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1日訊】一、頑固的造神的神化傾向
　　　　　　　　　　　　　　（神化的改革）

凡專制制度，總有一種頑固不化的傾向，這就是公開的或者隱蔽的造神傾向，要神化獨裁者和他們的思想、行為，要搞獨裁者、統治者的個人迷信，或群體迷信。而民主制度，則堅決反對造神運動，堅決反對神化領導人，提倡批評和監督領導人，提倡人本主義，反對神本主義，提倡政教分離，世俗政權。

因此，凡專制御用文人，包括當代共產黨的或者親共的御用文人，往往習慣於造神運動，製造一些神聖的人物、事物、概念，給它們套上神聖的光環，製造不容懷疑，不容反對，不可動搖的形象。這些人物、事物、概念，或者是宗教那樣公開的神、先知、救世主、天子（上天之子）、神子、聖子、聖經、經典、聖物、聖諭等等，或者是隱蔽的領袖，導師，偉大思想，偉大理論等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鄧小平，社會主義，共產黨主義，共產黨，最高指示，全面專政，四個堅持，革命，改革開放，三個代表，等等等等，都是例子。

但是，無論這些神化的人物、事物、概念是好是壞，是正面還是負面，一旦被神化，批評不得，就會會造成嚴重後果，令人厭惡。

在當代世界上，儘管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幾百年來，中國民主運動幾十年上百年來一直批判這種造神運動，但總有人死抱住神化習慣不放。

狂熱的宗教分子我們不去說他們，反正他們的信仰決定他們總是要這麼做的。民主事業的任務，就在於一方面堅決維護他們及所有人的信仰和思想自由，另一方面為了這種自由去防止他們搞政教合一，搞思想和信仰專制，侵犯他人自由。這裏的問題是那些深受專製造神習慣影響的人，尤其是御用的文人，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現他們的這種傾向。例如這些年來包括捧鄧、捧江、捧胡，捧四個堅持，基本路線，三個代表，和諧社會等等的文人們，無論在民主大潮中，他們這些造神迷信運動顯得多麼可笑，他們都是一本正經，振振有詞，毫不臉紅，吹捧不已。

改革這個詞，本來是一個不壞的詞。但是一旦被文人們捧為「不可動搖」，批評不得，難免就變成藏汙納垢，貪汙腐敗，搶劫掠奪，厚顏無恥的犯罪庇護所及遮羞布。

胡平先生在《評溫鐵軍福建寧德講話》中說：「自六四之後，中國的改革就走上一條邪路，要把它拉回正道已經是越來越艱難。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要努力把它拉回正道。這需要我們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價。但問題是，如果我們現在不這樣做，以後我們勢必要付出的努力和代價只會更大更大。更何況，如果我們現在不這樣做，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不付出代價。事實上，代價天天都在付。共產專制從不吃素，它必須靠喝人血吃人肉才能維持生存，它必須靠全民族的道德沉淪才能維持生存。」

我完全贊成他的話。改革既然走了邪路，那就決不能「動搖不得」，相反，一定要動搖它，把它拉回來，拉到正道。否則，我們的民族就將在「改革」的幌子下，沉淪，墮落，及至在精神上甚至實體上滅亡。

二、改革的分歧和邪路
（岐路上的改革）

我們不來說中共的專制頑固派，因為他們根本上反對改革。我們這裏只來說主張改革的人們主張的完全不同的「改革」。

事實上，中國的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存在方向和道路的嚴重的分歧。
例如：

1、要不要搞政治改革？
2、如果要搞政治改革，是搞自由民主還是搞四個堅持？
3、在改革程式上，先搞政治改革還是先搞經濟改革？是政治改革先行，帶動其他改革包括經濟改革；還是經濟改革先行，不搞政治改革或者經濟改革「自然而然」帶來政治改革？
4、經濟改革是在政治改革帶動下，按符合社會公正的原則，遵照客觀規律盡可能先進公正的方式進行，還是在專制條件下變成官僚太子黨的大搶劫大掠奪？

從1973年開始從事民主運動的那一刻起，尤其從七九民主牆時期由政治反對派民辦刊物首先提出並討論改革問題開始，筆者就是一直主張搞先自由民主的政治改革或者革命，政治改革或者革命先行，以政治改革或者革命帶動包括經濟改革在內的其他改革。認為在專制制度下的經濟改革，尤其是國營經濟的改革，一定為官僚們謀私侵吞所扭曲變質。但筆者的意見一直不為當局及許多自命改革派的人士所接受或重視，遭到反對或漠視。因此顯得非常地孤獨、孤單。

我們贊成農村大包乾，重新回到個體私營農業，以及城市個體經濟的發展，因為這是當時一黨專制條件下唯一可能的救急性改革辦法，也是經濟改革可能和政治改革很大程度上分離的領域。但自從1984年那些自稱改革派的人們鼓吹「一包就靈」，「讓包字進城」，我在監獄中寫文章批駁，認為這完全是幻想，包字不可能解決城市經濟問題。從那以後，我們與大多數自稱改革派的人們在改革走什麼道路的問題上，實際上分道揚鑣。

如果說，胡耀邦當政時，中共黨內改革道路問題上還意見分歧，還有不同道路之爭。那麼，胡耀邦下臺，中共基本路線的制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中國改革就基本上走上了邪路。筆者當時寫了多篇文章批判基本路線，包括批判趙紫陽先生十三大政治報告的有關基本路線和生產力標準的論述。（見筆者當時的《短論數則》等文章）。但是，當時仍然有趙紫陽先生等講政治改革，改革道路問題上的鬥爭，仍然存在，政治改革的可能，仍然存在。還不能說徹底走上邪路。

