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1日訊】「右派」索賠是權利意識覺醒的表現，杜光先生這一概括是很準確的。這種覺醒正追隨農民的覺醒、職工的覺醒，匯總為全國各界的維權活動。維權，就是針對公權力施加的剝奪與迫害，要求償還遭受的物質與精神的損失，維護應有的權益。追索活動是基於自身權益所受損害而展開的，有著持久和頑強的動力，因此，它能衝破重重阻礙，冒著暴力鎮壓的危險，艱難地前進。來自民間的這種和平與理性的討債、抗暴活動是新世紀展現在神州大地的一縷曙光。
在維權聲中，反右運動即將迎來50周年之忌。許多當年的罹難者帶著遺憾的歎息已經淡出歷史，在波濤洶湧中被吞沒的那一代正在化為未知的歷史符號，對那場風暴的記憶因當局禁言而逐漸在人間模糊起來，滔滔歲月正在無情地沖刷著真實。這一時刻，北大當年學子燕遯符發出一聲呐喊，執著地要求北大為錯劃右派事向她道歉，賠償損失。這是衝破歷史的昏暗而崩發的一瞬閃亮！當年，她說出一個真理：在《怎麼辦――對這次運動及其前途的看法》中，她指出「大力發揚民主，讓人民確實認識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是自己的救星，請自命人民恩人者徹底換一個腦袋（來一番徹底的思想改造之謂也，絕無他意。）」，今天，她又指明一個真理：欠債理應償還！這是不容拖欠、不容賴賬的、必須維護的個人應有的權益！當局給個人造成的物質與精神的損失，是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絕賠償的。
從燕遯符不免想起林希翎，把這兩位女士的要求作一回顧是有意義的。林希翎要求改正，為此而尋訪多方權力部門，給鄧小平寫萬言書，力辯自己無辜。她的這一要求是正當的，獲得時任中宣部長、黨中央秘書長胡耀邦的支持。林當時的心境，同其他被劃右派一樣，以為只有獲得「改正」才表明自己的正確性得到承認，自己才能從「右派」中解脫出來。殊不知，把是非的判斷寄託於當權者，以為他們是青天老爺，實在是天真了。同樣是中央制定的《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既以此劃出若干右派，又以此改正若干右派，難道標準本身有如此寬闊的伸縮度嗎？不過是出於權力的考慮，想劃就劃，想改就改，如此而已。在當權者那裏只有權力的需要是判斷是非的標準。「說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說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這就是專制主義。把自己正確與否委託給它判斷，是人權意識尚未樹立的表現。要求當權者為自己「改正」，只有不是作為目的而是作為手段，用以揭發權力的專制性時，才是有價值的。應該說，1979年幾乎所有「右派」均沒有這樣的覺悟。20年後，燕遯符要求原校為錯劃事道歉賠償，可以明顯看到，是非標準已經掌握在自己手中，追索賠償是理之必然，沒有商討餘地，當權者作為總體責任承擔者沒有拒絕賠償的任何空間。它表明，人權意識已經樹立，個人是自己命運的操作者，「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是自己的救星」――燕君1957年的理想終於在1995年實現，而且執著地堅持下來，2005年再次追索道歉賠償，她相信「我的人權一定應該得到尊重」。從林到燕的要求之變，我們看到權利意識的覺醒，這是可喜的收穫。
從這支罹難者隊伍看，象燕君這樣大膽、執著追索欠債者終究是極少數。經過50年風吹雨打，鄧小平實施的分化瓦解政策已使這支隊伍分道揚鑣。一部分被吸收到體制內，成為鞏固新政的力量。其中，有些進入權力結構，突出的如總理朱鎔基，他與1957已一刀兩斷，絕口不提前罨；有些依附於權力結構，突出的如學者費孝通，他不再叨嘮「早春二月」，只在酷熱中憩息於黨的蔭涼下，連稱「自在」。另一部分罹難者相反，拒絕進入體制，仍堅持民主自由理念，不斷與權力結構周旋。其中，有些雖再受迫害，但不忘「第二種忠誠」，突出的如作家劉賓雁；有些已告別馬克思主義而皈依自由主義麾下，突出的如學者李慎之。可惜的是，劉與李二人均不擅長登高一呼、應者雲集，神州大地又不具備產生哈威爾或薩哈洛夫的生態環境。即使如1996年劉賓雁、許良英、方勵之等前輩籌備紀念「右派」罹難30周年的話動，尚未著手即被「民主黨派」中效忠政權的某學者告密而遭破壞。以後，「反右」、「文革」、「評毛」等均被消音，大陸中國只留歌舞升平的靡靡之音伴隨一群醉生夢死的貪官污吏、暴富黑幫。所以，今天維護1957被侮辱與被損害者權益，追還欠債，是相當困難的。
被專制者的愚昧與怯懦是維權產生困難的重要因素，而愚昧與怯懦正是專制者刻意造成的。意識形態所以控制嚴厲，就是為了封鎖資訊，鉗制言論，造成愚昧環境；敢言者所以重刑懲罰，剝奪性命，就是為了恐嚇百姓，震懾群眾，造成怯懦心理。使被蒙蔽者清醒，使怯懦者勇敢，形成對專制者重重包圍之勢，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專制者顫抖之時也就到了。基於這種認識，我以為，向當局追索1957欠債，不妨在群眾認識方面下些功夫。索賠如能獲得群眾性認同，就會形成巨大的社會壓力，形成一種威勢，脅迫當局考慮道歉、賠償問題。舉幾個例子：（1）鄧小平一再宣揚1957年「殺氣騰騰」，把它作為反右大方向正確的依據。群眾不明真相，以為他說得有理。因此，有必要將葛佩琦當時說些什麼，他的發言如何被歪曲、篡改，以及他如何為共產黨立功並被遺棄的過程原原本本公之於眾，群眾自會判斷，「殺氣騰騰」之說也就不攻自破。