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9日訊】零五歲末媒體遭整肅最注目事件是新京報高層大換血。這是胡溫政權意識形態急左轉的必然結果，也是中共官方謀求部門及個人利益的貪婪所致。中共以鎮壓與收買雙管齊下的媒體政策，已有更為精心的操作。

胡溫上台以來的政治氣候，除了為應對薩斯危機，在二○○三年有過短暫的寬鬆之外，從二○○四年開始，所謂的「胡溫新政」就變臉為「毛式舊政」，政治氣候便進入了持續的政治嚴冬，再沒有溫暖的季節。在這個少見的政治寒冬裡，開明媒體是首要的被整肅對象，《南方周末》高層換血，「南都冤案」和「中青報風波」接連發生。

整個二○○五年，幾乎變成了媒體禁令年，從年初的趙紫陽去世到十一月的胡耀邦紀念活動，從「陝北油田案」到「太石村事件」，從「松花江污染」到「汕尾東洲血案」，大陸媒體在一個個重大時政新聞中的缺席，凸現了新聞媒體的生存環境日益惡化；中共意識形態衙門相繼頒佈「新聞報導實名制」和「不准異地監督」的禁令，更嚴厲地打擊了有抱負的開明媒體。因為在中國的現行媒體環境下，這就等於完全取消了剛剛萌芽的新聞監督。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二○○五年歲末的皇城根腳下，才接連發生媒體整肅醜聞。

百姓與中青的敢言欄目夭折

敢言的《百姓》雜誌，因關注百姓疾苦、揭露官權腐敗而蜚聲大陸，而凡是在維護百姓合法權益方面有所建樹的媒體必然對官權構成挑戰。所以，該雜誌準備出版的二○○六年元月號被清查，新一期雜誌封面上「記錄變革中的中國」的要目被取消，名牌欄目「調查」和「觀察」不見了，雜誌網站也被突然查封。

歷經磨難的《中國青年報》名牌欄目「冰點」，在年末也再次被撤稿。原定十二月二十八日刊出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文章《周葉中教授事件及其他》被迫撤稿，此文揭露周葉中教授和他的女研究生戴激濤合著的《共和主義之憲政解讀》一書大量抄襲剽竊的學術醜聞。撤稿的原因很簡單，僅僅因為周葉中受到高層賞識、具有很高的御用地位。周葉中是武漢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武漢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他還被評選為二○○五年「中國十大傑出中青年法學家」。特別是他給胡錦濤等中央政治局委員們講授過憲法，號稱「進過中南海的法學家」。所以，儘管「冰點」的編輯已經對賀文的敏感內容做了技術處理，但最終還是被迫撤稿。該報資深記者賀延光馬上將內幕披露於網上，他說：「今天的《冰點．觀察》又夭折了……公正又一次成為弱者，……是中青報人的恥辱」。

零五歲末新京報高層換血

二○○五年歲末最引人注目的媒體整肅事件，無疑是《新京報》高層大換血。來自南方報業集團的三個社委，即總編輯楊斌和兩位副總編孫雪冬、李多鈺同時被撤職，代替者是《光明日報》派來的三人，標誌著南方報業在《新京報》管理層的出局和《光明日報》全面接管該報編務。

雖然，在《新京報》上百名新聞人共同怠工的抵制下，《光明日報》不得不作出妥協，只撤掉總編楊斌一人，而暫緩清除兩位副主編。但這種權宜之計並不能挽留住該報骨幹的流失，一些新聞骨幹紛紛選擇離開，也就是採取用腳投票的辦法表達抗議：要聞部主任陳峰和評論部主任孟波去了搜狐網，記者部主任陳志華和編輯部主任李列去了新浪網，副總編李多鈺去了騰訊網。

同時，安替先生的個人博客因抗議整肅《新京報》遭關閉。

《新京報》是南方報業集團下屬的《南方都市報》與中宣部直屬的《光明日報》合作的產物，《光明日報》是主管方，佔百分之五十一股權，南方報業是合作方，佔百分之四十九股權。但該報的高、中管理層，除了社長戴自更來自《光明日報》外，其他高、中層主管主要來自南方報業集團，基本延續了《南方都市報》風格。所以，落戶京城僅三年，就以其年輕、開明、有品味而聲譽鵲起。

