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7日訊】在中國這片沒有自由的土地上，自從有了互聯網以後，封鎖與反封鎖的鬥爭就從來沒有停止過。

網絡是中共政府最擔心害怕的信息傳播工具，自由國家的人們也一直在說，有了網絡，中共專制政府封鎖信息單向洗腦宣傳的愚民招數就失靈了。出於擔心，十幾年以來，中共使盡了渾身解數，它動用大量納稅人的錢，僱用大量的網絡警察，不惜一切代價對網絡進行封鎖。

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專制高一尺，自由高一丈。封鎖高一尺，反封鎖高一丈。

在這沒有硝煙的戰爭中，我知道了兩個能人，兩個反網絡封鎖的英雄。這兩個一直默默無聞但最終曝光的英雄對突破中共網絡封鎖，為中國人民輸送真實信息立了大功。

第一英雄是「大紀元時報」技術總監李淵博士。他也是破中共網絡封鎖第一人。

二月八日上午十一時十五分，數名顯然帶明確目的由中共指使的持槍持刀匪徒闖進李淵博士家中，用膠帶將其嘴眼手腿纏住，對其暴打，並逼問保險櫃在哪裏，最後搶走他的兩部十六寸索尼牌筆記本電腦、皮夾以及檔案櫃信息材料。

電視機前接受記者採訪的李淵博士，昂著頭，帶著滿臉的傷痕和十五針縫針的兩處傷口，還有那只被打得睜不開的眼睛，平靜坦然地說到，「他們算錯了，我的電腦是高度加密的。我也不會被這點雕蟲小技嚇住，我會一如既往地揭露中共的邪惡，將其罪惡告訴世界人民。」

沒有受害人的悲憤，沒有大難後的恐怖，這謙謙學者談的還是技術，表露的還是那份堅定的自由人權理念。

我的眼睛模糊了，模糊中我清楚地看到一個在和平年代中面對恐怖主義者的和平戰士，雖然沒有戰火硝煙中持槍面對日本侵略者那樣驚心動魄，但那為自由和平抗爭的精神，那視死如歸為自由犧牲的氣勢卻是一樣的震撼人心。

李淵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師從諾貝爾獎得主崔琦教授，取得電子工程博士學位。名師出高徒，李淵本人也是美國著名的科學家，有發明專利達十多種。他最令我們這些普通中國人欣賞的，最令中共政府頭疼以致惱羞成怒的發明，是他的突破網絡封鎖的高招兒。這次恐怖事件正說明，經過幾年的較量，中共手下的那麼多高科技網絡科學家就是治不住李淵和他的團隊，破不了他的招兒。面對李淵，中共高層亂了方寸，氣急敗壞以致竟出此下下策，他們公然與文明世界，民主制度對抗，把共產黨的恐怖活動帶進了美國家庭。

面對中共的恐怖威脅，李淵還是李淵，經過煉獄洗禮的李淵更淡然了。他的言外之意再清楚不過了，你們根本破不了我的招兒。他的語言再簡練明瞭不過了，「我相信我做的事是正義的。」 於技術，於信仰，淡淡幾句話，李淵又贏了。

知道另一個英雄是因為我女兒，沒想到他會成了我年輕女兒的偶像。昨天(二月十三日星期一)，我回到家已是晚上九點多鐘，一進家門先生就興奮地說，「女兒給我一份今天的「華爾街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讓我一定讀其中的一篇長篇報導，而且她一再囑咐我讀完一定不能丟，一定要讓媽媽也讀。」

我說，「甚麼報導這麼興奮？上次她也給我一篇報導，講中共怎麼封鎖網絡，雅虎怎麼助紂為虐，幫中共抓捕網上作家。這對我並不新鮮。」 先生說，「這回的報導可不同了，這回詳細地描述了一個中國來的小伙子怎麼與中共政府的網絡封鎖鬥智。這小伙子可真不簡單，怪不得女兒這麼崇拜他。」

我顧不得吃飯，一口氣讀完了這篇長篇報導。一個有著鮮明自由色彩，獨立人格，滿懷正義感，智慧過人的年輕人躍然紙上。

原來我在國內的親戚朋友總是掛在嘴上的專破中共「防火牆」和「金盾」封鎖工程的反封鎖網絡系統「自由門」的發明人就是他─Bill 夏。

三十歲出頭的Bill 十年前來到美國，攻讀物理碩士學位。到美國後，他看了所有有關八九年天安門運動的錄像，天安門運動時只是中學生的Bill 今天在自由世界裡終於有了知道真相的自由和已經成熟的成年人的頭腦。有了思想，自由意識和獨立人格的Bill ，對中共封鎖一切信息使老百姓只能聽它一面之辭謊言的各種表現是愈來愈不舒服。

