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7日訊】

一、

上世紀九十年代，在一個學術會議上，有海外學者向中國與會者提問：“文革十年浩劫裡，請問中國思想界還有什麼人在堅持思考？”舉座啞然。這時，李慎之先生從容起座，慨然應對：“有，有一個，那就是顧准，他洗刷了我們思想界的恥辱！”

顧准何許人也？

顧准（１９１５－１９７４），一位經濟學家，一位比較思想史和文化史學者，一位在舉世昏昏的毛時代堅持獨立探索的思想者。他早年畢業於上海立信會計學校。因為家境的原因自１２歲起到１９４０年離開上海，一直在立信會計事務所工作，從一個練習生成長為會計學專家、教授。

1949年之前，顧准曾擔任過中國民族武裝自衛會上海分會主席、上海職業界救國會黨團書記等職。1949年後，是上海第一任財政局局長。

１９５７年，顧准發表了《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那是中共建政後首次在中國提出了要實行市場經濟的公開論述。一年以後，他第一次被戴上右派的帽子，１９６５年“文革”前夕，他再次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1968年4月，他的妻子汪璧因不堪迫害而自殺。顧准在遭受迫害期間，仍不改其志，堅持獨立思考，特別關注民主問題。他拖著低燒咯血的病軀，廢寢忘食，每天只帶幾個冷饅頭充飢，爭分奪秒地查找資料，做卡片，寫筆記，夜以繼日地寫作，終於寫出了《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這兩部專著。

1974年12月3日，在中國北京，一個自然氣候和人文氛圍都異常寒冷詭異黑暗的冬夜，顧准因肺癌逝世。

在顧准去世多年之後，１９９５年，中國終於出版了《顧准文存》，它在中國大陸學術界和民間引起非凡的反響，這一系列作品多是他同五弟陳敏之通信的產物，實際上，客觀環境真正容許顧准寫作的時間只有１９７３和１９７４年兩年，但他卻提出了許多他同時代的中國人不敢提或不能提的問題，並嘗試作出了自己的解答，在這一思索過程中，他逐步疏離了貌似理想主義的共產主義教條，並日益逼近英美經驗主義基地上的自由主義。那是一個艱難痛苦的染有悲劇色彩的精神歷程。

顧准的思想貢獻，首先是在意識形態教條籠罩一切的時代第一個在中國提出實施市場經濟，今天看來，也許是卑之無甚高論，然而在四十多年前的毛澤東中國，在毀棄私有制的信條籠罩一切的氛圍下，卻是石破天驚之言。這一貢獻昭昭在案，已經載入史冊。 此外，他也是第一個在中國提出市場經濟必須要有上層建筑法律體系相配套的人。他在研究葡萄牙、西班牙現代化起步早於英美，卻被英美遠遠拋後的歷史教訓時，已經內含現在人們常論及的“要好市場經濟，不要壞市場經濟”這一重要主張。換言之，對顧准而言，首先是一個市場經濟有與無的問題，其次還有一個好市場經濟與壞市場經濟的問題。

作為一個思想者，顧准對中國和世界歷史中的其他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在他那個時代封閉的中國，可謂言人所未言。這些問題，諸如中國為什麼沒有如同希臘羅馬那樣，發展出來作為歐洲文明濫觴的城邦共和制度，而是形成了幾乎牢不可破的東方專制主義傳統？中國的“史官文化”傳統是怎樣形成的？什麼是“史官文化”的本質以及應當怎樣對待“史官文化”？在革命勝利以前生氣蓬勃的革命理想主義為什麼會演化為庸俗的教條主義？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革命取得成功、“娜拉出走以後”要採取什麼樣的政治經濟體制才能避免失誤和贏得真正的進步？……等等。所有這些，都是長期困擾中國知識分子的問題。顧准抓住了它們，陷入長期的孤獨的思考，並對它們一一做出了自己的解答。

二、

在《顧准文集》和《顧准日記》中，他討論了中國政治制度如何建立起制衡的機制的問題，他試圖將美國的兩黨制引進無產階級的政黨中來。這一設想，或許會被人譏為唐•吉訶德式的天真。但顧准是認真的。中國知識精英以“天下興亡”為己任，是其綿延不絕的傳統。後來凝結成張載的著名“四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一部《顧准文集》，在精神上，就是在這種“四立”的最佳注釋。這是顧准留給現代中國知識界的重要精神遺產。

顧准為學，其原初並非從書本中獲得問題，而是從自己親身的體悟出發。顧准曾下放信陽。毛澤東及中共造成的大飢饉，在信陽就餓死二十萬人，息縣是這一災區的重中之重，幾乎家家都有長輩餓死的親身經歷。顧准觀此慘景，身心經受巨大煎熬，這一曠古悲劇，深深折磨了他，也從精神上成全了他。他能以那樣堅忍的毅力，反思中國這場人禍的歷史、思想根源，作為一個曾經的共產黨員，他走得很遠，一直至追尋到以1917為轉捩點的共產主義潮流進入中國後如何影響二十世紀的歷史進程。他的思索，是以耳聞目睹的息縣苦難為背景展開的，他的思想脈動是與中國民間苦難連接在一起。信陽餓殍二十萬，刺激顧准去獲得了中國思想界1949年後代價沉重的一份精神收獲。顧准以民間苦難為動力，知難而上甚至迎難而上的為學境界和思想特征，對當代中國思想界也將帶來巨大的刺激和啟迪，並藉其精神力量衝破思想與學術的牢籠以及吟風弄月的象牙塔趣味。

