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8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夏愛茗採訪報導)北京的自由撰稿人劉曉波在互聯網上發表題為《整控媒體新手法透視》的文章，分析了中國政府從2004年以來，對媒體採取的鎮壓和收買雙管齊下的政策。

他認為，目前官方對媒體的控制採取了更隱秘的方式。但是，中國民間社會的發展帶來希望，終將驅散中國的政治嚴寒。記者夏愛茗就此邀請在北京的劉曉波和旅居美國的政治學者方覺進行討論。

記者︰首先，劉曉波先生，在您的這篇文章裡面提到胡溫上台以後，除了在應付SARS危機時有過短暫的寬鬆之外；從2004年開始，“胡溫新政”就變臉成了“毛氏舊政”，那麼政治氣候進入嚴冬，媒體遭到了整肅。您是不是認為胡溫是應該直接對媒體的遭遇負責呢？

劉曉波︰當然啦！這個就是整個政治氣候的“左”轉，肯定是來自中共最高層的嘛！

記者︰那麼它們為什麼會採取這樣的態度和方法？是不是這些領導人的意識形態和個人風格所決定的呢？

劉曉波︰對，這個當然是與它的意識形態和個人風格有很大的關係。另外一個就是說，民間對於現存知識的不滿、對貧富差距的不滿，而社會底層的官民衝突，不斷的加劇的這種情況下，那麼按照中國這種思路，要想遏制住底層的這種官民衝突不讓它擴大、不讓它加劇。

那麼它們能夠想到的辦法，不是用另一種方法，就是說給民眾建立一種合法的、一種組織化的利益表達依據；它們要做的反而是壓制這樣的一種聲音，就把這個聲音盡量消滅於萌芽狀態。

這幾年由於說有很多事情成為公共事件，都是由於媒體輿論的介入之後，才成為備受關注的公共事件。所以說它自然想到通過封鎖媒體，是它維持所謂的現在這樣一種穩定的方式之一吧。

記者︰那麼方覺先生，對於近來出現的比如說《新京報》、《中青報》的《冰點》等媒體，遭到換血、關閉等等。您認為這些是否直接來自於中共高層的壓力呢？那麼，這些媒體這樣的遭遇，這個責任由誰來負呢？

方覺︰一是來自於中宣部的主要領導人，這位主要領導人現在是中共的政治局委員副書記兼中宣部的部長劉雲山先生。這一位職業的黨報記者的和職業的新華社分社記者出身的人，他的思想一貫是很“左”的。在劉雲山先生之上的政治局委員當中，主管宣傳的那個常委，也是一個機會主義者。

記者︰那麼我想在中國這個政治體制裡面，任何主管部門的這些領導人，他們難道不會揣摩上級的意圖？而且這些媒體遭到打壓的消息，在國內外受到廣泛的關注，那麼胡溫他們難道不有所耳聞而加以干涉嗎？

方覺︰這就是共產黨的政治特色。最高層領導人他知道這個情況，他不表態。實際上就是把這個處理媒體的工作責任和政治責任，推給了中宣部。

記者︰劉曉波先生，您對於方覺先生剛剛的觀點怎麼看？

劉曉波︰我覺得這種下打壓媒體這個具體命令的單位，肯定是來自中宣部啦！但是2004年這個向“左”轉，是一種整體性的，不光是媒體性的。比如說對於異議人士的監控、對維權人士的打壓。那麼這整個政治上的這種嚴寒、這種“左”轉，顯然來自最高領導人。

記者︰那麼總的來說，您認為在中國被整肅的這幾個媒體，他們被整肅的原因，是不是因為他們在新聞媒體自由方面做得比較出色，才遭到整肅呢？

劉曉波︰凡是遭到整肅的，相對來講，起碼在社會評價中是比較開明的媒體。這幾大陸有一個特點，因為媒體要推向市場去競爭，在這種娛樂化這條路基本競爭飽和的情況下，那麼有很多媒體，特別是在一些優秀新聞人的帶動下，它就嚐試著走這種時政新聞、時政評論來爭取這種市場份額。

剛剛有這麼一點苗頭的時候，我稱為這是媒體自發的走向市場化、獨立化、民間化的這麼一個過程。那麼它現在這種打壓媒體，就是一個堵住出路，叫你重新回到喉舌化，特別是在時政新聞這一方面。

記者︰那麼方覺先生，中共官方對這些媒體的打壓，對於中國新聞媒體的進步來說是意味著什麼？這些媒體在促進中國新聞媒體進步方面，您認為做得怎麼樣呢？

方覺︰我覺得受到打壓的這幾個媒體，在促進中國新聞的進步，尤其是促進新聞的客觀性方面，是起了積極作用的。但是我同時認為，也不要過高的看待被打壓媒體的立場。

這幾個被打壓的媒體，除了反映一些民間疾苦和中國官場的腐敗行為以外，好像也沒有提出更多的新聞自由，或者說政治改革，或者說是客觀反應現在的國際形勢。中宣部以及中共的其它主管的機構，對於這幾個媒體的反應，我認為是過度反應。

記者︰劉曉波先生，經過這麼多年的中共當局對您的監視呀、拘禁呀，那麼您為什麼還敢於在互聯網上繼續發表您的這些不同於政府的觀點？那您有沒有擔心當局對您的打壓會升級呢？

劉曉波︰我覺得我堅持的這個東西，是一個在道義上站得住腳的，是正義的嘛！那我當然要堅持啦。至於要付什麼樣的代價，誰也不願意去研議。

當然在中國的這種情況下，從我個人講，我想在這個環境中，我並沒有那麼高的理想，救國救民哪，我也救不了；我只是先救我自己，我堅持做一個有尊嚴的說實話的人。

記者︰在您文章的最後，提到了民間社會的力量與政治高壓的對抗，那麼您認為中國媒體的春天將在什麼時候到來呢？

劉曉波︰這個很難預計。就是說大家按著你自己認為對的東西去做，能夠在自己能夠承受風險的範圍內，講真心的話這就夠了。因為它現在不同於以前了嘛，官方這種意識形態，它在人們心中的貶值甚至破產，已經是一個既定事實了。

記者︰那麼方覺先生，您對這個中國媒體以及民間社會發展的前景怎麼看？

方覺︰我覺得中國媒體適度的開放和獲得初步的新聞自由，恐怕要在中共的明年秋天的「十七大」以後。「十七大」以後，有可能中共會向溫和化的方向，去調整一下它的意識形態政策和知識份子政策，甚至可能調整一下它的互聯網的管制。

至於民間社會呢，我覺得最近兩年發育的比較快，尤其是民間的維權活動，可以說是比較豐富的。現在的問題是需要把民間的維權運動和中國的政治改革結合在一起。如果說在共產黨體制之下，沒有政治改革的話；僅僅依靠民間的維權運動，不太可能取得制度性的變化。

（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