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凱:請以鄭重的態度對待歷史研究——對劉自立先生「『人民文革』說駁難」的駁難

劉國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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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1日訊】由於時間短缺,對網絡上繁星密佈般的各類文章無法領略其一二,不亦憾乎!最近一位朋友給我發來刊登於《民主中國》劉自立先生所撰「’人民文革’說駁難」一文。拜讀之後,覺得有些話如骨鯁喉,不吐不快,故拖工餘疲憊之軀乃作此文,以期有益於文革研究之風。

關於「人民文革」之判定

1996年我撰寫「三年文革與兩條線索」一文時,「人民文革」之論已由王希哲和鄭義分別提出。我沒有採用之而另創「人民線索」一詞並非不贊成「人民文革」的提法,而是預見到這一提法會遭挑剔。「人民線索」的提法則在學術上有較大迴旋餘地。但在十年之後,我毅然採用「人民文革」的提法,系考慮到文革中民眾反抗運動被極度抹黑的今天,採用詞義模糊的「人民線索」一詞已不敷使用。不應為迴避挑剔而放棄原則,應勇於面對一切現實。果然,「『人民文革’說駁難」來了。

再三細讀該文,覺得其第一部分觀點雖然謬誤,但有關文字尚在說理範疇,故與之作如下商榷。

「『人民文革’說駁難」一文(以下簡稱「難文」)判定「人民文革」是荒謬的提法。它將文革與德國納粹相提並論。「難文」說,即使德國在希特勒統治下發生過反納粹的行為,也不能說有一個「革命納粹」、「人民納粹」。以此為據,「難文」論定,即使文革中民眾有「背叛和反思」,也不足構成「人民文革」。在此,「難文」一開始就犯了個根本的謬誤——把不同的事物等同起來,故其後所言都在作無用功。

德國納粹是一個涵義完全明確的概念。它包括軟件——納粹的意識形態,和硬件——納粹的政黨、政權、軍隊等等。如果要作類比的話,是應將德國納粹與中共專制相比。中共專制也是一個完全明確的概念,亦具備其整套的軟件和硬件。故此,即使在中共專制之下有各種反抗運動,也不能說社會上存在著一個「革命中共專制」、「人民中共專制」。

可是,「文革」是一個明確的概念嗎?「文革」的軟件、硬件是什麼?「文革」——「文化革命」一詞最初的出現,是1965年毛在文藝界開刀,批判所謂文藝界「封資修」時所用的政治術語。他把這一批判(實為文化專制主義的肆虐)美稱為文化領域的一場革命——文化革命。文藝界的遭難是中共高層劉勢力被清洗的序幕、先聲和鋪墊。待到1966年夏,毛正式拉開他政治清洗的帷幕時,「文化革命」一詞就被毛澤東的文宣機器不動聲色地改成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然,只有少數心思很清的人才會敏感並記錄到這一變化。在大多數人意識裡,「文化革命」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是隨機的不同提法而已。而實質上,從「文化革命」到「文化大革命」這一不動聲色的改變正昭示著「文革」概念的不確定性。

即使是1966年夏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如德國納粹那樣是個確定的事物。你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政治清洗的代名詞嗎?不對!明明從1966年6月到8月是劉少奇、鄧小平在搞第二次反右;在1966年12月,全國各地工人都風氣雲湧地大搞「反革命經濟主義」;從1967年2月到3月各地軍方在大搞鎮壓反革命;……。這些顯然都與毛的政治清洗是兩碼事。你說「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場鎮壓嗎?也不對。因為1966年10月到11月,民眾可以向一些共產黨官僚發出指責,心情舒暢得很哩!你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人民起義嗎?還是不對!因為在那一期間有相當數量的民眾加入到維護原有統治秩序的行列——「保皇派」、「保守派」(即保原有統治秩序派)中。或許有「駁難」者會說,「文化大革命」有其「軟件」,那就是毛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實際上,那根本談不上是什麼理論,只是毛的一些支離破碎的隻言片語而已。在那個人迷信、個人崇拜極度氾濫的年代,毛的隻言片語就被奉為最完備的理論當不足為奇,但時至今日如果還以為有什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就真是貽笑大方了。

