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5日訊】大陸股市的改革終於開始實質性地削弱國有體制的支配性，外國資本對此看得很清楚，它們已經表示出熱情，使得股市出現活躍的跡象，「QFII逐漸掌控股市主導權」以及Ｂ股Ａ股合一，都成為話題。同時，大陸加入WTO到今年年底將滿五周年，大陸金融業對外資的設限將基本解除，金融市場上也在湧動著種種的變化。

這些變化，將對大陸經濟產生深刻的影響，對於增加中共執政的穩定性也不無幫助。

大陸經濟在能源、環境、土地、人口等方面都面臨著嚴峻局面，國有體制與生產力發展之間的矛盾十分尖銳，市場化改革推動下的經濟增長，正在使得這種矛盾更為突出。但是，這種發展變化有其長期性，而改革的進展，畢竟在現實中可以推動經濟增長。這樣當然有可能更快地逼近「增長的極限」，卻未必迫在眉睫。

不過，改革本身正在遭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卻是眼前的現實。

對改革的批評在相當程度上集中於改革的市場化方向。質疑國有企業產權改革，質疑教育、醫療及房地產改革，往往都使得批評矛頭指向市場化。

改革觸動到經濟中的存量，市場規則對非經濟領域廣泛地產生影響，於是，出現嚴重的、普遍化的貪污腐敗以及分配不公，似乎都成為經濟市場化的必然後果。

這其實也不奇怪。改革卡在陳舊政治體制上而日益失去平衡，而中共嚴厲控制政治觀點和政治要求，對輿論、媒體的控制正在變本加厲，同時，有相當強大的力量在堅持不懈地論證民主不合中國國情或至少須緩行、論證計劃經濟時期（特別是文革時期）的經濟活力、論證毛澤東的理論與實踐的正確性，如此等等，這樣，對現實的不滿「昇華」為觀念理論，市場化的方向就面臨嚴峻的挑戰。

「六四」之後出現「反和平演變」的逆流，作為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前奏，「皇甫平」在上海發聲。這一次，「皇甫平」文章出現在北京媒體，大聲疾呼「改革不可動搖」，明確指出「市場化方向的改革成就巨大」，然而，「皇甫平」對現實困境則歸咎於「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新問題、新矛盾」，據說它們是「深層次體制因素的表現，尤與行政管理體制息息相關」，在臨門一腳時避開了政治體制。

面對新問題、新矛盾，就應該有新思維。

「皇甫平」呼應北京學者楊鵬的觀點，對「公共品」問題有所論述，體現著一個值得注意的理論動向。筆者注意到，這一動向中，一是楊鵬、「皇甫平」以及劉軍寧等人的「公共品」論述，一是孫立平的「利益博弈」論述。或許可以說，前者，或多或少地是以另一套術語來論述政治改革，而後者，則是在現實政治環境下做了相應的社會分析。

楊鵬、劉軍寧的論述在「中國社會當前的主要矛盾」命題下展開。

楊鵬認為，目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公眾日益增長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今天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私人物品的普遍短缺，而是公共品的普遍短缺」。按其說法，「公共品就是花費納稅人的稅款，由公共權力部門提供的、服務於社會公共利益的物品或服務」，而按其論述，諸多矛盾「是由於法定的權利得不到保障而引發的」，於是觸及到權利與權力之間的矛盾，同時，「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分離」（即「三權分立」）等分工過程，體現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而來的「公共品供求領域橫向縱向的‘大分工’」，使得「傳統的縱向一體化管制的供給體制完全不能適應」。顯然，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不是單純的「政府提供公共品短缺低效」的議論，實際上已直指政治體制的嚴重不適應，即權力部門嚴厲限制民眾權利及體制高度集權而導致公共品供給不足。

從楊鵬近來的文章來看，他認為「中國政治開始進入歷史的十字路口」，中國改革面臨兩條路，一是「民主政治＋自由市場經濟」，一是「集權政治＋壟斷市場經濟」，由此，可見其「公共品」論述確有刻意求新之處。

然而，這一論述畢竟有其缺陷。

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的短缺、低效的矛盾，楊鵬視為目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皇甫平」（周瑞金）則認為它只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而非主要矛盾本身，乃因為「他認為，社會的主要矛盾還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的需求，與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皇甫平」對主要矛盾的認識，是回到中共「八大」的論述。這種論述被毛澤東批評以後沉寂了一段時間，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時又提了出來，以取代毛澤東的論述。中共八大的論述，為了避免「先進生產關係與落後生產力的矛盾」太明顯地背離馬克思學說基本原理，做了圓滑的處理，毛澤東的論述則抽象地依據了馬克思學說基本原理，卻未做具體分析，在實踐中導致慘敗。實際上，這兩種論述之間，並無本質的區別，都是以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先進性為實質，毛澤東由此而突出資產階級的反動以打擊之，中共八大論述，則比較溫和地以人民需求為名義，來鞭策生產力發展，卻將制度的非現實性及其導致的僵硬、保守乃至於反動，都歸咎於生產力落後。