2000年，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反表了意見書，說，「煽動顛覆政府」 或 「洩露國家機密」 或 「組織邪教」 都是犯罪行為，人大呼籲要立法發揚好的，消除壞的，鼓勵發展健康的網絡，保衛國家安全和大眾利益。(譯自英文)

中共政府的這種蠻橫態度促使Bill 發起反擊。

他開始自學電腦學，並於2002年成立了自己的電腦公司，取名為「發展網絡技術公司」(Dynamic Internet Technology Inc.)。 他沒有收入，靠妻子掙錢養家。

2002年那年正是反網絡封鎖運動的低谷年。由於中共動用了大量的人力財力，使稱作「中國偉大防火牆」(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的封鎖技術全面提高。而海外這邊由於資金不足不能及時有效地跟進發明更高一招的技術，名為「三角男孩兒」(Triangle Boy) 的一個最強的一直所向無敵的反封鎖系統失去作用。

幾個月後，Bill 的「自由門」破土而出。可想而知，「自由門」以及Bill 幫助發明的其他幾個反網絡封鎖的產品是他自虐似地拚命工作取得的成果。他常常獨自工作到早晨三點。每天早晨他醒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衝到電腦前確定他的系統仍在正常運作。他時刻保證他的一系列程序能夠在他的大尺寸超薄顯示器上反應運作正常，通過使用十幾個不同的 網絡瀏覽器 (Web browsers)， 即時短信消息(Instant-message) 和聊天程序(Chat programs)，Bill 的系列程序在不斷地測試「自由門」系統的工作狀態。

「自由門」比它的同類產品有更多優勢，它使用中文，並且簡單易用，它只佔文件儲量137個Kilobytes, 一個電子郵件即可將其儲存，還能將其存入小型的攜帶式記憶驅動器中。回答記者的提問時，Bill 說，在中國，每天有十萬用戶使用「自由門」和另外兩個他幫助製成的反檢測系統。

「自由門」以不斷改變它在美國伺服器的地址來使其工作正常，軟件會自動變換其網絡信息傳遞地址，其變換速度需快於中共封鎖速度，這樣，中共不能封鎖阻擋國內用戶與其連接，中國的用戶就可以用「自由門」自由地讀寫。

Bill 很快就有了一個志同道合的團隊，他們懂技術，又都是渴望能為中國的言論自由做出貢獻的志願者。

由於他們的工作和產品需極度保密，又深知中共特務無孔不入，Bill 自己也像特工人員似地工作，他通過加密電話，安全電子信件與幾個北美的程序技術人員聯繫。他經常用探測器像篦梳子一樣地搜索整個屋子，探測是否室內被中共特務偷裝了竊聽器。Bill 還要說服美國有關反電腦病毒部門不要把他的系統當成電腦病毒。

Bill 說，他每天得到如山的用戶反饋。其中他需花費大量的時間解決用戶的問題，而許多用戶不懂技術，他們常常只是簡單地告訴他，「自由門」系統不靈，因此， 需要具備豐富的經驗才能找到問題所在。

現在「自由門」已是第六版了，她仍在不斷改進並增加人力監控，Bill 和他的程序技術人員輪流照顧「自由門」地址的變換。

Bill 的團隊不斷發展，他們稱自己是駭客活動家(Hacktivists)，而Bill 稱自己是「紅藥片」(Red Pill)， 他借用電影”Matrix”中的解藥的故事，比喻「紅藥片」能把專制政權中失去知覺的被奴役的人們引進真正的世界。「華爾街報」這篇長篇報導的題目就叫「 Chinese Censors of Internet Face ‘Hacktivists’ in U.S.」。

通過「自由門」，我們看到了自由中國的希望。通過李淵和Bill 這些反網絡封鎖的年輕和平戰士，我們看到了，無論中共專制政權多麼瘋狂多麼殘酷地打壓自由，願為自由民主人權而戰的中國人仍將永遠息息不滅，後繼有人。

二月十四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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