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3日訊】(美國之音記者：巴羅克2006年2月2日華盛頓報導)許多從伊拉克返回的西方國家記者表示，恐怖份子以炸彈和其它方式進行襲擊，尤其是那些針對記者的襲擊事件，使在伊拉克的新聞報導受到限制。1月初發生的綁架自由撰稿人吉爾.卡羅爾事件是一系列阻止記者采寫報導新聞的襲擊事件中的最新一起。

在伊拉克的50多名西方記者，絕大多數都居住在巴格達戒備嚴密的綠區。但是他們面臨的危險和普通民眾沒有甚麼不同。美國之音記者阿利沙柳表示，暴力事件的頻繁發生以及非常嚴重的程度，使得記者采寫報導新聞變得異常艱難。

阿利沙柳說：“有一次我們在巴格達以南的穆薩耶附近聽到一聲巨大的汽車炸彈爆炸聲。傷亡數百人之多。由於事件中的死亡人數如此之高，記者肯定希望瞭解為甚麼會發生這樣的襲擊？安全狀況如何？還缺乏哪些保安措施？你必須得去現場和人們交談。鑽進我們的車裡，自己驅車趕往襲擊發生地點，這簡直毫無安全可言。因此，我們只有依靠我們的私人保鏢和司機，我把他們派往襲擊發生地點，他們去那裏可以說是冒著自己的生命危險，我必須交代他們說『請你們問下列問題：問現場的人們，到底發生了甚麼事？以及其它的相關問題。』你只能依賴你的伊拉克保鏢、司機和翻譯，回來告訴你所需要的消息。如果他們回來的時候沒有瞭解到這些消息，那麼你就只能束手無策，望洋興歎了。因為你不可能給誰打個電話，瞭解到底發生了甚麼。”

*阿利沙柳受到死亡威脅*

阿利沙柳最近收到了恐怖份子發出的一次死亡威脅，她覺得已經不可能繼續從事自己的工作。出於對她自己以及幫助她工作的伊拉克朋友和同事安全的擔心，阿利沙柳離開了巴格達。她認為，她的伊拉克朋友和同事可能也已經被恐怖份子盯上。

阿利沙柳說：“這些恐怖份子可不是在開玩笑。他們不是有口無心地嚇唬人。當他們告訴你，他們希望你離開，那可是一種嚴重的警告。”

拉吉夫.錢德拉賽卡蘭在2003年4月到2004年10月期間曾經擔任華盛頓郵報巴格達記者站站長。他說：“在伊拉克，你首先被視為一名西方人，然後才是一名記者，或者援助人員，或者其他甚麼身份的人。”

錢德拉賽卡蘭表示，恐怖份子和叛亂分子把西方記者視為敵人，把西方記者的伊拉克同事視為通敵的叛徒。他說：“正如我們在大量發生的綁架事件中所看到的那樣，恐怖份子在很多情況下並不會區別對待記者、外交官、合同工作人員、軍人或者援助人員。吉爾.卡羅爾只是最近的一起記者遭綁架案例。這種做法意味著，你離開自己的居所外出，哪怕是報導一場新聞發佈會這樣毫無敵意和害處的行為，都變成一個非常危險的問題，綁架就是危險之一。因此很自然的結果是，你減少外出的次數。而成千上萬條新聞消息就這樣無法得到報導。”

*伊拉克關鍵地區報導少之又少*

錢德拉賽卡蘭舉例說，對伊拉克一個關鍵地區的報導就少之又少：“伊拉克最危險的地區是該國的安巴爾省，對於這個省大部份地區所發生的事情，我們真的沒有甚麼瞭解。叛亂武裝在安巴爾省確實如魚得水，獲得了很大支持。遺憾的是，目前很大程度上，對於那裏發生事件的報導文字可謂寥若晨星。而有關那裏局勢的一些外圍消息，則出自編入美國軍隊的一些隨軍記者之手。”

但是，就是這些隨軍記者的觀察和見解也受到很大限制。在一個交戰地區，隨軍記者不會擅自冒險外出進行新聞報導，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如果他們這樣做，他們就有生命危險。

設在紐約的保護記者委員會表示，自從2003年伊拉克戰爭打響以來，總共有37名記者遭到綁架，60名記者被殺，其中包括41名伊拉克記者。

*記者不是偶然攻擊目標*

美國之音記者阿利沙柳認為，記者並不是偶然的攻擊目標：“我認為，在叛亂武裝妄圖贏得這場恐怖戰爭的勝利而制定的總體計劃中，記者肯定是其中的一部份攻擊對象。當然，你可以用其它的甚麼名字來稱呼這場戰爭。我覺得，當記者被綁架，然後在錄像片中露面的時候，確實有很大的宣傳效果。看到這些人的畫面對自己的影響和震撼很大，尤其是看到這些記者懇求綁架者放他們一條生路的時候。看過這些畫面，人們的心理層面會發生變化，其他沒有遭到綁架的記者會說，『噢，我的天，看她遭遇的這些不幸。這些也可能發生在我的身上。』幾乎如同自我反省一般，記者們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所報導的新聞內容會變得異常謹小慎微。他們做事開始三思而後行：他們也許獲取了一些有關基地組織現狀的驚人消息，但是他們在是否報導這些消息的問題上可能會三思，因為這樣做可能會危及他們的生命。因此，綁架並公佈錄像的做法既是一種心理恐怖主義，也是一種針對肉體的威脅。這種做法對於恐怖份子達到自己的目的來說非常有用、奏效。”

按照阿利沙柳的話說，由於這種威脅和恐嚇，人們已經無法對伊拉克局勢有一個全面客觀的瞭解，這也是戰爭造成的又一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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