六四屠殺鎮壓政治反對派，主要是為了扼殺要求政治改革搞自由民主反對腐敗的訴求，以後，中國改革就完全走上了邪路，政治改革成為禁區。經濟改革成為官僚太子黨赤裸裸的大搶劫大掠奪。

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就是以改革為名，號召大搶劫大掠奪的動員令。南巡講話當然反對保守派不敢搞改革，不敢搶劫掠奪的膽怯心理，但實際上主要是為以改革為名的大搶劫大掠奪，製造輿論。從那以後，以鄧家為先鋒，一場官僚太子黨懷著末日心態全國性的圈地，倒賣，大搶劫，大掠奪的大潮，就在全國如火如荼地展開。把中國老祖宗留下來的一切和中國人未來生存需要的一切，包括土地、礦產、環境和過去創造出來的工廠房屋等一切財富，甚至人們的道德、文化和人格，都拿來搶劫、掠奪、拍賣和變現。大搶劫大掠奪的辯護士們看到了這種變現的來得來的金錢、好處和發展，卻看不到這種急功近利的末日大搶劫大掠奪在物質上和精神上給子孫後代帶來的災難，尤其是破壞生存環境造成的生態災難，掠奪社會財富造成貧富懸殊的社會災難，民族精神和道德崩潰的精神災難。

無數御用文人和官僚太子黨為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叫好。但是，我當時跑了一些省市許多地方，看到的卻是再一次大躍進似的浮誇風，國家、省市級到鄉鎮甚至村一級，到處是異常可笑的「開發區」，到處是拋荒的土地和廢棄的半拉子工程。即使僅僅從經濟上說，損失也是巨大的，估計經濟損失是僅次於大躍進和文革的一場運動。鄧小平不僅在理論上是一竅不通，而且在經濟上，也是一竅不通。搞經濟是實實在在的事情，任何經濟，都切忌大起大落，切忌用搞運動的方式搞經濟。大躍進，文革，鄧小平南巡講話，還有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建議俄羅斯和東歐搞的休克療法，都犯了這個大忌。所以我當時寫了兩個建議書，其中一個就是在全國取消開發區，制止浮誇風。

三、官僚太子黨腐敗、搶劫、掠奪的吹鼓手
（邪路改革的辯護士和吹鼓手）

自詡改革派的自由主義文人，採用極端化簡單化的思維，跟在改革派御用文人後面，繼續神化這場走上邪路的「改革」，鼓吹無條件私有化、商業化（所謂產業化），不顧一切私有化、商業化（產業化），在這場走上邪路的改革中，與御用文人一起，墮落為官僚太子黨大搶劫大掠奪的吹鼓手和辯護士。

溫鐵軍先生和皇甫平（周瑞金）先生，曾經被人們認為是體制內有由自由主義傾向的改革派，廣獲好評。但事實上，在過去這場走上邪路的大搶劫大掠奪中，他們仍然自覺不自覺、有意無意地在不同程度上成為類似的吹鼓手和辯護士。尤其是溫鐵軍先生，曾經被一些人認為是三農問題上農民利益的代言人。但是，這一次福建講話，溫鐵軍先生的說法，卻完全證明瞭我們過去對這些自由主義傾向的人士們的判斷。溫先生現在是完全自覺地投入官僚太子黨的腐敗陣營去了。並且，溫鐵軍先生是比大多數糊裏糊塗的自由主義人士自覺得多地充當官僚太子黨及其腐敗現象的代言人和辯護士。

溫鐵軍先生說：「執政黨轉型期間要加強執政能力，要格外防範政治風險。什麼政治風險呢？第一，現在要想推進美國式的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碼的健康力量。一是我們的官員恐怕90%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問題，越是權力部門的官員越有此問題，能全揪出來嗎？不能。能指望有問題的官員公正地執行政策嗎？也不能。二是我們的知識分子大部分有非稅收入問題，大家都滿天飛地走穴講課，拿的錢難道都報稅了嗎？越是大腕學者，越是可能有大額的非稅收入，比較普遍地有偷漏稅問題。其三是我們的企業家很多有非法經營的問題。而既然中產階級主要是官員、企業家、知識份子這三部分。在這種三部分都有問題的條件下，能搞出一個良性政治嗎？不能，那怎麼辦呢？目前只能加強執政黨的一元化領導。」

這充分說明瞭當局包括溫鐵軍先生這些被當局收買的知識精英的真實心理。同時也說明，這種大搶劫大掠奪的改革愈是進行，社會就愈是腐敗，就越要加強專制統治，政治改革自由民主就愈是不可能，中華民族就愈是墜入腐敗、道德崩潰、民族精神毀滅的深淵。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千萬不能再對這個腐敗的當局抱有任何希望。我們惟有積極準備，奮起抗暴。以全民抵制，全民反抗，全民抗暴，全民起義，全民革命，來埋葬中共當局的腐敗統治，最終建立自由民主制度，才是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的唯一出路。

當然，官方御用色彩更強的皇甫平先生，倒與溫鐵軍先生有些不同，他主張搞政治改革來補救過去改革的失誤。我們不知道他的說法是否真心。但只要他們承認政治改革實行自由民主的必要，我們都應該爭取他們，在批評指出他們錯誤的同時，爭取他們，促使他們加入為自由民主奮鬥的行列。包括溫鐵軍先生，哪一天他認識了，不搞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了，傾向民主了，我們仍然應該歡迎。

2006-2-18日

轉自《民主論壇》(//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