當然,「文化大革命」仍似有「軟件」,但那是不確定的、混亂的、變動的。如毛起初說「造反有理」,後又指責造反者「懷疑一切」。起初主張各地各單位都起來「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後又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幹部都是好的和比較好的」。起初主張「對保守組織實行瓦解」,後又主張「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應一碗水端平」,「應實行大聯合」。如此混亂的理論、觀點、提法——「軟件」,算不上是「軟件」。「文革」時期共產黨的黨政工團都癱瘓、半癱瘓。軍隊亦一度呈現某種混亂狀態。群眾組織或興或亡,其「硬件」之闕如,當無可置疑。

據此分析,把「文革」與納粹等量齊觀系明顯謬誤。

那麼,「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麼?「文化大革命」只是一個歷史時期的名稱。它的內涵就是從1966年初夏到1968年夏的那場社會大波,換言之,「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那場社會的波的名稱。「文革」不是一個單一的確定的事物。它不是一種確定的系統的意識形態,也不是一個政黨組織、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甚至也不是一個內容單一的社會運動。而其所以叫「文化大革命」只是來源於1965年毛的文化打手在文藝界搞的文化專制圍剿。設想,如果毛的那場政治清洗沒有以文化專制圍剿為先導,而是以其它方式展開,那場社會大波將會有另一個名稱。毛對治國方略分歧者兼權力爭奪者的劉少奇及附劉官僚的組織清洗,與文化藝術方面正反兩方面的內容(要求文化自由和文化專制主義)都不屬於同一事物。故此,「文化革命」既不是文化領域內除舊更新的美好事情,也不僅僅是摧殘文化的暴虐運動,還不僅僅是毛的陰謀、官僚的詭計、民眾的遭難和反抗。換言之,它是許許多多彼此相似、或彼此相對;彼此相輔或彼此衝突的事物、事件的化合體、混合體。

「文革」可以分解成為「官方文革」和「人民文革」,並不是說在1966年初夏到1968年夏中國社會有兩個各不相屬的「文革」。它所運載的是這樣的涵義,「官方文革」可讀為中共官方在那段歷史時期中(那段歷史時期名叫「文革」)的所作所為。「人民文革」可讀為民眾在那段歷史時期中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正義行動。官方文革還可分出兩個亞類,就是毛的文革清洗和中共官僚、中共軍方的文革鎮壓。毛在文革中主要的行為目的是清洗黨內高層異己勢力。鎮壓民眾是次要的。從1966年初夏到1968年夏這兩年中(筆者所主張的三年文革論,是三個年頭,實際時間為兩年左右)毛的鎮壓只表現於1968年夏默許各地軍方鎮壓造反派群眾組織。(這在兩廣表現尤為嚴酷)和全面鋪開「清理階級隊伍」來對造反派進行「兔死狗烹」。官僚和軍方在文革中的主要行為目的是鎮壓群眾。從1966年夏劉少奇的「資反線」到1967年軍方的早春鎮反,再到1967年夏操縱保皇派打殺造反派,直至1968年夏季大鎮壓,文革鎮壓始終是官僚和軍方行為的主旋律。

當然,在毛的文革清洗、官僚和軍方的文革鎮壓和民眾的文革反抗之外,還有些其它無法劃歸以上三大類的內容。如1966年12月的「反革命經濟主義」;1967年夏秋某些省份造反派取得勝利後的分裂互鬥;某些地方官僚乃至軍方頭目出於政治投機去支持造反派等等。這些與那三大塊相比居次要地位,無以改變文革大波的基本形態。打個比方,粵菜中有一道叫「炒三鮮」,即鮮蝦、鮮魷魚、鮮帶子。這三樣是「炒三鮮」的主幹,其它還有蔥、姜、蒜等等。蔥、姜、蒜之類的存在當不會改變「炒三鮮」的基本形態。道理已經講得很清楚了,不過筆者還是體諒一些人對「人民文革」的提法難以接受。因為這些年來中共禦用文人以及某些類似「難文」的作者對「文革」不加區分地破口大罵,以至至今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不知曉「文革」大波中存有正義的、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反抗運動。總以為「文革」只有毛的政治清洗、官僚的文革鎮壓和民眾之間毫無原則的莫名其妙的神經錯亂般的互鬥之類。於是,「文革」 變成了一個絕對負面的詞。而「人民」一詞是正面的(儘管這麼多年來中共一直在盜用、糟蹋這個詞),「人民」和「文革」連在一起,人們總感到彆扭,難以接受。

觀念的轉變和更新需要有一個過程,需要有一定的時間。我深信,任何一個心態平衡、不懷偏見的人,只要肯讀一讀筆者約七十萬字的<人民文革叢書>四卷的話,就不會斷然否定<人民文革>的存在。

