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3日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聞劍採訪報導)中國2005年的安全生産狀況，雖然幾乎所有行業的事故死亡人數呈下降趨勢，但煤礦等行業的重大特大事故發生有增無減。

中國官方的統計資料顯示：2005年發生一次死亡十人以上的事故有134起，比2004年增加了三起，死亡人數增加了17%。其中煤礦發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事故有58起，比2004年增加了近35%，死亡人數增加了近67%。

中國煤礦等行業重特大事故爲什麽有增無減？記者聞劍爲此邀請關注中國社會問題的黑龍江省作家石先生和美國加州中國問題觀察家草庵居士進行一下討論。

記者：我首先問一下石先生，這件事情您怎麼看？

石先生：這件事情就中央政府來說，確實是把減少礦難列為它所工作的目標，也確實是它的目的。但現在中國存在一個問題，中央政府的很多政策到了地方，地方官常常是有令不行，並不在乎中央政府的政策。為什麼導致這個原因呢？現在地方政府的官員大部份都是屬於靠關係進來的人，所以這些官員不到事情真正發生了，他們是不作為的。

另外有個文化的問題，中國無論是搞企業的還是到企業去做工的人，在掙錢方面都抱著僥倖心理，只要我覺得能掙錢，其它方面都不在乎，不發生就好，發生就算倒楣。

記者：我問一下草庵居士，您怎麼看？

草庵居士：我想舉個例子，在中國加入ＷＴＯ的時候，中國和美國政府談判條款的時候，中共最激烈的條款不是紡織也不是汽車，中共最激烈的條款是「中國勞工保護」的問題。中共政權當時很高興向國內宣佈說，我們沒有答應美國政府對我們勞工條款的限制，它害怕的原因就是說，勞工保護條例的增加將會增加中國獨立工會的可能性。

胡、温本意當然是希望減少礦難，這是任何政府都希望的。但是有一點，現在地方來看，胡、温是個弱勢團體，因為他們沒有像當時的毛澤東、鄧小平一樣擁有絕對的權力，最主要的是他跟地方政府官員就是一個互相討價還價的問題，而地方官員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又把權益出讓造成中國勞工的保護問題是非常的差。

記者：草庵居士，我這邊有個問題，剛才石先生提出說中國的中央政府是想把事情做好，問題出在地方諸侯。咱們就以煤礦事故為例。在2005年煤礦事故、火災以及洪水總共死了將近六千人，一半以上是死在煤礦礦山裡的，假如中央政府和地方的矛盾可以解決之後，你認為礦難和死亡人數會減少嗎？

草庵居士：其實關鍵是要一個處罰機制，也要有司法監督的問題，中共政權現在是一個什麼狀態？政治上是中央集權，但經濟上是地方諸侯，是聯邦制。如果說體制不改變的話，地方政府官員一定要發展經濟，向中央多交錢，像以往皇帝一樣，多交貢品。至於中國的未來，我覺得如果體制不改的話，它沒有希望。

記者：石先生您怎麼認為呢？

石先生：毛澤東時代是那種强勢集團吧。其實毛澤東時代的强勢集團，嚴格講它也控制不了地方政府，因為這種體制就是控制不了地方政府的，只是毛澤東時代有很多地方上黑暗的東西，外界不知道罷了。其實中國這種體制，中央政府一直只能控制到省一級。現在為什麼礦山一帶的礦難比較多，因為礦山都在很偏遠的地區，中央政府能控制的都是發達地區，這樣的話礦難就比較多了。

記者：石先生，我這兒有個問題，剛才兩位說到中國礦難、安全生產事故以及死亡人數增加的原因是體制造成的。另一方面，海內外媒體都有報導說，中國之所以安全生產事故這麼多，每年死這麼多人是因為中國高速發展經濟。比如能源方面，中國一直想對小煤礦進行整理，大約有兩萬三千家小煤礦，它們生產的煤礦佔中國煤產量總量的38％左右。從經濟角度講，和安全事故的關係，石先生您怎麼看？

石先生：中國經濟要發展，就目前來說，煤礦或其它危險行業來說，工作中發生災難性的事情可能會越高，這種可能是存在的。為什麼呢？因為目前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速度和它安全生產的科學步驟之間有脫節，包括工人的科學意識，工廠組織的安全意識，地方官員安全的科學意識都不存在，這也是個原因。

記者：我再問一下草庵居士，因為有的學者提出，現在中國發展經濟到這個程度以後，善待生命的經濟增長才有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那您怎麼看經濟發展的關係與事故的問題呢？

草庵居士：其實我們發展經濟是為了讓人生活的更好，這就是最根本的問題。而中國大陸現在採取的政策是怎麼回事？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所謂兼顧公平就是放棄公平，在這種情況下對某些經濟的主導者，比如企業主，他們就可能會放棄工人的生命和人權。

（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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