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4日訊】一
對於一個概念的定義，不是對於另一個概念的定義。是定義這個概念，而非定義那個概念。
比如說，納粹，是指希特勒的法西斯專制。反納粹，是指不可能涵蓋在納粹這個名詞內涵中的另一個概念或者行為，思想，思潮，等等。沒有人可以說，在希特勒統治下發生的反納粹行為，構成了納粹本身的內涵，雖然，不能排除當時德國內外的反對方，確實是在行動。更不能說，納粹，是導致盟國行動的最大外延，因為好像有人指稱反納粹，外延了這個內涵——這只是指反納粹的行為，納粹和反納粹，形成了２０世紀最大的事件之一。而不是納粹形成了這個偉大事件。這其中的冰火兩重天，無法苟合。也就是說，沒有人可以用納粹涵蓋反對納粹的歷史，而製造一個合理納粹，或者革命納粹，或者人民納粹的說法。
遠一點說，反對派和異端，在歷史上星星點點，總是暉耀天際的，但是，沒有人可以說，在總體黑暗的星空上，黑暗是一種光明，是光明的另一種形式或者另一種存在。伽利略，哥白尼等等異端，無法改變中世紀宗教迫害的事實。人們無法理解一種說法，即哥白尼伽利略時代，就是古希臘的或者古羅馬的民主的另一種形式，其中一個基本的估計是，這種時代特性的偷換，導致的，是對於某種負面概念，負面歷史的蓄意塗抹和歪曲。（本文並非要像以往否定或者全盤否定中世紀的社會主義教科書一樣，為無神論辯護，但是，區分中世紀的宗教和文化成就及其黑暗事實，澄清概念，澄清歷史，則為必須。）
於是，在做出幾乎是常人不言而喻的說明以後，我們定位或者定義文革，應該得出上述類似的判斷。
這個判斷，是由諸多方面因素決定的。最重要的判斷是，只有一個文革，就是類似納粹殺戮和中世紀不寬容迫害的，毛式文革。所有對於文革的背叛和反思，不應該包括在「文革本身」，這個定義之中。準確地說，所有的背叛和反思，應該納入「反文革」的一系列案例當中，隨著年代的推演，而逐步呈現出他們的主流價值。
也就是說，一般作者所講的反文革思想行為本身，是文革內涵和外延的斷裂和解構——如果一定要把反派或者准反派思想行為，包涵進去的話。但是，這個包涵是極為艱澀的，他不如包涵在明確的「反文革」這個範疇之中。
「人民文革」論者，或許，僅僅是或許，有「人民反文革」，這樣一層內涵指向。
而歷史，也是這樣寫就的——人民，一開始擁護文革，以後，十年左右，開始反文革，如林彪爆炸後出現的懷疑，反思和動搖；１９７６年的悼周，擁鄧——但是，這些，都是覺醒的艱難過程，付出了百萬人的性命才換來的。
迄今為止，人們開始撇開周鄧，擁戴胡趙，但是，文革反思中，乃至１９４９年以來，黨的作用究竟如何，人們同樣沒有和胡趙聯繫起來。
反過來說，在人民沒有覺醒的時候，毛一呼百諾，得心應手，人民，是跟在他後面跑，跟在他後面叫囂和殺戮的——這些殺戮者，最小的是小學生，多是成年的暴民。文革是一場中國人自相殺戮的暴力——而這個暴力目的論是毛炮製的，「要武」，「革密不是請客吃飯」都是具備暴力目的的，而非無目的——就像希特勒的暴力和斯大林的暴力都是政治暴力而非原始形式的暴力膜拜和暴力儀式……真正的文革危機始於林彪事件，而文革結束，一般而言，結束於共產黨有限度，極為有限度批判和否定文革，他們說是「十年浩劫」——但是，對於文革元兇的定案判罪和反思則根本沒有完成，甚至沒有開始。
我們的準確說法是，一，對文革的定位或者定義，是基於文革受眾的集合程度和接受程度，換言之，文革的發動者，號令文革發動時的主體症狀，是億萬受眾的高呼萬歲和普遍接受。這個「萬歲時代」，成為文革內涵中的主要成份。一方面是人民的擁護文革，一方面是，人民的被欺騙和被利用。被欺騙的人民，之所以被欺騙，是因為他們沒有辦法知道被欺騙的內容所在——就是今天人們說的，他們沒有知情文革發動的權利。知情權的被褫奪和被遮蔽，使得文革發動者輕而易舉地一呼百諾，萬歲遮天。