二、請以鄭重的態度對待歷史研究

通讀「難文」,可以發現該文僅置疑<人民文革>一項還有些許說理的痕跡,其它就都是天馬行空般的「激揚文字」。我知道這種文風。毛是開創現代這種文風的祖師爺。從其青年時的「指點江山」到老年時的「不需放屁」完成其全過程。「文革」初期貴族紅衛兵的三論「無產階級造反精神萬歲」繼承了毛風之真傳。想不到時至近四十年之後此風還「激揚」在劉自立先生的筆下。

毛澤東曾經把他「浪漫主義」的情懷詩才用於治國安邦,明明是普遍貧窮甚至哀鴻遍野,他還要說是「鶯歌燕舞」,由此真不知給社會經濟、人民生活帶來何其巨大的災難。現今如又有人要以此情懷、詩才來參與「文革」評判,亦不知要在歷史研究領域中帶來多少負面影響。

「難文」的縱橫捭闔、揮灑自如往往使我們這類嚴肅艱難「爬格子」的歷史研究者瞠乎其後。這類文章往往只作結論,而不屑以事實去論證。「難文」的作者在「駁難」別人的觀點時,甚至連別人的文章都不願去細讀。

譬如,我在「論人民文革」一文中明明白白寫道:「至於1966年8月的『色恐怖運動』,其凶殘的肆虐者是由共產黨的衙內所組成的貴族紅衛兵——共產黨的黨衛軍,故更是與人民文革風馬牛不相及了。」可是「難文」卻說:「『人民文革’說的提法是,在文革初期,首先,『老紅衛兵』的造反,是屬於『人民』範疇。」我想,如果「難文」的作者不致是蓄意篡改我的文字,那麼就是只在十分草率地瀏覽一下我的文章後,就迫不及待地去著手「駁難」,以至弄出如此截然相反的文字。這無疑是一種十分粗糙乃至粗暴作風。

「難文」說:「毛一呼百諾,得心應手,人民,是跟在他後面跑,跟在他後面叫囂和殺戮的——這些殺戮者,最小的是小學生,多是成年的暴民。文革是一場中國人自相殺戮的暴力。」如果毛真的能在三年文革中(講得更精確些是從1966年初夏到1968年夏,三個年頭,實際時間為兩年左右。)「一呼百應,得手應心」的話,那「文革」何至弄到如此起伏跌宕、反反覆覆的地步?毛宗派及各地復職官僚和軍方何至一再氣急敗壞地吆喝民眾要「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戰略部署」?「難文」如此斷言是背離了文革大波中起碼的歷史事實。而這一背離是來自於對歷史的無知還是對歷史蓄意的篡改,尚需考究。至於說到「殺戮」,武漢保皇派「百萬雄師」在武漢軍方的支持唆使下,打著「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的旗號,攻擊屠殺猝不及防武漢造反派「鋼工總」;廣西保皇派「聯指」集十數縣的民兵與軍隊聯手圍攻南寧、梧州等地造反派「四·二二」。得勝後不但屠殺「四·二二」「俘虜」,甚至割其肉烹而食之。這與「鋼工總」、「四·二二」等造反派被迫的、倉促的武裝自衛可以相提並論地一概斥為「自相殺戮」嗎?「難文」這種不分青紅皂白、不區分暴力的主動挑起者、發動者和被迫自衛者的說法,不管其主觀願望如何,客觀上都是在踐踏社會公道。

「難文」又說:「中國上上下下成為一個瘋人院。出現『一切人反對一切人』(阿倫特語)的轟轟烈烈,空空洞洞的殘暴場面。人們或者擁護毛,或者擁護劉,或者朝三暮四。所有的派性,爭執甚至武鬥,都跳不出毛劉兩個天下。」這又是對歷史的高度無知或蓄意篡改。「文革」中就官方而言就不止毛、劉兩家,起碼還有林家、周家。而各地官僚、軍頭也有些不屬於任何一家的。如廣西王韋國清。至於人民,請問遇羅克屬於那一家?不要以為全中國只有一個遇羅克。潛在的遇羅克多著哩!筆者就是其中之一。請讀讀楊曦光的<牛鬼蛇神錄>吧。那裡面清晰地記錄了「文革」中民眾既脫離了毛,也脫離了劉的四個層次的造反運動。第一層次是以三毛伢子為代表的對昔日中共政權曾給予迫害的報復行動。第二層次是以大學生章雨剛為代表的反政治歧視、政治迫害的行動。第三層次是以楊曦光為代表的要求對中共政治制度實行根本性改革的行動——儘管這一要求與高層次的民主訴求還有距離。第四層次是以劉鳳祥、張九龍為代表的徹底推翻中共統治的造反行動。事實如此清晰,怎麼會是「瘋人院」?怎麼會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呢?另外,我在<廣州紅旗派的興亡>中也清晰地記錄了廣州地區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鬥爭。我在<基層文革泥濘路>中將自己在「文革」中的親身經歷和感受都和盤托出。這些都足以將「難文」裡「瘋人院」之類的論斷推翻一百遍。