（2）毛當年一再鼓勵鳴放，慷慨激昂地慫恿人們「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群眾並不瞭解這些人其實是聽不得不同意見，隨時可以翻臉。大家應該知道如下事實：林希翎5月23日和27日在北大的演講內容，劉少奇通過《內參》立即得悉並批示：「極右分子。請公安部門注意」（《林希翎自選集》143頁）。此時，便衣已滲入北京大學進行跟蹤，並派線人在重點社團臥底（詳情見張元勳著《北大1957》）。表面上讓這些涉世未深的青年學子鳴呀放呀，暗地裏卻動用專政手段偵察，這種陽一套、陰一套的手法不是證明對知識份子採取敵對態度、不容許異樣聲音存在的專制立場麼？（3）人們不清楚那場「陽謀」如何打斷了原有的文化承繼關係，如何摧毀了固有的文明傳統。他們不知道中華大地刮起的這場颶風名曰「無知」，沖下的這場山洪名曰「野蠻」。正因為無知橫行、野蠻肆虐，才招致「大躍進」的巨大災禍。就是說，有必要使大家知道這場反右的罪惡性質。
北大歷史系學生沈元的遭遇就折射出當時對知識橫加撻伐、逼迫知識份子走上絕路的陰影。沈被劃右派，勒令退學，在街道辦事處幫助工作。他研究漢朝學童識字課本《急就篇》所寫論文，經中科院社會科學部副主任劉導生推薦，歷史學家黎澍、劉大年均予肯定，在《歷史研究》發表，並設法將其調至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沈寫成《洪秀全與太平天國革命》，在《歷史研究》發表，並由人民日報壓縮轉載，在學術界引起轟動。由此招來是非，有人聯名告到毛處，指責《歷史研究》主編黎澍「吹捧右派」。田家英致電詢問此事，中宣部指示：要注意影響。沈又寫成《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和歷史研究》，黎澍因中央壓力，只允許其以筆名刊《歷史研究》。此文亦由人民日報轉載。此後沈寫成《尺度史概論》，由於與政治無涉，以筆名再刊《歷史研究》，他的有關歷史主義論文則無法面世了。一個很有才華的青年研究人員眼看著將被扼殺。接著「文革」來到，沈遭批鬥，因恐懼與不忿，化裝黑人逃至馬里使館，後以「叛國」罪被處決。（詳見《黎澍十年祭》）這就是反右造成毀滅文化、毀滅文明的罪證。（4）被劃右派的下場是非常悲慘的，這更是人們很少知曉的。《夾邊溝記事》一書寫「右派」受難，因史實黑暗，觸目驚心，甫出版即遭禁。一死難者後代將長文供桌上，長跪拜讀，痛哭不止，說不知父親死得這樣慘。夾邊溝農場共囚約3000「右派」，1959-1960年每人/月糧食從26斤減至20斤再減至14斤，一天不足5兩裹腹，體力嚴重透支，大面積死亡隨之發生。農場負責人請求張掖地委調點糧食，地委書記訓道：死幾個犯人怕什麼？幹社會主義哪有不死人的！書中記載，高吉義偷食土豆上吐下泄，年近6旬的牛天德竟從其嘔吐和排泄物中揀食土豆疙瘩。最後發生將死人劐開取食內臟之慘事。傅作義從美國召回的內弟、水利專家傅作恭餓得到圈旁尋找豬食，無力地倒下被雪覆蓋，無疾而終。親歷者描述：「餓死前要浮腫，浮腫消下去隔上幾天再腫起來，生命就要結束了。這時候人的臉腫得像大番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裏邊包著一包水。眼睛睜不大，就像用刀片劃了一道口子那麼細的縫隙。他們走路時仰著臉，因為眼睛的視線窄得看不清路了，把頭抬高一點才能看遠。他們搖晃著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鐘用以積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隻腳邁出去。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就像是咧著嘴笑。他們的頭髮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
生命的如此結束，讓人驚駭和痛心，不禁為這些無辜者發出撕心裂肺的哀歎。近3000成員，只有幾百人逃出虎口。農場醫生被留下，為死難者編寫假病歷，其中沒有「饑餓」二字。這段被刻意隱瞞的歷史，直到40年後才由一位良心作家楊顯惠披露出來。這是多麼反人道、反人性的對付異議者或無辜者的暴政啊！以上所述幾方面事例無非說明，以準確有據的事實揭露毛澤東勢力的「陽謀」真相，戳穿毛鄧等人偽造1957歷史的可恥伎倆，以充分的理性分析指明反右的罪惡本質，給製造文化斷層和毀壞文明的罪魁禍首以應有的曆史地位――這其實也可看作一種追索欠債的方式。只要大眾通過對反右的真相揭露，認識到專制者的暴戾，提高了維權的意識，形成對權力者的強大壓力，迫使他們不得不考慮償還債務，那時，他們交出的恐怕就不止是1957給予知識份子的物質和精神傷害的賠償，連「黨的領導」與「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權也不得不拱手讓出。燕遯符女士得到的將是雙倍賠償！
當然，這只是一項設想。它的核心在於啟發民智，動員民力。這種肇始于五四運動的民主啟蒙工作，現在應該由民主派接力進行下去。1957的批判專制、弘揚民主的歷史作用將由於上述設想的實施而使民主意識的普及和人權思想的覺醒呈現蓬勃發展之勢。這是社會轉型的牢固的思想基礎。
（200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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