而這個知情權的被褫奪，可以說，開始於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運動。那時，非黨文化，被消除殆盡。１９５７年早些時候爭取到的，轉瞬即逝的知情權和言論自由，被埋葬。十年洗腦，中國，變成世界上愚民數量最大的一個地區。其中細節很多。最重要的細節是，中國人，基本上喪失了黨語言之外的任何語言——這個現象一直持續至今。
在沒有思維手段和思維本身的中國，人們只是在兩種政治信號中判別時政，選擇對錯是非。
一個是毛式信號，一個是劉式信號。而所有的反對派，實在是，基本上只能獲得這兩種信號。簡單而言，中國人「天有二主」，捨此無他。
一些偉大的沉默者，或者繼續沉默，或者被打死，只是他們沒有成為公開的反對派——而不公開的反對派，基本上不對社會提供公共信息，不構成公共場域。
而毛，劉兩方的較逐，對於１９６６年之中國的意義，極為詭譎。
套用一句邱吉爾的話，他說，民主不好，專制更壞——至少在六十年代，劉的政策不算好，但是毛，則更加糟糕（因為沒有任何可能，在那個時代言及普世價值。）簡單說，毛劉較逐，在常識的意義上說，毛比劉要倒退。而劉的非毛化，則是萬分有限的。
當毛一意孤行，要發動文革的時候，劉，是在做進，退兩種打算：進。是抓住毛給他的暫時可以動用和行事的權利，來爭取主動；二，退。如若不然，就依附於毛，亦步亦趨——劉鄧「資反路線」，之所以銜接到８·１８，毛號召殺戮——「要武」，其中有這兩層意思——毛主張殺戮，劉也主張。於是，我們說，文革反對派，是在劉，毛之間滑動的，其依附，是兩種「正統」，而非類似１９５７年的非正統。箇中原因，極為簡單。因為，５７年的右派——我不是說那些「第二種忠誠者」——其政治思想資源，來源，不是毛，更不是劉，而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而這個思想到了１９６６年，基本上，只是外星球的語言了。中國人操持的語言，再無三權分立，制度治衡，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之類。
基於這個大背景，文革中「人民文革」也好，「兩個文革」也好，「異端思潮」也好，這樣的推導，都是抹煞一個基本的歷史，這個歷史就是，中國人在文革時期的思想愚昧，是毛髮動文革的基本成因；而這個愚昧，則為毛直接造就。
也許，我們沒有卡萊爾或者貢古爾描述革命的筆法。但是，這個描述，也許不需要文學手筆，只需要某種清醒的良知——我是指後來的某種描述。這個描述是，中國上上下下成為一個瘋人院。出現「一切人反對一切人」（阿倫特語）的轟轟烈烈，空空洞洞的殘暴場面。人們或者擁護毛，或者擁護劉，或者朝三暮四。所有的派性，爭執甚至武鬥，都跳不出毛劉兩個天下。
一些遇羅克一樣的先知先覺，況且要搬用毛式語言，而藏其利器，何況庸常之輩。如：中國社會是種姓歧視，但是，也是要「重在表現」。表現什麼呢！等等（惟有林昭除外。她是聖女，其思想精神資源，來自神，來自聖經，自然不關乎毛劉……）。
此外，第二種忠誠的演化，不要說那個時候沒有覺悟，至今，也沒有——如：黨內民主，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蘇聯人１９５６年就這樣提到過），科教興國（「科學/科技異化論」又被忘記了。同樣是阿倫特持有此論。）等等。
那種百萬之眾雲集在天安門，聽從毛胡說八道的場面，不是就在眼前嗎！
人們把毛的徽章別在肉上不是就在眼前嗎！
人們揮舞一本書，燒掉中國所有典籍的場面，不是就在眼前嗎？
殺人，劫貨，監禁，侮辱，血肉橫飛，鬼哭狼嚎，不是就在眼前嗎！這個革命是毛髮動的，而其載體是人民。毛說，他就是人民——這個銜接，都在「萬歲」之後——而人們想起羅伯斯庇爾也這樣說過——「我就是人民」。
……一個反證，也是強而有力的——迄今，人們，許多中國人，不是還在懷念文革嗎？