事實上,全國各省的「文革」基本內容都大同小異。即各地都有類似<牛鬼蛇神錄>和<廣州紅旗派的興亡>中所記錄的情況。只是由於中共當年的屠殺,和這麼多年來的壓制使許多反抗者早已死難、或早逝、或拖老邁之軀喘息苟活在社會底層,以至三、四十年過去,來自民間的省級文革簡史只有筆者所著<廣州紅旗派的興亡>.最近聽說原內蒙造反派領袖人物高樹華先生撰寫了內蒙文革史之回憶錄,希望它早日能面世。「難文」還說:「換言之,文革的發動者,號令文革發動時的主體症狀,是億萬受眾的高呼萬歲和普遍接受。這個’萬歲時代’,成為文革內涵中的主要成份。」「難文」還說「人民文革之虛妄在於,人民沒有任何權利來判斷」正確「與否,更無權提出任何懷疑——雖然毛的追隨者們一時間是可以鼓吹」懷疑一切萬歲「的。」……

算了!「難文」中這類隨心所欲地、高度片面性概括、高度歪曲性概括的文字俯拾皆是。你要去逐一予以澄清匡正嗎?你忙得過來嗎?你澄清了、匡正了這些,他馬上可以再製造數倍出來。他只需三言兩語,你就得花十倍以上的文字去予以澄清。最後只會將你累得趴下。再看看「難文」以下的這些文字吧:

「那種百萬之眾雲集在天安門,聽從毛胡說八道的場面,不是就在眼前嗎!

人們把毛的徽章別在肉上不是就在眼前嗎!

人們揮舞一本書,燒掉中國所有典籍的場面,不是就在眼前嗎?

殺人,劫貨,監禁,侮辱,血肉橫飛,鬼哭狼嚎,不是就在眼前嗎!這個革命是毛髮動

的,而其載體是人民。毛說,他就是人民——這個銜接,都在「萬歲」之後——而人們想起羅伯斯庇爾也這樣說過——「我就是人民」。

……一個反證,也是強而有力的——迄今,人們,許多中國人,不是還在懷念文革嗎?

他們說毛要試驗,要試錯,要「證偽」,他是史無前例的,所以偉大。

他們說,毛的日子好,平等,民主,自由,只是劉是官僚。

他們說,革命都是要殺人的,所以,無辜者被屠殺就是革命。

他們說,經濟是增長的,GDP增長百分之7。他們最後說,毛劉本是一家人啊!(王氏……)

這是在寫歷史研究文章還是在寫詩?如果「難文」的作者有出類拔萃之詩才,想必當有展盡其才華的地方。而在歷史研究類的「難文」中來展示,是否弄錯了地方?再錄一段「難文」中的文字如下。這類文字也是充斥「難文」的「而對巴黎公社派的沉默,則源於其當時文章主要炮製者的思想」轉制「——但是對於其間的秉承毛意,則幾乎無人問津或者不勝了了。無知和蒙昧,繼續被擱置在巴黎公社這個腐爛的意像當中,作為『人民』範疇之一種,作為烏托邦供品,仍舊加以祭祀和朝拜。這完全是文革遺風吹過來的世紀血腥之餘波。」

這類高深莫測文字究竟想講什麼?我被弄得一頭霧水。當然有人可以說我是由於中文水平低,弄不懂這類才氣極高的文字。但如果像我這樣只以工餘時間就撰寫出版了一百多萬字著述的人都因中文水平低而難悟「難文」之真諦,那「難文」之故弄玄虛恐已達無與倫比的地步。而正是這種故弄玄虛的東西客觀上要把「文革」歷史研究攪成一鍋亂粥。

