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8日訊】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l906-1975）於1949年寫成，於1951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初版的名稱為《我們當前的負擔》（The Burden of Our Time），在1958年的修訂版，鄂蘭增加了一篇類似結論的文章，題名為「意識形態與恐怖統治」，分析極權主義政制跟過去的專制政體本質上的差異，書名也改成現在的名稱。
《極權主義的起源》是鄂蘭生前出版的第一本主要著作，一如其他所有的論著，如《伊赫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論革命》（On Revolution）與《人間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這本著作所建立的極權主義理論，及其歷史根源的解釋與敘述，激發學院的歷史與政治學學者的嚴厲評論。儘管如此，鄂蘭的論述構成理解西方現代之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現象的一重要的解釋觀點。
鄂爾的這本論著結合了歷史的解釋、敘述與概念之形構（即：建立極權主義之理論）。在了解《極權主義的起源》，我們必須以這兩個層面為方向。
依鄂蘭的解釋，極權主義是史無前例的新的統治形態，過去任何專制獨裁制，無論如何殘暴，都沒有如極權主義一般，把人區分成「理應消滅的人種或階級」，而以「集中營」或「勞改營」為場所，進行集體的改造與屠殺；過去的專制政權僅止於迫害反對此政體的「政治敵人」，但極權主義毫無留情地殲滅服從它的「順民」；過去沒有一個政體公然取消人的道德信條，如「你不應殺人」與「你不能做偽證」，而把殺人與說謊轉變成公民應該服從的法律命令；過去沒有一個政權的領導者如此狂妄地認為人的力量無比偉大，而得以從事人性的改造，跟這相對，過去也沒有一政權的領導者那麼謙卑自稱是執行「歷史或種族必然法則」的工具。
這樣嶄新的政權，鄂蘭進一步解釋，乃是建立在一套「意識形態」（ideology）的統治支配，這套「意識形態」，在極權主義者的運用下，表示一套講求前提與推論必須首尾一貫的演繹邏輯，這套邏輯以不講自明的「種族鬥爭」與「階級鬥爭」為前提，而對人類整體發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做全盤的解釋，同時認定人類整體的歷史意義在於一終極目的，意即「無階級社會」或「純粹人種」，的實現。極權主義者運用這一套「意識形態」塑造或者改造生活世界的「事實」或「現實」，在講求首尾一貫之一致性之邏輯推論，此「意識形態」拒絕實質之經驗與事實的否證，其結果把它支配的世界砌造成一封閉的「虛構世界」；同時，為了確實實現這套「意識形態」所揭示的歷史之究竟意義或目標，極權主義者自認是這一人類偉大的目標的執行者，但他們也知道這個目標並非一蹴可即，而是為「百年大計」，執行此目標的任何階段也都不會是絕對完美的，因此，「意識形態」的法則，不論是歷史的或者是種族的法則，必然是動態的，在此動態的運動法則的支配下，極權主義者名正言順地摧毀一切阻撓此運動的既成制度與憲政的結構，掃除人間世界的任何法律與道德倫理的界線；偏執於絕對之歷史目的之達成，極權主義者不斷在他們發動的所謂運動的歷史過程，尋找與肅清偏離或顛覆此運動法則與過程的「危險分子」。據此，在鄂蘭的解釋，極權主義的本質乃是抹平人間世界的所有界線，以及把人之多元性壓縮成單調如一的集體同一性，俾能釋放非人性的自然或歷史之勢力。