他們說毛要試驗，要試錯，要「證偽」，他是史無前例的，所以偉大。
他們說，毛的日子好，平等，民主，自由，只是劉是官僚。
他們說，革命都是要殺人的，所以，無辜者被屠殺就是革命。
他們說，經濟是增長的，ＧＤＰ增長百分之７。他們最後說，毛劉本是一家人啊！（王氏……）
……
「人民文革」者論，和上述擁護文革者，只差半步之遙。其中還派生某種連帶的關係。這個關係，就是在「人民」的旗號下，遮蔽文革實在是一種毛式遊戲，愚弄和侮辱了愚昧和瘋狂的國人，這個基本事實。所以說，「人民文革」，其實也就是人民文革，他就是毛文革，或者說，在五十天，一度是劉式文革——新反右——而新反右，也是鎮壓和殺戮——只是，不是反文革，那是以後的覺悟和覺醒了。正像有人指出的，文革是「國恥」。是恥辱，是死亡，是中國的大面積殺戮和迫害——而且可悲荒誕的是，他不是殺戮敵人，而是殺戮假想敵，殺戮繳械者和已經被剝奪者，殺戮無辜！
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文革。
這個常識性的說法，沒有錯！
二
「人民文革」的主張者，最大的證據是，人民，籍此反對官僚和體制。其次是，在反對官僚的同時產生異端思潮——我們根本不知道這個思「潮」是否形成了潮流，他影響了多少受眾。
再次是，「人民文革」啟動了民主自由的進程——但是，文革是不是進行了十年，他的高潮是不是貫穿了毛的造反，毛的回到體制內，對文革後期影響如何。異端者究竟是進入了文革思維的怪圈之外，汲取了西方的普世價值，還是仍舊關閉在文革這個囚籠裡思考問題——答案極其明確。
答案是，他們是擺脫了文革，甚至擺脫了「人民」，才走上追逐普世價值之路。如果按照「人民文革」論者的邏輯，這些人物還是遊歷在文革，人民之大前提下，請問，這些多少是先驅的人們會同意他們的判斷嗎？
我們一再重複的是，只有反文革，才是文革之幸，之萃，之榮，而非什麼「人民文革」。
於是，我們開始逐一討論這些極其基本層面的課題。
首先，是人民是不是反對官僚，他們的反對和剔除黨委鬧革命的行為，是不是人民之舉，這個人民之舉，何以在一個專制體制之內，造就了某種專制首腦認可的群眾運動——如果他們是反對專制的，這種人民行為，會不會繼續存在——就像六四時候，這種真正的人民性抗爭，是不是可以設想，由黨之領導，趙之領導，一直進行下去。
我們再三地強調過，毛劉之間出現齟齬和摩擦。這個齟齬和摩擦當然起始於對於當時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的判斷。一個判斷，是回到八大的階級鬥爭熄滅論，一個判斷是，重新點燃階級鬥爭。而這兩股正統思潮，反映在中國人的心裡，是形成體制內，外政治思潮的基本表現。人們，或者以此為據，或者以彼為據。只是沒有彼此之外的考慮。究其原因，是因為現在所謂資訊的完全封閉。
換言之，毛主導的現實和劉主導的現實，都是一種專制統治的現實。中國人只要還有若干良知，就可以回顧那時的政治經濟局面。經濟上的全面匱乏，思想上的全面禁錮，生活上的蘭螞蟻化，個性上的黨化扭曲和狼奶毒化，等等。一些感性知覺和直覺，不是由幾個所謂統計局的增長數字，可以一言遮蔽的。劉少奇的，基於對現實官僚體制生存的基本估計，採取了「不」殺雞取卵的相對良策，致使毛喪心病狂地予以反對。於是，利用對於這個體制本身的不滿，散佈毛式造反意識，成為那個時期的一種政治生活特色。也就是說，獨裁者和官僚體制之間發生了幾乎是毫無意義的個人齟齬和權利爭奪，其是非判斷中的相對之「是」，是導向劉的——這個只是相對而言，因為劉的某種深層次思路，其實是由鄧發揮，而造就了今天的現實。