當然，由於顧准的思索與研究都是在一個全然封閉的黑暗孤室的獨立苦思，沒有任何現代世界開放環境下的自由學術研究的起碼的資料條件、自由討論與思想撞擊，因此，他當時的研究成果，如關於希臘城邦制，關於經驗主義等等概念和史實，用現在的標准來看，烙有當年的時代印記，有些部分是不盡如人意的。但真正重要的是，那些是他在極端艱難條件下獨立思考的結果，是難能可貴地想了他同時代人不敢想，作出了他同時代人不可能作出的結論的。那是當時中國極其稀有的精神事件和精神成果﹔同時，也為自由主義在毛時代中國的潛入，掘出了一條思想的通路。它促使了後來的一些中國人去思索，去反省。正如王元化為顧准的《理想主義與經驗主義》一書所作的《序言》所說：“許多問題一經作者提出，你就再也無法擺脫掉。它們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並檢驗由於習慣惰性一直扎根在你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

作為一個人，顧准是一位與當時他身處的中國社會很不合拍的特立獨行、落落寡合的人物：唐•吉訶德式的身材，鶴立雞群，瘦骨嶙峋，在社會上以一片藍螞蟻服裝為革命保護色時，他卻身著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士紳間頗為流行的背帶西裝褲。西裝背心，配一副玳瑁眼鏡，眉宇間似有戚容，鬱鬱寡歡，甚不合群。雖不是因戒備而拒人於千裡之外，但仍給人以視對方為無物之感。５０年代調京，他頂撞上司，不給面子，似是家常便飯，在當時上級訓示，“與蘇聯專家發生矛盾和口角時，不管三七二十一，中方無理要打一扁擔，有理也要打一扁擔”。顧准卻對此充耳不聞，我行我素。他在頤指氣使的蘇聯專家面前，絕無媚態。而是據理力爭。與其說他是有意識地要挫一挫那些指手畫腳者的傲氣，不如說，他生就一種在真理面前人人生來平等的意志，以及付諸實踐的勇氣和秉性。這些特質，預示了他未來的悲劇命運。

三、

一方面，顧准是一位頂天立地、威武不能屈的硬漢。如，他在明港時，不斷有外調人員武鬥逼供，要顧准作偽証誣陷一位與他有過個人嫌隙的人，雖然飽受皮肉之苦，他仍然嚴詞拒絕這種無理要求。在一次無端指摘他“偷姦耍猾”的“地頭批判會”上，他冒著雨點般襲來的拳頭高昂頭顱喊著“我就是不服”。

在另一方面，對於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熱氣氛裹挾下揭發過他的“罪行”的老同事和被迫同他“劃清界限”的親友子女，顧准卻又總是懷著體諒的態度，或者從社會原因來為他們作辯解。例如在1972年回到北京以後，由於他的妹妹和妹婿(當時任公安部代部長)的阻止，顧准不能和年近90歲高齡的媽媽相見。當時大家對他的妹妹和妹婿這種不近情理的做法十分不滿。顧准卻說，他完全可以理解妹妹一家，因為他們共是一部巨大鎮壓機器的一個零件，身不由己，何況他們(妹妹和妹婿)全家“也是坐在火山上的呀!”有一位他的老朋友在“清理階級隊伍”時曾經用荒誕牽強的推理“揭發”顧准在20世紀30年代就是執行“右傾投降路線”的“內姦”，使他百口難辯。很久以後，隨著周揚的解脫，顧准的“內姦”問題才告解決。1972年回到北京以後，顧准對他的這位老朋友卻多方照顧。考慮到這位老朋友的淒苦處境，逢年過節總是備下酒菜，約他共餐對酌。

一方面，顧准記惡如仇。對於荀況、韓非為專制統治者鉗制輿論獻策的言論，雖然事隔幾千年，仍然嚴詞指斥，憤恨之情溢於言表。面對某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左”派理論家、政治家，他義正辭嚴地宣言：“我自己也是這樣相信過來的。然而，當今天人們以革命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鬥到底!”

可是另一方面，對於老百姓的苦難，顧准移情移性，感同身受，甚至在看雨果的《悲慘世界》、狄更斯的《雙城記》的時候，也潸然淚下，邊讀邊哭。目睹他人被強加上莫須有的政治罪名，他會忘記自己的“反革命”身份，站出來打抱不平。與顧准相濡以沫的夫人，“文革”期間與他雙雙在家中被隔離審查，各閉於一屋。其時，顧准將一個未被造反派抄走的銀行存折，悄悄地從地板的板縫塞了過去，他滿心以為以此能聊勝於無地給夫人一點安慰，以激發其生存下去的勇氣。但誰知，在顧准塞存折之前的某一天，他夫人已自殺身亡了。後來，他在受到政治上更大迫害時，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樣維護自己，而是使他的子女少受一點牽連。“文化大革命”開始，他的子女受到中共統治思想的毒害和為形勢所迫，同他斷絕往來，“劃清界限”。顧准對此，心如刀絞。然而即使如此，他還是處處為他們著想，甚至不惜犧牲自己最珍惜、准備以生命來捍衛的東西。在他的病已經宣告不治的時候，經濟所“連隊”的領導考慮給他摘去“右派帽子”，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要顧准在一份文字報告中做出“承認錯誤”的表示。這是顧准所萬萬不能接受的，但他最後還是簽了字，簽字時，顧准涕淚縱橫。他對友人說，在認錯書上簽字，對他來說是一個奇恥大辱，但他之所以這樣做，因為這也許能夠多少改善一點子女們的處境。

孫冶方曾說過，在“文革”初期他自己坐牢之前，曾與顧准一起住牛棚，一起勞改。顧准曾對他說：“反正我是受了這麼多罪，再也不要連累你了。我的手上沒有血。” 在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作為一個曾經當過高幹的人， 能做到這一點，敢說出這句話，人們不難掂量其中的人格與道義的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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