這套「意識形態」顯現在極權主義者身上的性格，一力而是表現「凡事皆可為」的虛無作風，一種認為人的力量無比偉大的狂妄；另一方面則是自認為執行歷史或自然之動態法則的工具，一切作為因此不是自發性的，或是自律性的，而是法則支配下的傀儡，這造成極權主義者全然喪失「政治責任」的理念與承擔。
在《極權主義的起源》1958年版的《意識形態與恐怖統治》一文，鄂蘭從理論反省的層次，表述極權主義的本質，但整部著作的重點在於解釋極權主義如何可能在西方現代社會中形成：極權主義的以邏輯演繹與歷史目的論為宗旨的「意識形態」如何可能塑造社會之力量，得以蠱惑人的心思，願意放棄一己之私奉獻於它不斷造成的運動？作為一位猶太人，鄂蘭特別關註：基於甚麼歷史條件，猶太人成為納粹的「民族社會主義」決意整體鏟除的對象？對於這些基本問題的解釋構成《極權主義的起源》的複雜、精微，且不時閃現高度之歷史想像的敘述整體。
就歷史敘述體的構成，鄂蘭在此書的第一部分，「反猶主義」，從西方現代「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的歷史形成，解釋猶太人——這沒有建立一政治共同體而飄泊無根的民族——如何取得金融掮客的地位，成為歐洲金融界的顯赫人物；但是作為一無國籍民，猶太人無法培養政治意識與參與政冶事務的能力，造成猶太人政治冷感與被動反應政治現實的習性（這是鄂蘭解釋猶太人現代命運的基本論點，也是激起她同胞之嚴厲批判的觀點）。生活於非他們所屬的國度裡，猶太人不是成為政治社會的邊際人物，就是戮力躋身上層社會的暴發戶。在西方現代早期的發展，由於國際間金融借貸的需求，這無國籍的猶太人，因這性格，可以替各國政府穿梭引線，解決金融之問題，是為各國政府所需要的「有用之物」，同時，在講求人權與法治的現代民族國家裡，猶太人可以獲得社會政治地位的保護，但猶太人所置身的安全處境只是暫時性的。到了 19 世紀，西方的現代政冶社會產生了無可化解的危機，猶太人喪失了他先前享有的安全穩固的地位。
鄂蘭把猶太人的命運與西方現代性的發展及其危機相互關聯，在《極權主義的起源》的第二部分，鄂蘭探討西方現代性的進展中，「潛伏的暗潮」如何導致人本主義與啟蒙之文明的崩潰，以及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造成納粹的「民族社會主義」的興起。她的論述不像學院之歷史家探討如「法國大革命之歷史起源」的方法，她不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特殊歷史處境，去尋求納粹之極權主義的根源，而是把它視之為可以表露西方現代性之陰暗底層的「巨大事件」，基於這樣的解釋立場，鄂蘭也把史達林的共產主義的極權統治，由於它奠基於馬克思式的意識形態，解釋為西方自啟蒙以來的現代性之產物，依此，我們可以說：鄂蘭探討極權主義的歷史起源，在某種程度上，是對西方現代性之困境的反省與批判。
關於極權主義的起源，鄂蘭思考的問題是：到底是甚麼勢力蘊藏於西方現代文明之社會，而導致極權主義可以把人性轉變成動物族類的屬性？鄂蘭以資本主義的經濟生產體系的運作為起點，說明資本主義如何把人固定的、滿足其生存之必需的「私產」（property）轉化成不斷投資和再投資之無限流動的「資產」（wealth），這種轉化也是孕育「資本主義意識」的過程，為擴張資產之原故而進行無休止的資產之擴張，以及以征服全地球為目的，構成了此意識的本質。
資本主義的無限擴張一方面動搖了有一定疆域與憲政法治之一定結構的現代「民族國家」體制，使國家逐步喪失在它治理的疆域裡保障公民權與超越人種族群之上的功能作用；另一方面，執行資本主義擴張的所謂「帝國主義」在亞非的殖民經驗中，孕育出「種族主義」，藉此合理化他們對殖民地的征服，同時，「種族主義」讓他們確立以人之生物屬性為本的政治共同體理念，而侵蝕了「民族國家」的政治公民權。除此之外，這些「帝國主義者」在執行資本主義的擴張原則時，所扮演的若不是以行政命令取代法治的官僚，就是隱匿身份的秘密特工，他們作為的取向即是破壞既定的法律或道德原則，這種帝國主義殖民經驗塑造出另一種態度與理念：否定或隱藏自己的認同身份，以及認為自己的使命是服務歷史與生物之必然性的潛藏的勢力，此種心態與理念（包括殖民地的「種族主義」）成為 20 世紀中葉極權主義運動的動力資源。