我們要強調的是，毛，作為一個獨裁者和劉發生矛盾以後，他的政治資源自然會導向利用人民之不滿。歷史上無數立論，是在探討獨裁者如何利用人民而打倒他的政敵——不只是一次性的鬥爭，使得他需要利用人民，只要獨裁者繼續玩弄政治，利用人民，則成為他幾乎是屢試不爽的遊戲。而玩弄這個遊戲的不二法門是，在此之前，他允諾他的官僚們對於人民進行馴化教育，大規模洗腦，以致他在發動群眾時沒有任何顧慮，因為人民，已經是他的工具甚至玩具。無論是希特勒的反對興登堡，還是斯大林的大清洗，都是拿出人民進行辯護，而人民，實則在那個體制裡，幾乎就是一種虛擬的存在。
毛要打倒劉，他一方面組織中央文革，啟用他的一些親信，另一方面，他誘惑中學生組成紅衛兵，按照他在造反時期的語言，寫成按照他的私慾和假公濟私的文字之意志，並且裝作一個反對官僚者，進行文革語言和文革思維的炮製——同時，他破壞所謂國家和黨政系統的遊戲規則，凌駕於官僚機構之上，實行所謂無法無天的實踐，鼓吹無法無天的真理，成為一個超級官僚，而不是反官僚階層——文革始終沒有取消官僚的特權，那些回到官位上的各級官員（七十年代初，許多官員就官復原職。）比起毛打倒的官員，沒有任何不同。
是的，其間，毛唯一沒有想到的是，獨裁者反對官僚的做法，和人民籍此發出的，本來就怨恨於這個體制的反對之聲，形成了錯綜複雜的局面。其中重要的識別指標是，究竟是毛在反對官僚體制，還是人民獲得了某種他們夢寐以求的革命權利，被允諾和毛一起玩此遊戲。稍微清醒一些的人們可以一眼望穿，毛是在利用和控制人民，而非相反。何以有如此悲觀的想法，是因為，毛控制了一切資源。他的革委會，他的紅衛兵，他的人民日報，他的文革小組，他的周恩來，他的林彪，都在虎視眈眈地監視那些遍佈全國的紅衛兵組織和紅衛兵小報。如果在這些所謂人民的言論和行為中，稍有越軌，就馬上取締。這個局面是文革過來者看得一清二楚的。
更有甚者，那些基本上按照毛的意志鬧革命的人，如果他們的思維觸范了毛，或者和毛的正統又不正統的思維發生牴觸，他就成為犧牲者，哪怕他其實也是一個毛體制內的思想者。
也就是說，只要獨裁者高高在上，人民革命，是子虛烏有的神話。
接下來，我們要看看那些反對者的思維，是如何適應了毛打倒官僚的行為策略和政治戰略的。我們前此說過的，他盜用克魯泡特金的無秩序論和懷疑一切論，以達到破壞官僚體制之秩序的目的。因為，他知道，八大以來的秩序論，無法為其所用。跟在這個假巴黎公社原則之鼓噪下行事和思考者裡，就有十六，七歲的筆者。我們好像發現了文革的最大意志和主席最偉大的政治訴求。人們把毛從南方回來，看作是第二次文革之發動——楊曉凱說的「二次革命論」，從公社到毛又取消公社——我們並企圖解釋文革的偉大夢想，是要實行巴黎公社的平等。殊不知，我們可以原諒像當時筆者那樣十六，七歲的頑童，卻不可以原諒迄今已經是五，六十歲的文革過來者。
也許，他們的辯解是，毛利用了人民，人民也在利用他——比如人們利用了巴黎公社來反對官僚階層。但是，筆者始終不知道人民是如何利用了毛的，而非相反。因為，毛採用了對立統一這個法寶——他是在六月七月八月……直到九大，打倒劉，就回到體制之內了。他採納了周內閣，而非張春橋內閣。周是毛體制內的最大符號。毛玩弄周，是在發出他是體制內人物的強烈信號，這個和他在此之前，發出造反有理，形成一個硬幣的兩面。於是，此一時之真理，變成了反動言論，變成了罪狀。「人民文革」之虛妄在於，人民沒有任何權利來判斷「正確」與否，更無權提出任何懷疑——雖然毛一時間是可以鼓吹「懷疑一切萬歲」的。
再有，就是我們前此同樣提到的紅衛兵問題。許多史料批露了，毛為了達到他的某種私慾和施行喪心病狂的文化毀滅——文化毀滅，是為了突出他的小紅書和幾首狗屁詩——他提倡了造反精神。於是，毛式紅衛兵採納了毛式１９６６年的「新思維」。而劉，為了保護自己和老式毛思維，同樣不遺餘力地組織反抗和服從。劉的「反抗」，是源於他的現實考慮，他的政治權利和身家性命的考慮——他的「服從」，使得他不但不違反毛要「要武」的野蠻叫囂，也唆使工作組在中國天南地北大打出手，致人死命——這個服從和反抗，付出了中國人的血的代價。於是，文革造成的血腥，一部分是來源於毛式的殺戮叫囂，一部分來源於劉等的緊跟毛，和比毛更兇惡——北京第一個殉難者卞仲芸，就是在這個毛，劉殺戮的夾縫中，死於非命的。她說，他們殺死我，就像殺死一條狗！
