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5日訊】1980年下半年的一天，當我將考取重點高中的消息告訴了母親時，母親轉過身去背對著我坐在門檻上沒說一句話。就要不要再繼續去讀高中的問題上我也從此再沒有和母親提過一個字。這就是我結束上學讀書生涯的簡短過程，同時結束讀書生涯的還有我14歲的弟弟。這一年下半年開始，我和四弟加入打工者的行列，在整個縣城打工者的群體中我倆的年齡也屬最小的。

鑒於縣城扛石頭活每天干12小時以上，工錢才1元，多經斟酌後，我和弟弟決定外出打工。1981新年剛過完，我和四弟告別了不斷地擦著眼淚的母親，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走西口」生涯。

我無法揣度第一次進了「大觀園」的劉姥姥的心態，但我卻可以肯定，當我和弟弟背著鋪蓋卷首次行走在延安這樣的「大城市」街頭時，我們當時的茫然失措及心中的恐慌是前所未有的。由於在延安幹一天扛石頭的活工錢也只有每天1.2元，且風傳即便如此工錢還常討不到手，我們最終來到距延安二百公里的黃陵縣，開始了我們為期六個月的伐木和三個月的修路生涯。冒著生命的危險，熬過了九個月的非人般的勞動，喪盡天良的工頭坑害了我們，未付我們一分錢就突然消失的蹤影全無，兄弟倆絕望的相擁著號啕大哭，當時的淒慘場景至今歷歷在目。當幹了一天活的我們回到每日吃飯、睡覺的地方時，發現工頭及給工人做飯的工頭的親戚都不知何往，當大夥弄明白工頭已逃走時，許多人都嚎啕大哭，四弟則是雙腳蹦跳著大哭，我擔心他出事，就走過去抱住了他，九個月牲口般的勞作生涯在一片嚎啕聲中畫上了句號。

歷經九個月煉獄般的勞作後，身無分文的兄弟倆咬牙決定下煤窯挖煤，據此又開始了歷時幾個月的驚心動魄的拉煤生涯。

「下窯難，下窯難，十人下窯九不還」。這是在當地不知流傳了多少代的形容挖煤工悲慘命運的順口溜。下窯挖煤非係被迫無奈者，既為窮途末路者。我們選擇了一家每拉一頓煤可掙一元錢的煤窯。第一次下煤窯，我們每個人頭上戴了一盞礦燈，由腰上掛著一塊乾電池提供電源，到了井下時，井下黑漆漆一片，只靠頭上的燈照明，井下人員相遇時，幾米之外只能看到燈而不能看到人。第一天下井，兄弟倆一直忐忑不安，幾天後，我們開始適應井下環境，因為離家九個月還未掙到一分錢。已適應了井下勞作的兄弟倆爭分奪秒拼命拉煤、採煤作業面處距離豎井轉煤點約一公里，但卻不是直線行進，到採煤作業面時，必須由我們自己拿鍬裝車，一車煤裝滿的時間大約需要二十幾分鐘，一車煤約八百公斤左右，人工拉這樣一車煤還是很吃力的。我當時在井下有兩怕，可謂時時提心吊膽。一是怕發生坍方事故打死或打傷弟弟（我當時的確沒有想過我自己會被打死或打傷），二是怕有人欺負弟弟！因為以前曾發生過別人欺負暴打弟弟的事。在黑暗的坑道裏，每每聽到大聲的呵斥聲時，我就不由得心狂跳不止，停下腳步仔細聽是不是在喝斥我的弟弟，當時幾乎成了我心理上一種條件反射。當地的拉煤工很是霸道，他們的工錢每月都能盡數拿到手，而我和弟弟的工錢被工頭百般推諉一分錢不給，只說保證將來一分也不少。有了錢的當地人買了騾子拉煤，有人行在他們前面稍微慢一點，就會被他們破口大駡，每次罵我弟弟時，我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上，恐他們動手打弟弟，事實上他們也只是罵人，沒有動手打過人，但我就是難以控制我的擔心。弟弟當時14歲，卻比我能幹得多，我每天拉出的煤從未超過九噸，而弟弟一天拉出的量從未低於十二噸，最多時一天拉出了十七噸。雖然異常的勞累，但那個時期，我和弟弟每天處在極度的精神亢奮中。我們住在一孔沒有門窗的廢棄窯洞裏，我們將每天產量的數字記寫在窯洞的牆面上，幾個月下來，整個牆面上都寫滿了只有我們兄弟倆才能弄懂的數位，那些密密麻麻的數位，標誌著我們能交給母親很多很多的錢，每想至此，兄弟倆都高興的熱淚滿面，可後來的結果表明，我們的收穫也僅止於把這些數字寫在牆上。六個月後，每天怕著的事終於突然變成了現實，煤窯坍方砸傷了弟弟的腿，當時的場景可謂悲壯，弟弟慘叫著，由於坍方，本就黑暗的坑道，坍方處更是漆黑一片，擔心繼續坍方的危險，其他人都驚恐地跑離危險區，聽到弟弟痛苦的慘叫聲，我突然一掃心中恐懼，撲過去，在塵煙中尋找弟弟，謝天謝地，我迅速找到弟弟，以難以想像的速度將弟弟背離危險區將他放下，當時的頭腦反倒異常的清醒，我發瘋般跑到平時集中吃飯的地方，那裏有人們吃飯坐過的舊報紙，撿了幾張報紙後我狂跑回弟弟跟前，平時感到是兇神惡煞般的當地拉煤工也都來圍著躺在地上的弟弟，我將一疊報紙燒成灰後一把按在弟弟的傷口上，後將弟弟背出煤窯。