在解釋與論述從資本主義之擴張和帝國主義心態之形塑轉向極權主義運動與支配的歷程，引人興趣的說明主題是 20 世紀的群眾社會與極權主義之支配兩者的關聯，鄂蘭的論述表現了她對人之道德心理的洞識。依鄂蘭的分析，資本主義的「資產積累」的生產方式與不斷擴張的原則造就了西方現代社會一大群「孤單」、自覺「多餘無用」，以及跟生活世界疏離的「群眾」，拚命地追求物慾之滿足，充滿物慾之激情，罔顧公共事務，但是生活之支離與意義的喪失，使他們成為絕望之存有，他們既無法彼此結合成政治的團體，共同參與政治之事務，更甚者，他們隔絕了其他人，也隔絕了使他們生活有意義的共同世界，在這種「隔絕」（isolation）與「孤單」（loneliness），意即：喪失生活之共同世界）的存在處境，他們不但喪失了現實感，也喪失了合理健全地判斷經驗的能力，他們極易被任何勢力所鼓動。從群眾出來的激進分子（所謂的「暴民」）在 19 世紀中葉跟「帝國主義者」串聯，在無法治的「蠻荒世界」從事各種巨大的罪行，而被動的「群眾」則受各種運動的「意識形態」所蠱惑，帝國主義的「暴民」在亞非地區的罪行，以及「群眾」在歐洲大陸熱衷信服各種「意識形態」，這樣的經驗間接地造成孕育極權主義的溫床，最後，極權主義的封閉的邏輯推論系統與自稱能解答人類歷史之究竟意義的「意識形態」，終究能在這共同世界喪失與個人「單原子化」（atomization）的現代處境吸引「群眾」，他們服膺這套「意識形態」至少讓他們認為身屬某一聲勢浩大的「部落團體」，不論是自稱「人種之主宰」或者自稱「歷史必然性之領導」的「部落團體」，而能感受到生活的一點點尊嚴。
猶太人的命運隨著這樣的歷史的轉變逐步被推向深淵。護衛他們之政治社會地位的「民族國家」，其憲政法治結構受帝國主義擴張而動搖，以及它所保障之人權與法律之平等抵擋不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及隨之而起的民族或種族歧視之壓力，在這種處境下，猶太人具有的文化特殊性及他們在現代歷史中跟「民族國家」的緊密關係，遂變成種族之歧視與仇恨的顯著目標。
扼要地說明《極權主義的起源》的論述主題，提供讀者簡略的綱領，希望有助於讀者閱讀這部被視為西方現代經典名著。最後，讓我們思考的問題是：鄂蘭在這部著作中處理1890年代西方現代的困境與極權主義的本質與歷史根源，對我們能提示甚麼反省之資源？細讀這部論著，不難發現：鄂蘭透過歷史的解釋與敘述，說明西方現代之「民族國家」（它的契約論式的個人主義基礎、它對人權之保障與形式之平等的承諾……等被視之為西方現代性之成就）本身具有的脆弱性格，如上所說，「民族國家」的憲政法治結構經不起經濟的無限擴張，更甚者，它抵擋不了各種以血緣關係、語言文化、區域認同為基礎組合成的「族群」所揭示之「政治認同」的意識形態的攻擊，最後，代表啟蒙理念、法治倫理與寬容原則的西方現代性是否如我們想像的如此根基穩固？同時，西方現代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與科技所承諾的繁榮富庶，是否證明只是夢想？如果說西方的現代性在某種程度上構成我們的傳統，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的深刻反省是值得我們去閱讀與理解的。
《極權主義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作者：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譯者：林驤華
──轉自《右派網》(//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