是誰殺死了卞老師呢！
她１９７０年開過一次追悼會。１９７８年又開過一次追悼會。
一次是，批劉擁毛——另一次是，批毛擁劉。這個對位是耐人尋味的。這裡，一個死難者，她，是文革的死難者，和「人民文革」，究竟產生什麼樣的關係呢！
我們的意思的是，卞仲芸是「二次革命」中，毛劉共同的犧牲品——雖然，二次革命的根本來源，是文革的發動和所謂「第一次」——如果有第三次革命的話，人民，是不是既要擁毛，還要擁劉，那樣的話，卞老師之死，是不是永遠會被歷史遮蔽呢！
因為，毛劉各司其是，都無罪，人民，就真的成為毛式人民了——這可是真正的國恥！！！
三
「人民」文革說的提法是，在文革初期，首先，「老紅衛兵」的造反，是屬於「人民」範疇。
在文革中期，四。一四思潮和巴黎公社主張者，也屬於之。
文革中林彪的爆炸，是一種「思想解放運動」的端倪——他們說，「五七一」文件是文革第一個思想解放文件。
以後，出現了１９７６年的民主牆，「人民」屬性更為明顯……一直到四人幫被逮捕，法辦。
官方說，文革這件事情結束了。不能修造文革博物館。
於是，我們接下來看到的，是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自由化，普選和８９抗爭，等等。
是的，對這個歷史回顧的基本判斷是存在的，但是，其間，卻發生了馬克思主義所謂思想之質的飛躍。這個飛躍，是對於上述「人民」範疇的基本否定和解構，就像現在人們說的「兩頭真一樣」——一頭，是基於馬列主義信仰產生的追求自由民主，時過半個世紀，在另一頭，在否定之的基礎上，得到的真，卻是非馬克思主義，是自由主義，這是完全兩種思潮和兩種實踐——我們不知道老先生們是如何一以貫之，做同一性論道的。
雖然，我們對於如何定義實踐，一種特有的中國政治生活及其標準，還應該做出更為準確的定位，而不是重複黨文化設定下的政治生活。
我們的意思是，一如前述，首先，紅衛兵的造反意識的產生本身，就是基於對於毛的蠱惑的一種響應。更加準確地說，是毛利用他們作為自身政治鬥爭的工具，而實行了在專制體制下的假造反和假民主。
而毛式紅衛兵使命的結束，其存在價值之短命和實際存在之短暫，正好說明了毛的揮之即來，呼之即去之真諦。（可惜的是，那時的風雲人物，起碼在文革三十年周紀時候，居然不思其辱，其恥，其蠢，還要在８。１８那天清晨，在天安門打出其三十年前的紅衛兵兵旗，以示復舊心態。）而對巴黎公社派的沉默，則源於其當時文章主要炮製者的思想「轉制」——但是對於其間的秉承毛意，則幾乎無人問津或者不勝了了。無知和蒙昧，繼續被擱置在巴黎公社這個腐爛的意像當中，作為「人民」範疇之一種，作為烏托邦供品，仍舊加以祭祀和朝拜。這完全是文革遺風吹過來的世紀血腥之餘波。
退一步講，如果毛，真的如克魯泡特金和巴庫寧一樣，對峙於列寧主義，和既得利益的蘇聯政權對著幹，主張廢除權威，秩序和法律，而多少實行一丁點公社原則，他的信奉者，還可以多少得到一點虛擬安慰。可是，整個文革，文革後期和結束文革以後的毛，劉繼承者，不但拋棄了巴黎公社的平等，就連毛的一人之下萬眾一心的「平等」，那種毛式平等，也拋棄了（人們可以想想，現在的貧富差距，難道和這個黨的偉大理想有什麼共同之處嗎！）。
而文革中的偶像崇拜和個人迷信，和巴黎公社之主張非權威化的無政府主義，哪裡有任何一丁點共同之處呢！
毛的假無政府主義，只是以其無秩序一招，來達到他天下大亂，衝開劉鄧壁壘，實行其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達到其目的。
響應這個毛式巴黎公社的，文革的青少年，當時糊塗，但是迄今，這些五，六十歲中人，還要把污物作為聖品嗎！