或許有人會來說,你究竟是反駁其觀點還是批評其文風?我可以毫不含糊地回答,我既要反駁其觀點,也要批評其文風。這種不講事實、信口開河的文風要不得!尤其是歷史研究的領域中要不得!對歷史事件進行評論是要老老實實、扎扎實實地以事實為基礎。以事實推出和支持論斷。

這些年來,我看夠了「難文」這類文章。心中早對之憤慨有加。「文革」評判被弄到這般是非混淆、黑白顛倒的地步,除首推共產黨御用文人的功勞外,「難文」一類文字也功不可沒。一部是非混淆、黑白顛倒的文革史論歪曲了基本事實、踐踏了社會公理、褻瀆了人間正義、誤導了子孫後代。這對民族、對社會簡直是罪過。海外超出了中共專制導彈的射程。我們可以在此無政治迫害後顧之憂地進行研討評判文革。任何人都有權利加入這個行列。但一個對社會懷有責任感的人當以鄭重的態度來從事歷史研究。

三、我一點也不「豈有此理」

針對筆者「現在仍然需要人民文革’那一套’」的說法,「難文」發出如下憤慨責難:

「你可以說「今天」,「四五論壇」等等主持者,是在搞,繼續要搞『人民文革’嗎?他們還要把人民重新納入文革系列,以造就『人民文革』嗎? 他們還有這個興趣嗎? 這不是豈有此理嗎!」

我不知道「難文」作者為何要把<今天>和<四五論壇>拖入這場駁論。他們委託了「難文」作者嗎?當年<今天>和<四五論壇>就不是在同一個座標上。當年北京的<四五論壇>、<北京之春>、<沃土>和武漢的<鐘聲>、上海的<民主之聲>、廣州的<人民之聲>等等基本在同一政治座標上——直接抨擊中共體制和許多作法。<今天>是以個性解放為主旋律的、超脫出官方文藝樊籬的文藝民刊。我這樣講沒有什麼其它意思。只是想說明一個事實,並以這個事實推論當今<今天>人與<四五論壇>類人,未必有相同的政治取向。即使曾同為<今天>人者,如今相較亦會大異其趣。「難文」作者自己當然可以沒有「這個興趣」,但不宜越俎代庖地說他人亦沒有「這個興趣」。

筆者主張現在還需要人民文革的那一套,是基於對人民文革「軟件」、「硬件」(這兩件綜合起來就是人民文革的「那一套」)的推崇,和深知其意義作用之所在。「人民文革」的「軟件」是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意念。這是初級階段的民主鬥爭。它離多黨競爭、三權分離、議會政治的民主訴求還有相當距離。但是,中國的民主道路竟是如此的艱難多舛。從人民在文革中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運動到現在39年過去了。除了在海外可以直斥中共專制外,中國國內民眾的維權鬥爭其實還是停留在39年前的力度上。只是把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內容換成維護某些經濟權益和基層選舉權。根本不能提出徹底終結中共專制的訴求。在這種社會情勢下,充分肯定「文革」中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行動的正義性和進步意義就顯得有現實意義了。「人民文革」的「硬件」是遊行示威、靜坐絕食、大規模集會、包圍省市委大樓等,這些鬥爭形式是迫使中共逐漸收縮其陣地的有效手段。不能設想僅僅是書生們的抨擊文章就可以使中共繳械投降。

而當今之「人民文革」(如果不喜歡這個名稱可另叫一個,如維權鬥爭等) 較當年的<人民文革>已有巨大昇華。當今的民眾已經自為,不需要依托一個最高權威去衝擊次高權威。當今民眾雖仍不能去衝擊中共的最高權威,但已在自為自主地去衝擊中共的許多次級權威。

我深感慚愧的是,為了逃避政治歧視和政治迫害,我來到海外,已不能親身參加中國社會的維權鬥爭。說到底,我是疲倦了、勇氣不足了。我已不是戰士,更不是勇士。為了彌補我的缺席,我盡力要作的是告訴站在鬥爭第一線的人們,千萬不要被中共官僚那「你們又想搞文革那一套?」一聲咋呼嚇住了。文革中「人民文革那一套」是正義的。你們象「人民文革那一套」那樣去絕食靜坐、遊行示威是也是正義的。我在海外向你們致敬;為你們歡呼;為你們鼓勁。我覺得我這樣做一點也不「豈有此理」!我覺得我這樣做才算繼續為社會正義盡一點點微力,以消些許心中的愧意。

──轉自《民主中國》(//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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