世事的艱難超出了我們的想像，而我們承受這種艱難的耐力也超過了我們自己的想像。弟弟被我背出井口後，老闆沒容得我將背上的弟弟放下即將趕離了礦區，並說由於我們的飯量太大，我倆拉煤的工錢還不足彌補我們的伙食費。我們和騾子一道冒著生命危險幹了六個多月後，不但未獲分文，反而變成了弟弟要在我的背上生活的悲慘處境，據此開始了我為當地農民幹活換餅乾、開水以救度弟弟生命的後續悲慘境遇。

虔誠感謝上神佑護，我們兄弟倆沒有成了「十人下窯九不還」者，我們得以被保全的生命是我們今天人生價值的全部基礎。我死裏逃生的四弟在我家鄉的厚德、助人及善良獲得了幾近聖人般的美譽，我自己也常以感恩之心度世行事，生命不息，感恩不止。

2003年11月份，由於黃陵縣電廠涉案委託我來代理，我得以在22年後來到我原打工的村莊－黃陵縣電頭鎮車村，後到安老闆所在村探訪！安家老大已故去數年，亡故時也就五十多歲。安家當時在當地盛極一時，安老大、安老二是我們的老闆，安老二是個羅鍋，多年後再次相遇時我一眼就認出了他。當我喊了一聲：「安二老闆（當年既如是）」時，他神情木訥地打量著我，口氣出奇平緩地：「噢，你認識我？你是誰？好多年沒有人這樣叫過我啦。」他老婆疑惑地問道：「你是鎮上的幹部吧？你找老安什麼事？」我很平靜地講述了當年兄弟倆拉煤及被他們趕走的過程，安依然神情木訥，只是轉過身去低頭道：「你不能亂說，沒有這樣的事，你記錯人了。」我告訴他，一、我不是來要錢的。二、二十多年後，縱使殺父之仇也成了一種回憶，我說出了他的、他的老婆及他的兩個兒子的全名，並提出由我帶路回他們的家。當我徑直走到他家並指出當年做飯及工人睡覺的處所時，他竟「嘿，嘿，」地笑了出來，走過來在我肩上輕輕地拍了拍道：「孩子，人算不如天算」。經聊天得知，他在1982年時的存款已達30餘萬元，比我的年齡小一歲的兒子當年年底就結了婚，因生的孩子患了嚴重的小兒麻痺症，幾年治療花盡了他的幾十萬積蓄，他說，它此後徹底想通啦，再未去包工，混一天算一天，他告訴我：「順其自然吧，人算計的再精也沒有用啊」。

2006年元月30日於陝北母親窯洞裏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