至於主張保守的正統派，劉少奇派，他們維護一種「新中國」「古已有之」的黨之合法化主張，反對毛式造反，主張劉氏統治，他們在某一點上，是「正確」的——因為我們剛才說過，毛，劉在許多問題上的分歧，歸結一點，是對困難時期政治判定的分歧，輿論，是維護劉的。但是，這個官僚體制的「良性」發展，並未可以阻止文革。他們在文革後期對於文革的否定，並未否定毛。而越到後來，毛，劉的分歧就越是被抹煞，被掩蓋和被消解——我們剛才提到的，王氏舉辦的毛，劉和解大合唱，說明了一個真相。這個真相就是，毛劉雖有生死仇，也有生死鏈/戀。這個鏈，就是他們統屬他們締造之「新中國」，這個官僚統治。
問題難道還不清楚嗎？
（人們後來討論中國之九十年代的「全民黨」問題。
人們讓人們想起赫魯曉夫的全民黨和全民社會，以達到解釋之的目的。但是，這些自認為是清醒的知識分子忘記了重要的區分，就是赫魯曉夫主義和中國全民黨的區分。
劉的政策是在代替毛。準確說，當然是鄧在製作遊戲規則。
這個遊戲規，則是取消毛的四大和階級鬥爭。但是，他們沒有像赫氏那樣企圖取消階級，而是滋生了貪得無厭的新階級——赫氏的階級鬥爭熄滅論，也沒有消除蘇聯的特權階層——他的全民黨也是虛擬和偽裝的。德熱拉斯「新階級」的闡述，掀開了平等默默的面紗，戳穿了後毛時代假設的全民黨之烏托邦。這個假設是，工人農民的虛擬化正統正在不在被虛擬——他們甚至沒有心思要偽裝一下，說工人農民是蘇維埃政權之基礎。新階級們，實際上放棄了這個假設或者虛擬的興趣。他轉向實際存在的「紅色系列」這個特權和新資本階層。
問題的實質是，代表，指向一種非工人，非農民的新官僚——這是問題的實質。而玩弄這個名詞的屬性，則成為後鄧時代的遊戲規則。）
在此意義上說，文革的四·一四也好，四·四派也好，他們沒有那種無政府主義烏托邦幻覺，沒有毛式造反的幻覺，但是，他們沒有消除對於整個黨文化，服從文化和奴隸文化的依附。他們呈現的保守色彩，甚至沒有極左派轉彎，轉到自由主義快——其中道理很深刻。因為，毛，智者千慮，愚蠢萬般，他釋放了一個無法收回的魔鬼——這個魔鬼，就是從造反到背叛，那些反叛者的選擇。這些個反角，出現在七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中葉。時間不太可能再早。因為事情要有個過程。
他們接近了和毛風馬牛不相及的「人民」思維，反文革思維，和反思文革思維。他們在嚴格的意義上講，已經逃出了文革的羈絆，也就是說，他們仍舊不屬於「人民文革」的範疇。你可以說「今天」，「四五論壇」等等主持者，是在搞，繼續要搞「人民文革嗎」！
他們還要把人民重新納入文革系列，以造就「人民文革」嗎？
他們還有這個興趣嗎？
這不是豈有此理嗎！
但是我們還是看到，文革的慣性和遺風，在胡耀邦時代的興風作浪。胡本身的下台，就是文革遺風的作祟，是人民無權參與批評之毛式風格的再現，是胡本人沿用馬克思主義概念無法解釋的時代特徵使然——他無法喚起人民監督的非文革化政治生活——一種西方意義上的政治實踐，即人民做主，而不是皇恩浩蕩，也不是包公審案。
換言之，中國人，一些良知未泯的中國人，是在經歷了大約十個年頭的承重和痛苦思考以後，才發新了不同於文革思維，毛式劉氏思維的最終結果。西方的馬列主義一聲炮響，已經成為蔫炮。
１９８９年以後，蘇東解體，中國又收到炮響一聲——就是自由主義。
這不僅僅是炮聲，是潮流。孫中山一百年前說的，浩浩蕩蕩的潮流。面對之，中國人其實是沒有做什麼準備。迄今，也沒有實質的準備。但是起碼有一點要說明，讓有識之士回到「人民文革」中去期待真理和真相，卻已經是天大的笑話了！
──轉自《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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