在媒體嚴控的大環境下，這樣的合作也必然埋下隱患：一個中共最高宣傳衙門的直屬喉舌，一個是希望立足於民間立場的開明報紙，不可能有長期的融洽的利益均沾的合作。

《新京報》第一任總編是優秀新聞人程益中，曾將虧損的《南方都市報》變成一張既有聲譽又賺錢的優質報紙，所以，他才被任命為《新京報》總編，但他那種追求媒體獨立和新聞自由的激情，肯定為嚴控媒體的胡溫政權所不容，所以，他上任不久，就與另外兩位「南都人」一起遭到司法構陷，被以經濟罪名投入大獄。儘管，在強大的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下，半年後他被無罪釋放，並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新聞自由獎」。但他在短期內不可能再重返新聞界。現在，繼程益中出局之後，他留下的優秀新聞團隊及其開明傳統再遭劫難。

有關新京報挨整的三種說法

關於《新京報》高層大換血的理由，京城裡起碼流傳著三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著眼於政治原因。《新京報》衝得太猛，多次踩到了敏感的政治高壓線（如報道河北定州血案），引起中共宣傳主管單位的「關注」，在內部通報中已經被屢次點名。但就我這個長期訂閱該報的讀者而言，自從程益中被打入大獄之後，在嚴控媒體的大環境下，《新京報》已經儘量低調自律，絲毫看不出該報有多麼大膽，至多是在一些社會性時政新聞的報道和評論上開明一些，「打打擦邊球」而已。

第二種說法側重於利益衝突。現在的《新京報》已經扭轉了初期虧損的局面，社會知名度也迅速攀升，特別是在時政新聞的報道和評論方面，《新京報》開明聲譽更是遠播海內外，已經成為北京乃至國內的知名報業品牌，在經濟上具有難以估量的「錢途」。所以，兩大報業集團的利益衝突終於爆發。《光明日報》仗著主管單位和直屬中宣部的強勢地位，借政治理由撈經濟實惠，通過管理層大換血，意欲全盤掌控這隻媒體金雞。也就是說，高層大換血是《光明日報》高層的貪婪所致。否則的話，為什麼管理層大換血的結果是《光明日報》通吃的零和遊戲？

第三種說法點出了高層嚴控媒體新方法。中央財政大幅度提高對中宣部直屬的三大紙喉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經濟日報》的財政投入，使中央喉舌人的收入與其他開明媒體人的收入大致相當，以確保中央級報紙不會因自己無法牟利而偏離喉舌角色，使中央定調的輿論導向成為三大喉舌主旋律。財大氣粗的中央政權似乎在說：不就是看著其他媒體人收入高眼紅嗎？缺多少錢，中央財政掏腰包，只要能確保喉舌本色，要多少錢都給。所以，得到中央財政大量輸血的《光明日報》，自然唯中宣部馬首是瞻，一心當好「黨的喉舌」，而不必在乎《新京報》是否賺錢。

經過多年的改革，報刊管理權下放已經成為普遍趨勢，直屬於中宣部的黨報只剩下三家，各級地方政權也只保留一家直屬於省委宣傳部的黨報。在媒體的買方市場已經形成的條件下，非黨報報紙為了生存和贏利而紛紛走向討好讀者，必然淡化主旋律而強化民間色彩。而三家中央級黨報受限於「喉舌」地位，只能無奈地堅持主旋律路線。於是，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媒體市場上，其他報刊大多走娛樂路線，少量有抱負的媒體走時政新聞的擦邊球路線，兩者都能為報刊帶來可觀的贏利，遂使非黨報市場逐漸坐大而黨報市場急遽萎縮，以至於，宣傳部門屢屢動用行政手段幫助黨報拉訂戶。

雖然，中央級三大黨報有中央財政支持，可以免去了倒閉之憂，但其個人收入卻難以與走市場路線的開明媒體人相比。所以，利益誘惑也使三大報不再顧及喉舌的臉面，而是想方設法地牟利，紛紛開闢其他賺錢的渠道，或與大公司合作開辦相對獨立的子報，或與聲譽卓著的開明媒體合作辦報，每一中央級喉舌都有若干子報。兩者的分工是：母報承擔喉舌角色，負責宣傳黨中央的主旋律，而子報可以走市場路線，負責為報社贏利。《光明日報》之所以與南方報業合作創辦《新京報》，正是基於贏利的目的。

在我看來，整肅《新京報》管理層的三大理由相互交織，既是胡溫政權的意識形態急遽左轉的必然，也是官員們謀求部門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必然。

在當下中國，後毛時代的獨裁政權變得越來越狡猾了，其官員也與時俱進地日益精明了。官權的通行規則是，最高官權為了保權的目的，雖然依靠鎮壓和收買的雙重手段，但也要儘量減少鎮壓的政治成本。迫於官權意識形態的失信，更迫於民間維權日益高漲的國內壓力和主流國家的外來壓力，在道義上和統治效力上已經非常虛弱的中央官權，不得不顧及政治形象和鎮壓成本的大小。所以，六四以來，官權的鎮壓和整肅的底線，不再是單色調的不計成本，而是雙色調的精打細算，既要將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狀態，又要儘量避免製造民間英雄；既要收到威懾作用，又不至於嚴重損害中央政權的政治形象。所以，不再搞公開的大批判，也儘量避免關閉媒體的大震動，而更多是採取內部整肅和管理層換血的隱秘方式，而且是不留下白紙黑字證據的口頭通知的方法。

