關注。 至於中共對高律師的處理手段, 他相信在胡訪美前不會有大的處置, 胡回國後是否會採取大的動作, 有40%的可能, 個人希望胡訪美回來後, 能以一種對話方式展開, 解決高律師等提出的迫在眉睫的社會問題, 而不是割斷和打壓。

就高智晟發起的維權絕食運動帶動了更多的人尤其是軍隊和高層人士的關注和支持的現象, 焦國標表示能有人將這些問題帶到臨界點是好事, 如果高智晟遭受危險, 可能會給國內帶來更大的變數。

信仰在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影響力

就中國民眾維權運動中法輪功學員起到的先驅作用而引發的關於宗教信仰對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影響之思考, 焦國標表示制度的建立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 信仰的確立則必須有一個較為長久的過程, 以他個人從無神論者轉變成有神之信仰的歷程, 他認為宗教信仰對一個社會對一個人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如果當今的中國社會, 有5%, 10%的警察是基督徒或是法輪功學員, 全民族的心靈水準將完全是另一種狀態。

問及和高智晟前往東北調查法輪功學員受迫害之經歷, 他感慨當今時代自己的同類還在進行如此殘忍的酷刑, 令他覺得恥辱, 而法輪功學員在平淡道出酷刑和迫害經歷時表現出的聖賢者的心境亦讓他感歎人類承受苦難的極限能力。 他亦認同, 中共當局無法妖魔化的基督徒們應該和法輪功學員一樣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起到更大促進作用的看法, 認為長久以來形成避世和謹言傳統的中國的基督徒們, 應該改變現狀更多的對他人的苦難感同身受。(//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