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日訊】最近發生的《冰點週刊》事件，是中國新聞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大陸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若干年來，大陸當局壓制輿論，整肅媒體，已經到了天怨人怒的地步，《冰點》事件是一次大爆發，表明有良知的中國人已經不甘於逆來順受，任人宰割。由共青團中央出面宣佈《冰點週刊》停刊整頓以後，公開站出來仗義直言、據理力爭的不但有李大同、盧躍剛等《冰點週刊》的當事人，也有李銳、朱厚澤、胡績偉等十三位中共黨內德高望重的前輩，還有一批《冰點週刊》的作者和讀者。其中，臺灣作家龍應台在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發表的文章，入情入理，擲地有聲，不但獲得了中國大陸公眾的高度評價，同時獲得全球多數華人的熱烈讚譽，直接促進了事態本身的轉化。大陸當局礙於輿論壓力，只好倉促決定《冰點》有條件復刊。

在這個過程中，海內外有良知的知識界本該同出一心，共促文明。然而，我們卻讀到陳映真先生的《文明與野蠻的辯證》，批評龍應台的文章輕率，並為大陸當局封殺輿論辯護，不能不讓人大跌眼鏡。

陳映真先生是臺灣前輩作家，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曾經因言獲罪，系獄多年，按理說，對言論自由的可貴和鉗制輿論的可恥應當有深刻理解。但陳先生卻對龍女士希望中國當局順應世界潮流，開放言論管制的主旨視而不見。陳文一面批判壟斷資本主義，批判西方是假民主，假自由，真野蠻；另一方面，卻維護那些無視人權的專制國家的價值觀，為那些製造大屠殺和種族清洗的政權申辯。其理論既有傳統的共產主義對早期資本主義的原教旨批判，也有後現代的薩義德的對現代資本主義批判。看似振振有詞，離開了人權這個現代文明的基石談主權，談文化多樣性、不同價值觀，必然要誤入歧途。

現在有一種理論，說發展中國家不能發展的原因，是國際壟斷資本勢力不讓這些國家發展，這是一種遁詞。當今世界，凡是尊重人權，重視教育，實行民主法治的發展中國家，沒有發展不起來的。南北韓原來基礎相似，因為選擇的制度不一樣，現在已是天淵之別。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民族解放運動和聯合國推動的反殖民化行動，世界已基本上消除了近代資本主義的殖民地，幾乎所有原殖民地國家都獲得了民族獨立。獨立後的國家，有的拿了國際援助，卻發展不起來，其原因就是自己觀念落後，制度失調，內部不同族群矛盾不能化解，貪污腐敗，社會不公。以色列資源匱乏，卻在沙漠中獲得發展：許多產油國除了有錢，一無所能，公民社會建立不起來，婦女不能享受教育，不能享受政治權利。而同樣的世界經濟秩序，為什麼東亞一些國家發展的很好，而另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還不如殖民統治時期。近鄰緬甸就是一個典型。所以把自己不能發展的原因完全歸結為國際資本，不能成立。陳先生在當代國際政治問題上，用新舊左派觀點一味反美、反西方，失去了客觀尺度，按自己的情感需求來編排歷史和現代問題，但為中國當局打壓公民言論權辯護時，卻引用亨廷頓的理論，理證中國在人均GTP1000美元左右時，當局應採取高壓。這種邏輯，令人吃驚。西方的左派知識份子，不論批判西方主流政治時多麼尖銳，一旦涉及中國壓制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無不持批評態度。像陳先生這樣公然認同當局高壓政策，實在少見。

陳先生強調中國經濟有了很大發展。這並不錯。龍應台也沒有否認這一點。但不能回避的事實是，強力集團利用權力致富，形成的新的兩極分化。這正是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的結果。媒體不能批評社會強勢集團，正是權力不受公民監督的表現。況且，如果不是毛澤東等領導人瞎指揮，使巨額資金付之東流，中國的經濟早該起飛。何況1949年後中國工業化過程的原始積累，中國農民付出了外界難以想像的巨大代價。連已故中國領導人葉劍英1979年國慶講話都承認比起中國人民付出的，中國取得的成就是很不夠的。原因何在？就是社會完全失去言論表達的空間，當政者無須面對社會輿論，承擔最低的道義責任。陳先生可能在臺灣感受不強烈，在大陸的過來人都知道，沒有1976年的天安門運動的民意的表達，就不會有文革路線的徹底破產，就不會有大量平反冤假錯案，就不會有改革開放。當時的這些政治上的大舉措，都是以民意為基礎的。所以民意正常表達是國家政治生活的幸事。一個現代社會，公民沒有政治表決權，選舉權，再沒言論權，社會生活將會陷於怎樣的狀態。對讀過奧威爾《1984》的人，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1989年六月當政者順從了民意，懲治腐敗，把國家引上民主法治的軌道，中國的社會矛盾決不會向今天這樣複雜尖銳。更何況自古中國人就有「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以言」的訓誡。