同時，官員們為了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標－－政績和金錢的雙豐收，他們整人的手段和嚴厲程度完全視具體的情況而定。要政績時，就將政治迫害「經濟化」，以經濟罪名行政治迫害之實；要金錢時，就將利益之爭「政治化」，借政治誣陷之名行搶佔財富之實。就《新京報》的兩次高層整肅而言，如果說，程益中等人的冤案是前者的犧牲品，那麼，楊斌等人被撤職就是後者的犧牲品。

報紙還在 新聞魂已死

經過兩次管理層大換血的《新京報》，很可能像大換血後的《南方周末》一樣，報紙還在，但新聞魂已死，變成另類的「喉舌」。胡溫現政權要的就是媒體的新一輪「喉舌化」，甚至不惜放棄剛剛出現媒體界的市場競爭和自負盈虧的局面，重新用加大中央財政投入來保證媒體的「喉舌化」。正如現政權不惜投入鉅額銀兩來大搞馬克思主義重建工程一樣。

《新京報》等媒體再次被整肅，再次凸現了中國媒體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局面。九十年代以來，在開明的歷屆廣東省委的保護和支持之下，南方報業集團走出了一條逐漸減少喉舌色彩而增加民間分量的辦報之路，造就了《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這樣的媒體改革先鋒。進入新世紀以來，在市場化和網路化的雙重壓力下，也在心向言論自由的優秀新聞人的推動下，許多有抱負的報刊力求擺脫「喉舌」身份而貼近民間路線，特別是力求跟上網路民意的腳步，從孫志剛案到SARS危機，大陸報刊發揮了近年來少有的輿論監督功能。

但二○○四年以來，超出以往的政治嚴寒籠罩中國，張德江主政廣東後，南方報業的幾家開明報刊的高層紛紛大換血，使曾經被譽為媒體改革先鋒的南方報業全面凋零；在全國範圍內，《中國青年報》、《新京報》等有影響的開明媒體屢遭整肅，中青報總編輯換人，新京報總編輯兩次換人。

一批公共知識份子被媒體封殺

與媒體內部大換血同步實施的另一項嚴控媒體的措施，就是關閉有影響的公共知識份子在開明媒體上的專欄。茅于軾、劉軍寧、張祖樺、賀衛方、焦國標等自由知識份子的名字，已經很難見諸大陸報刊。近年來社會影響蒸蒸日上的青年自由知識份子余杰和王怡等人，在國內媒體上也遭遇到越來越嚴厲的封殺。

比如余杰，二○○三年時，《南方周末》等報刊上還能不時地見到余杰的文章，他的著作也大都能在國內公開出版。但自二○○四年以來，他在大陸報刊上的發言空間急遽萎縮，他的著作，要麼被出版社退稿，要麼剛一出版就被封殺。到了二○○五年，他在大陸報刊遭到全面封殺，一篇文章都無法發表；他也再沒有在大陸出版一本書，甚至他的沒有敏感內容的碩士論文，已經與某出版社簽約，但最終出版社還是迫於政治壓力而單方面解約。
再如，王怡在國內報刊的遭遇更為典型。完全靠網文起家的王怡出名之後，曾一度變成大陸開明報刊爭相聘請的專欄作者。他曾被聘為《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的社論主筆之一，也是《新京報》、《新聞周刊》和《瞭望東方周刊》的專欄作家之一；但自從他被中共宣傳衙門多次點名之後，他在這些媒體上專欄紛紛被取消。現在，他的文章已經很難見諸於國內的任何媒體。

然而，不管中共現政權如何加強政治嚴控，官權通吃的毛時代已經一去不返。覺醒了的民間良知在互聯網的助力下，也在國際社會的正義力量的聲援下，已經不再畏懼寒冷的政治嚴冬，砸飯碗難不倒人，監獄嚇不住人，每一位政治高壓的受害者，都能得到來自國內外的不同程度的聲援，這種相互支持的民間維權運動帶來道義激勵，也帶來人性的溫暖。也許，這民間的相互溫暖還不足以抵禦官權高壓的寒冷，也還不能馬上迎來自由的春天，但萌芽已經破土，只要民間的自發呵護不斷加溫，嚴冬終將被民間的溫暖所驅散。

二○○六年一月十四日

轉自《開放》２００６年２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