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5日訊】作者說明
今天,我能夠通過解密的資料來分析高爾基個案,向國人展示大作家與暴君斯大林的關係,完全拜蘇東極權已經崩潰所賜,許多被封存在黑箱中的內幕逐漸曝光。而以我生活在中國的經驗來推測,中國知識名流與暴君毛澤東的關係,大概要比斯大林和高爾基的關係還要齷齪,至少絕不比他們「純潔」。可惜,中國仍處在黑箱之中,我們無法獲得更多的解密資料,也就無法窺見出毛澤東與社會名流的真相。
本文所據歷史資料來自以下文獻,行文中就不再一一註明:
《不合時宜的思想──對於革命與文化的思考》,【蘇】高爾基著,朱希渝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高爾基傳》,【俄】瓦季姆•巴拉諾夫著,張金長等譯,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
《讓歷史來審判——斯大林主義的起源及其後果》,【蘇】羅.亞.麥德維傑夫著,趙洵 林英合譯,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斯大林秘聞》,【蘇】愛德華.拉津斯基著,李惠生等譯,新華出版社1997年版
《克林姆林宮秘史》,【俄】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與康斯坦丁.普列沙科夫合著,徐方夫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
《列寧與高爾基》,張捷著,網絡版,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華夏論壇(//www.cernet.edu.cn/20020607/3058047.shtml)
《斯大林肅反秘聞》,亞歷山大•奧爾洛夫著,斯仁譯:網絡版,天一書樓藏書網(//www.cnool.net/tianyige/present/bingxin/bingxin5.htm)
《高爾基檔案揭秘》,葉萌著;網絡版,二閒堂文庫網站(//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gorky.htm)
《克格勃全史》,克裡斯托弗•安德魯 奧列格•戈爾季耶夫斯基,王銘玉等編譯;網絡版,雅閣書吧(//book.viphot.com/lishi/adlgrjyf-kkbqs/index.htm)
「為了掩飾失敗,就得採用一切恐嚇手段讓人們失去思考和議論的能力,強迫他們看到並不存在的東西,極力證明與事實相反的東西。」
——帕斯捷爾納克:《日瓦戈醫生》
1999年,我在大連監獄裡讀了妻子送來的《高爾基傳——去掉偽飾的高爾基及作家死亡之謎》。譯者在後記中也說:「記得,十多年前,傳聞前蘇聯國內刮起反高爾基的旋風,霎時間,高爾基的形象黯然失色,高爾基的作品不屑一顧,人們為之愕然。」
本書作者瓦季姆•巴拉諾夫在前言中說:為高爾基立傳的目的,旨在剝去兩種偽飾,還高爾基以本來面目:高爾基既不是前蘇聯時期的「海燕——奠基人——天才」,也不是前蘇聯解體後的「賣身投靠的看家犬」。作者認為,和許多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相比,高爾基的許多思想和行為在列寧-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是不合適宜的,他已經做了他所能做的。
由此可見,大陸出版該書,替高爾基辯護的味道很濃。
然而,看完此書,我的感覺是:無論是高爾基在斯大林時代的「偉大」,還是在蘇聯帝國解體後的「渺小」,高爾基即便也是斯大林暴政的受害者之一,但他決不是無辜的受害者,因為,他曾在絕對權力的寵幸中,以筆作刀槍、作傳聲筒,對俄國人乃至人類精神施加過殘暴的閹割。
眾所周知,高爾基出過一本聲譽決不下於他的任何小說的短評集《不合時宜的思想》。現在看來,這些「不合時宜的思想」之價值,甚至超過了他最著名的小說,且與他著名的散文詩《海燕》、與他寫於大清洗時期的檄文《如果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高爾基的「不合適宜」,主要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前期,因對「紅色恐怖」、布爾什維克政權和列寧的公開批評,高爾基被列寧逼出了蘇俄,流亡國外。而在屬於斯大林的三十年代,「紅色恐怖」遠遠超過列寧時代,也就是極權統治最嚴酷最殘忍的時期,但被斯大林引誘回國的高爾基,不僅「合適宜」,且「太合適宜」了。個人崇拜的形成,餓死幾百萬人的人禍大饑荒和一個也不放過的大清洗,都發生在1936 年高爾基去世前的短短幾年內,高爾基以他的筆參與了製造個人崇拜、支持大清洗和掩飾大饑荒。
假如沒有為尊嚴而反抗極權的作家索爾忍尼琴,我也許還能夠更寬容地評價高爾基,但有了索爾忍尼琴的《古拉格群島》,高爾基為集中營制度的辯護就無法得到原諒。正如有了紀德的誠實,方凸現出羅曼•羅蘭等西方左派的偽善和自私一樣。甚至,與同樣得到斯大林體制優待的著名心理學家、院士巴甫洛甫相比,高爾基也矮了一大截。
早在沙俄時代,巴甫洛甫已經是名揚世界的心理學家了。在列寧時代,他與高爾基合作過災荒賑濟工作。在斯大林時代,他被官方捧得很高,但他在大是大非得抉擇中,還是能拒絕官方的極力拉攏而保持獨立性。正如瓦季姆•巴拉諾夫所言:「巴甫洛甫並不掩飾對國內各種制度的尖銳批評態度。眾所周知,他的特點是具有極其獨立的見解。這種見解上的獨立精神,應當說是真正知識分子的思想趨向的真實寫照,但在斯大林看來,它恰恰是謀反的主要根源,因而必須毫不留情地剷除。」
比如,在巴甫洛甫看來,布爾什維克的革命,非但不能使人感到鼓舞,「相反,革命常常使我惶恐不安,充滿疑惑。」 因為,「政府多年的恐怖手段和放縱的一意孤行正在使我們本來就不夠文明的氣質變成可鄙的奴才般的氣質。」 他還警告蘇共高官們說:「你們現在所走的是一條可怕的道路,一條使寧靜與優美的文明生活歸於消滅的道路。」
他拒絕為斯大林歌功頌德和官方給予的榮譽。1934年是他85歲生日,官方準備為向他祝壽,他的回答卻是:「我們過去和現在一直生活在毫不減弱的恐怖和強迫制度之下。如果把我們居民的實際情形連同每天的細節一點不漏地全部再現出來,那一定是一幅非常可怕的畫卷,即使拿另一幅展現似乎奇跡般重新興起的城市,展現第聶伯河的建築工程、大型的工廠以及無數的學術機關和學校的畫卷與之相比,它對真正的人所產生的強烈印象大概也不會有太大的減弱。……我看得最清楚的,是我們今天的生活和古代愚昧的專制獨裁製度下的生活沒有不同之處。」
此事過後僅一個月後,這位一向身體健康的著名心理學家突然因病去世。巴甫洛甫的一個學生、醫師B.C加爾金教授肯定地說,心理學家是被謀殺的。在他患病期間,官方派出的專門醫療隊取代了原來給他治病的醫生。(見《高爾基傳》P416-417)
--原載:《議報》(//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