應該指出的是，根據馬克思學說，社會主義脫胎於資本主義，是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由生產與經濟的社會化趨勢而孕育出來，它在理論上應該更為先進，但究竟是否先進或如何先進，畢竟尚待實際進程來檢驗。中共為鞏固自身的政權而急匆匆地推動社會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以其「先進性」而否定生產力作為社會發展中最活躍的因素，反過來以生產關係鞭策生產力，要求生產力適應現實制度，實際上根本背離了馬克思學說的基本原理。人們看到，以「需求與生產力的矛盾」來回避「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以「需求刺激生產力發展」來掩蓋「國有體制束縛生產力發展」，如今已是中共的慣技。

所以，楊鵬文章顯露出呼籲政治改革的鋒芒，尚有新意，而「皇甫平」文章雖然受到楊鵬觀點影響，卻明顯是回到中共傳統論述，只觸及到「行政管理體制」而已。

劉軍寧的論述則更為直率。他認為楊鵬「的答案非常值得深思」，但顯然沒有以該答案為限，指出「應該從近二十多年來中國社會發展變化的脈絡中去尋找答案」，而這一脈絡展現的是，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的「邏輯相通」──「如果說經濟改革的過程是開放私人進入私人物品的生產和供應的過程，那麼政治改革的過程就應該是逐步開放作為個體的公民進入公共物品的生產和供應的過程，是公共物品的消費者（公民）對公共物品的生產和使用取得決定性發言權的過程」，而現實狀況則是「公共物品的‘生產工藝’的落後及其與公民之間的隔絕，已經成為現時代一個非常突出的表徵」。這樣，楊鵬論述中的新意，在劉軍寧這裏就更為清晰，使得「公共品」論述成為政治改革的論述。

改革前的大陸實行中央計劃經濟，且與蘇聯相比，計畫程度遠遠落後，「命令經濟」的特點則尤其突出。國有體制支配著經濟，壟斷著資源，中共一黨專制的政治體制為其集中體現。改革未能觸動這一基本格局，市場化的進展就不可避免地扭曲為畸形市場經濟，即使表面上看上去已經相當市場化、自由化，甚至已經資本主義化，實際上卻並非自由市場經濟。這時，出現所謂「新問題、新矛盾」，其實也只是先前形成的基本矛盾在新形勢下有新的表現而已。

一個突出現象就是，能源、環境、土地、人口等領域，更具基礎性質，國有體制支配固然根深蒂固，矛盾尖銳性的積累卻也同樣地更具長期性，不到災難臨頭，社會似乎寧願不去關注它。

另一個突出現象則是，教育、醫療及房地產等領域，其問題背後的資源壟斷、改革的財政著眼點，也很少被觸及，最激烈的批評集中在最吸引人們注意力的分配不公上。

至於社會學者孫立平的「利益博弈」論述，則以現行體制下改革進程中出現的社會－利益格局變化的分析，引人深思。

在孫立平看來，以利益集團形成為基礎，出現了扭曲改革的機制，導致改革中利益關係失衡──「最強有力的利益集團總是首先誕生在資源最集中的領域」，同時，「利益集團的行動要真正取得效果，最有效的辦法是與行政權力結盟」，「對改革的扭曲」從先前「主要是發生在政策實施的環節上」，到「最近幾年間，隨著利益群體的進一步發育，其對政策制定環節的影響明顯增強」。於是，「公共品」何以供給嚴重不足，其供給體制何以嚴重不適應發展，就有了一幅更為具體的圖景。

利益集團的出現實際上不可避免，利益博弈也不可避免，問題在於它們的機制，以及具體過程。現代市場經濟中，會出現企業主、工會、政府大體上三足鼎立的格局，其利益博弈往往有利於社會正常發展。中國的現實則是，工會已經附屬於黨政機構，獨立的工會農會被嚴格禁止，國有企業受政府控制，民營企業也不得不看政府臉色行事，這樣，就無法形成類似歐美社會的格局，而是象孫立平描述的那樣，各產業中的利益集團以其與政府權力的關係為基礎展開利益博弈，致使改革機制嚴重扭曲。

在這種現實面前，出現對「主流經濟學家」和企業家階層的猛烈批評，儘管其道德勇氣得到社會輿論的廣泛支持，實際上卻很大程度上使得公眾視線離開了現實的利益博弈：公眾糾纏于「主流經濟學家」和企業家階層的道德良心，誤以為是他們在主導著改革進程。
而在分析社會主要矛盾的命題下提出「公共品」論述，儘管中共傳統論述如影隨形，但思想的鋒芒終究還是突破了它的局限，觸及到政治改革。

(2/14/200622:16)

來源：新世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