陳老先生認為中青報《冰點》週刊、《南方都市報》、《南方週末》、《新京報》等媒體，其言論傾向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更是令人錯諤！即使馬克思本人，也從來沒有否認過自由價值的可貴。難道自由只屬於資產階級，其他人都不要自由嗎？我看真真不要人民自由的是專制主義、獨裁主義。事實上，當今中國是既沒有社會主義的公平，也沒有「資產階級的」自由。一黨專制的政治體制，直接導致中國的市場經濟演化為權貴資本主義。對中國大陸新聞狀況多少有所瞭解的人都知道，能夠關注農民工人等群體，並努力為之代言的，不是官方直接掌控的《人民日報》等黨報黨刊，正是被陳先生視為具有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冰點》週刊、《南方都市報》、《新京報》以及過去的《南方周末》等媒體。正是這些報刊，報導了當局故意隱瞞的個案，為工人農民等弱勢群體代言，才引起了當局的打壓報復。他們密切關注中國的維權問題、生態問題、愛滋病人的困境、農民子女的教育、學術界的腐敗、百姓看病致貧、上訪者的苦難，NGO的艱辛。大陸的工人、農民把這些報紙當作自己的代言人，陳先生卻說至今看不到工人、農民階級的《南方週末》、《南方都市》、《新京》和《冰點》。以善意理解，也只能說他對中國大陸的情況太隔膜了。

至於袁偉時教授的文章，在當代中國絕非無的放矢。感情是感情，史實是史實，不能因為感情而改變史實，這是中國史學最應繼承的優良傳統。在對待傳教士的問題上，大陸的歷史教科書是有偏見的。最近，北京大學武際可教授的新著《近代力學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就講了明清以來不少傳教士在中國真誠傳播近代科學的故事。所以，對於傳教士不能以偏蓋全。傳教活動是一種文化交流。為什麼達摩來中國傳佛教禪宗成為美談，玄藏去印度取經、鑒真去日本傳教，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亮點，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傳播近代科學、傳達外部世界的知識、幫助中國修曆法、辦學校，就是侵略？傳教士中真誠幫助中國人的為數不少。如上海傳教士步惠廉在抗日戰爭中重返中國上海幫助中國人，南京的貝拉修女在日軍大屠殺時，保護了數萬中國婦女免遭姦淫。在今天，世界走向一個新的全球共同體的地球村時代，全面正確地認識歷史，有助於中國更好地成為國際大家庭的一員。

何謂文明，何謂野蠻，本來不難判斷。但近些年來，有人用文明、文化的多樣性，故意把文明與野蠻之區別混淆了。所以，保護文化多樣性不能沒有底線。決不能以文化的多樣性，否定人類普世價值的基本原則。法西斯主義不僅是一種政治運動，也是一種文化觀念，我們今天可以接受嗎？那些有違當代人類的公認價值觀的的宗教和思潮，那種非我即敵的不寬容的理念應該與時俱進，而不是以尊重文化多樣性的口號下，讓普世價值去適應他們。至於歷史上，可以說幾乎所有的民族都有用野蠻手段對待其他民族的問題，這是全人類都應該反省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類已經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了各種立法，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是當今人類社會的基本倫理準則。從根本上說，一個尊重人權的國家，國內政治矛盾可以找到和平的方法解決，在國際上也不可能衝擊現行世界文明進程。同樣，一個尊重人權的宗教和政黨在國內外社會生活中，也不可能對人類文明進一步發展造成困難。當今世界的許多重大政治問題，包括許多國家的國內問題都與人權狀況有著直接關係。人權是否落實是檢驗一個國家文明還是野蠻的試金石。

在中國大陸，落實人權和憲法賦於的公民權是社會和諧轉型的根本之道。決不是陳先生說的一千美元左右就應該一味專制。印度現人均不足一千美元，國內民族宗教之多令人目眩，可從英國人走後，近60年來，一直實行政治自由民主的憲政制度，並沒有成為大亂之國。事實上，拉美和許多發展中國家有的早已越過人均一千美元，有的不足人均一千美元，但社會矛盾仍然尖銳，這在相當程度上是在專制政體下積累的矛盾。民主憲政才是緩解社會矛盾的最佳途徑，而言論權和公民的其他權利正是社會公平和公正的起碼條件。不知陳先生以為然否？

2006年2月25日

作者為中國作家，居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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