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7日訊】元月１６號那天，北大、清華和政法大學的幾位碩士研究生到我家來玩。三校學生坐在一起，自然是海闊天空，閒聊一氣。不知不覺間，話題集中在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上：許多海歸派老師很讓學生失望。照理說，海歸派的知識界結構和學術眼界都要優於本土學者，可在學生們看來實際未必。他們覺得，海歸派普遍顯得精神消沉、創造力枯竭。用一句老話可以說是「革命意志衰退」。至於為什麼？大家沒有答案。

無獨有偶，近日網上流傳藝術家陳丹青先生的一篇文章《海歸派的羞恥與責任》，所持觀點與幾位研究生的感覺如出一轍。陳先生是海歸派的一員，我試圖從其字裡行間尋找這個本當卓犖出眾的群體何以如此「泯然眾人矣」的答案，可惜沒有找到。我不屬於海歸派，作為局外人，只能隔著布袋估計貓的顏色。我想答案可能有以下幾個：第一，海歸派四十歲以前幾乎全部由一連串的考試組成，中國考罷去外國接著考，幾十年疲於應付考試，幾乎沒有好時候，等拿到學位「功成名就」回國，體力、心力也基本耗盡了。

第二，一直都在被別人考試，也就意味著一直都在按別人的日程表被動地捱日子、熬歲月、拼年頭，久而久之，「自由意志」失去太半，野性和衝勁兒消失殆盡。第三，在這漫長的光陰裡，他們幾乎沒有時間獨立思考，也幾乎沒有時間好好練筆，以寫出一手好中文或好英文。簡言之，他們許多人可能甚至沒有養成熱愛書面表達的習慣，好比一個鞋匠，他們竟不愛拿錐子。

第四，拿到洋學位，回國貨與「帝王家」 ，又正趕上中國大學的「原始資本積累」，野蠻收費；如今大學教師Ｎ子登科，彷彿什麼都不缺，也就什麼都不用想。回國就是他們人生拋物線的頂點，此前的學歷積累支撐後半生下坡期間的開門七件事沒問題。記得１６號那天其中一位同學提到一個很具體的現象：「這些年來這麼多海歸派學者拿著博士學位回國，可是你聽說他們中的哪一位出版了有影響的博士論文？很少，幾乎沒有。莫說有影響，他們的博士論文甚至很少出版——根本拿不出手。」我請他解釋為什麼。他說：「他們博士論文中討論的那點兒中國學問，也只夠唬唬老外；要在中國出版，那就真的是獻醜。」

陳丹青先生說：「由於制度滯後，以及普遍的急功近利和機會主義，人文藝術領域的海歸派幾乎沒有影響；而據我所知，大部分非人文類專業的海歸認同這種高級工具角色，並對現狀非常滿意，屬於利益分享的群體。」

實際上認同這種高級工具角色，並對現狀非常滿意的，不僅是非人文類專業的海歸，人文藝術類海歸也都歸化到這個現狀裡去了。他們不僅滿意現狀，而且成為現狀的爪牙。雖然學術無創見，可多半都撈個一官半職，洋學位、官本位，要什麼有什麼。講洋，人家是洋博士；講土，人家是院長系主任，風雨不漏、身名具泰。

清華大學法學院一位副院長，美國、香港地遊學了不少地方，可是這樣的經歷並沒有讓他長成色。他有一句學生們都耳熟能詳的話。每當有學生試圖與他探討法律如何才能對黨和政有約束力的時候，他總不陰不陽地說：「某某某，黨什麼時候又得罪你了？」院長大人這話還不把學生嚇死呀！丹青先生說「海外經歷最可貴的財富不是所謂前沿專業知識，而是獨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體現的一系列價值觀」，您瞧這位海歸派院長的人格、思想、價值觀如何？「海歸不應該僅僅帶回各種專業知識或技能，現代價值觀才能從深遠處對中國發生影響」，可是這位海歸院長卻是這樣對中國發生著影響！２００６年１月號的《開放》月刊發表了我的一篇文章《導師是學生思想自由的第一殺手》，寫的是兩三年前自己的一點感受。現在看來，這種情況恐怕要嚴重得多。大學裡的思想屠殺可能已經達到必須引起全社會正視的、觸目驚心的程度。

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６ 日北京

──轉自《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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