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1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楊家岱採訪報導)法新社7號援引正在北京出席兩會的廣東省省長黃華華的話說：“警方和農民之間由強行徵地引起的暴力衝突不久將會減少”。事實果真會如此嗎？全國各地此起彼伏的強行徵地事件到底有沒有引起兩會的足夠重視？明令禁止強行徵地的《土地管理法》為什麼竟淪為一紙空文？自由撰稿人、社會批評家一平和曾寧圍繞這些問題展開討論。

記者：這兩天坐在電視機前看著北京的兩會消息，發現「三農問題」是重點話題之一，但是強徵、強佔農民土地問題沒聽到多少人談，這到底是為什麼？曾寧先生您先說。

曾寧：之所以在人大政協會議上很少有代表或委員提及農民的土地被徵用的問題，並不意味著這個問題在今天中國的農村就不普遍或者不嚴重。我想代表們之所以談及的比較少，可能和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一種掩蓋社會矛盾的這樣一種政治文化，是有直接關係的。

記者：一平先生，中國強佔農民土地問題，在海外有很多報導，可是在兩會上沒多少人談這個事，您認為這是為什麼呢？

一平：主要來說，兩會代表它實際上並非是真正代表民意。

記者：法新社的報導說，廣東省的省長黃華華，他說強行徵地的現象，今後會越來越少；他說土地問題上發生的爭端，是經濟高速發展的結果。您們覺得這樣表述準確嗎？曾先生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曾寧：我覺得他的這個話本身是有破綻的、本身是矛盾的。事實上他說對了一半，但是另一半他是完全說反了。他的結論是，農民的土地被徵用問題將會越來越少。我倒認為中國社會的發展，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就是一個城鄉二元結構可能會進一步擴大的這樣一個過程。

記者：一平先生，把這個強行徵用土地問題所導致的爭端也好、群體對抗事件也好，歸究於經濟高速的發展，這樣一種思維方式您贊成嗎？

一平：它實際上是這樣的。經濟的高速發展它會加劇城鄉的矛盾，這是一個自然的現象。但在這個矛盾當中，是不是農民一定要成為受掠奪者，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記者：中國不是有一個土地管理法嗎？那個土地管理法明文規定：建設用地，出於建設的需要，佔用這個基本農田，要經過省政府批准，報國務院備案。這個說的非常明白，這明顯是一目了然可以做到的事，為什麼就做不到呢？一平先生。

一平：中國的法律大部分都是在條文上的。中國是一個人治的國家，有什麼樣的條文、有什麼樣的法律，意義都不很大，主要是農民不能保護自己的權利。首先這個土地的所有制是含糊的，它是國家的，它的明文規定它是國家的，國家願意收它就收了。

記者：曾先生怎麼看這個問題？

曾寧：政策本身它有一個由人來掌握、由人來掌控的這樣一個空間。更關鍵的問題是，當它徵用農村土地進行建設的時候，它是以一種非常低廉的價格、無償的價格，從農民的手中徵用和徵撥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

記者：您們知道有一派人認為，中國土地私有化目前它不能做到把土地所有權歸還農民，不過現在這個強行徵地問題，老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我也想討論討論了。就是說，國家能不能夠在土地私有化的問題上搞試點或搞這個樣板或者說搞特區，怎麼說都可以，我這樣一種思考行不行得通？一平先生。

一平：應該可以行得通吧。

記者：曾先生您談一談。

曾寧：這個問題從長遠來說，土地應該最終讓它歸屬在農民的手上，就是說土地的私有化做為一個目標，我想這個應該是沒有太大的疑問。但是就目前來說，中國農村土地被以非常低廉甚至無償這樣徵用的問題，主要還是要靠政府怎樣從制度上、從法律規章上來確保、保障在徵用農民土地的過程中，要盡量的滿足農民的基本生存需要，要盡量以一個比較合理的價格，來從農民的手中購買或者說贖買土地。

即使是中國農村的土地或者說中國整個的土地，朝著私有化的方向發展和邁進，但是隨之而可能產生的土地的兼併，甚至是土地大規模的兼併，也同樣是一種可能會損害農民，尤其是弱勢農民的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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