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0日訊】近來武振榮先生、陳泱潮先生、劉荻女士等民運人士展開了關於在互 聯網上辯論「四大」的問題。筆者不打算對他們的觀點進行評價。筆者想說的是：「四大」本身就是毛澤東提出的一個混淆視聽的概念。 毛澤東所謂的「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在本質上就是「一大」──大字報。為甚麼這麼說呢？因為大鳴、大放是虛指，講的是聲勢，而不是具體的行為方式或者行為手段。而大辯論 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從來就沒有實行過。只有黨認為正確的言論和思想才可以真正得到充分的表達。黨所反對的或不喜歡的言論和思想 卻受到嚴格限制和打壓，從來也沒有機會與黨的正統觀念進行辯論。毛澤東把大鳴、大放、大辯論和大字報合在一起通稱為「四大」，實 在只是為了裝潢門面，為他情有獨鍾的大字報壯大聲勢。

　　毛澤東為甚麼會對大字報情有獨鍾呢？那是因為從大字報產生的第一 天起，他就吃盡了大字報的甜頭。大字報始於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學貼出了反對右派份子向黨進攻的第一張大 字報。接著，一張又一張大字報相繼出現在北大校園。北大是全國高 校之首，北京其他高校和全國各地的高校爭相效仿，接二連三地貼出了許多大字報，形成了大字報史上的第一個高潮。在此高潮中，大字 報助紂為虐，幫助毛澤東和共產黨在全國抓出了上百萬右派份子，把 有良心、有正義感的敢言知識份子幾乎一網打盡。中國從此進入了萬 馬齊喑的黑暗年代。

　　1966年，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25日，北 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為首的七人貼出了被毛澤東稱頌的 「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攻擊北大校黨委領導人陸平、彭佩雲。 隨後，大字報的狂飆席捲全國，形成了大字報史上的第二個高潮。在 此高潮中，大字報再次助紂為虐，幫助毛澤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使 無數僥倖逃過大字報史上第一個高潮的中國知識份子罹難，同時也樹 立了毛澤東的個人絕對權威。

　　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在1966年8月5日發難攻擊劉少奇，用鉛筆在一張舊《北京日報》的邊緣空白處寫幾十個字。在秘書謄清以 後，毛澤東在謄清稿上加了一個標題：《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份稿子當時並沒有抄成大字報張貼出來，與大字報毫無關 系，毛澤東卻把它稱為「大字報」。這是因為他在1957年和1966年接 連兩次嚐到大字報的甜頭，對大字報有無法形容的濃情蜜意。

　　1975年1月，在第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毛澤東授意他的黨和他 的舉手代表們修改《憲法》。在《憲法》中增加了人民群眾「有運用 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從而把「四大」──實際上 就是大字報──堂而皇之地列進了《憲法》條文。

　　毛澤東運動群眾，以大字報攻擊政敵，使劉少奇、鄧小平等「老一輩 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形形色色的大人物吃盡了苦頭。所以，鄧小平在重新上台以後說：「現在把歷史的經驗總結一下，不能不承認，這個 『四大』的做法，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從來沒有產生積極的作用。」 1980年9 月的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作出決定，修改《憲法》第45 條，取消「四大」。198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通過了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正式取消了有關 「四大」的條文。

　　毛澤東提倡「四大」、鄧小平取消「四大」，表現不同，思想基礎卻是一致的──都是為了鞏固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特別是他們個人的權 力。「四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從來沒有產生積極的作用」並不等於這個做法本身是錯誤的，而是利用這個做法來運動群 眾、打擊政敵是錯誤的。「四大」（即「一大」──大字報）的主要功能，一是揭露，二是批判。只要揭露不是無中生有、斷章取義；批 判不是上綱上線、亂扣帽子，那麼在報刊雜誌都是『黨的喉舌』，人 民沒有任何發聲手段的情況下，大字報可以起到輿論監督的作用。事 實上，在文化大革命中，儘管全國的十億人都聽任毛澤東一個人的腦 袋進行思維和指揮，人民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大字報表達了自己的 意願──對社會的不公、對黨官的欺壓，作出了批評和控訴。因此， 我們熱愛民主自由的人們絕對不能同意取消「四大」，自斷喉舌。

　　目前，互聯網已經充分普及，國內上網人數已經過億。我們應該跟上 科學技術前進的步伐，把傳統的「一大」──往牆上貼大字報，提高 為現代化的「一大」──往網上貼文章，從而在報刊、雜誌都是『黨 的喉舌』的情況下，發出自己的聲音、表達自己的意願、創造言論自 由的環境，直至最後推翻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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