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3日訊】年前一次文友茶聚，流沙河先生給在座者每人一張簽名賀年卡，以表友誼。卡內印一書畫小品：畫是成都著名畫家蘇國超先生畫的他的獨門絕活 —— 泥娃，以及狗年主角–一 一條可愛的寵物狗；書法是流沙河先生所題–「記住你的祖先名叫布克，曾入傑克倫敦的小說《荒野的呼喚》，率領狼群奔跑在阿拉斯加的雪原之上。回歸野性，雄風大振，哪能廝守掛掛錢呢？」
這題字簡直絕了！對媚俗文化的批判力透紙背，令人回味再三。本來，蘇國超先生是成都市著名的媚俗派畫家，拿他的獨門絕活「泥娃」來說，藝術的每一個元素都充滿著一種徹底的媚俗精神。他唯一的可貴之處在於他的坦誠，他是公開的明目張膽的媚俗，較之那些口說「不食人間煙火」卻大把撈錢的假野鶴閒雲派來得厚道一點。在我看來，他敢於將流沙河先生的批判一併印製出來分贈大家，其勇氣仍很難得，其藝術困惑也很顯然。
中國人自祖先發明十二生肖以來，大約都喜歡「逢雞說雞」「逢狗說狗」，而且必然將當年之動物性比喻人性。也就是借某動物談人、人群甚至人類。當然，因為「比喻總是跛足的」，所以人言言殊，其類比與喜惡也就千差萬別了。如近來在網上讀到東海一梟的詩作《大陸盛產三種動物》，對「狼」就深惡而痛絕。詩不長，抄如下：
絕大多數人被當成豬
圈養著。豬欄的門
總是關得嚴嚴的
時間一長就真成了豬
生存就是一種幸運
要活得好就得變
由豬變狗
學會搖尾吃屎舔屁股學會
汪汪汪.狗欄的門
也總是關得嚴嚴的
狼最自由只有一小撮
主要靠世襲
少數由狗進步而成
豬變狗容易
狗變狼很難
狗在狼面前是狗
在豬面前也是狼
狼把狗當成狗也當成豬
狼自以為人模人樣
說到底與豬狗設啥兩樣
只不過會牧豬使狗
會吃很多豬肉
也喝一些狗血……
無疑，梟君將狼比喻為那個「威權利益集團」中人，就像曹長青在《同劉賓雁分道揚鑣》一文中說劉自始至終都不承認阿共天生就具有「狼性」一樣，比喻凸顯的是某些人的「吃人性」。而流沙河先生欲張揚的則是人所應當寶貴的追求自由與獨立的「野性」。尤其是當今中國，媚俗文化登峰造極，無孔不入，已將全民蝸化、豬化、寵物化、泥娃化。一百年前，啟蒙者高唱「救民於倒懸」；一百年後，覺悟者的確該牢記「拒絕膩甜」。因為在「倒懸」並未改變，反而更加嚴酷（變本加利、花樣翻新、主人意識、美好前程、迷魂湯、AX片等等）的當今社會，所有「膩甜」皆非正常人之感覺；那只是蝸的感覺，豬的感覺，寵物狗的感覺，無心無肺的泥娃娃的感覺。
馬建將這種不自覺被強迫改變的國民性比喻為「麵團」，而把那個「威權利益集團」類比為「拉麵者」。他的小說《拉麵者》就記敘了「麵團」在「拉麵者」手中是如何被「隨心所欲」的過程。當然這記敘是十分悲涼的，好在他還給未來中國國民性一個美好的象徵，那就是「野鴿子」。—— 跟流沙河先生一樣，強調人的不合作與獨立的價值，標榜個人追求自由的野性(天性)。
前不久在草堂讀書會上聽余傑講演，其主題就是：在文化全面墮落的當今，我們的筆的出路何在？他認為中華民族在現代所受的苦難並不比俄羅斯所受更少，但這兩個民族的文學藝術卻沒法相比。對此，當代中國大陸的所有人文知識分子、藝術家和詩人都應感到羞愧。我們不僅應當記敘苦難（像王力雄、鄭義、廖亦武……他們那樣），更該對極權專制的吃人性給予揭露與批判。至少，也不該為虎作倀，去點綴「昇平」，去粉飾「和諧」，去裝扮「幸福」。對此，王怡總結為「大聲寫作」。
我理解的「大聲寫作」，大約跟魯迅的「吶喊」相去不遠。然而，可悲的是魯迅的吶喊不僅為毛所掠占利用，現而今已渺不可聞了；余傑王怡們的「大聲寫作」，縱然你喊破嗓子，喊得鮮血長淌，難道還能喚醒這個又聾又瞎，但在嚴重缺氧的鐵屋中還能活得悠哉游哉，自我感覺「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的民族？在我看來，余傑王怡們年輕氣盛，熱血未冷，對中國大陸的文學藝術趕上俄羅斯登上世界藝術殿堂還抱有幻想，能夠理解，也值得敬重。不過，在從毛時代好不容易活過來的我輩眼裡，他們畢竟入世不深，對中國人的人性以及民族的劣根性認識還不夠深刻。所以他們還有理想，也居然還對當今這個爛得不能再爛的文學藝術存在幻想。
由於我和我的朋友們（野草群體）從來都跟「這個」無關，我們是艱難生存在「這個」地底下的另類的「那個」。白天，我們是豬，是麵團，是俗眾中的一員；但在夜晚，我們是人，是自己，是放飛的野鴿子。我們的這種人鬼兩重性既注定了我們離群厭世的孤獨與悲涼的基調，當然也局限了我們的翅膀，使我們永遠難以飛越這高高的藩籬。幾年前，我在一篇《恐怕難免》的文章中就說過：
也幸好我生得來不聰明也不笨，與文壇無緣，卻與文字混得爛熟；看夠了無行文人舔痔吮癰的嘴臉，卻也能理解商業社會人文知識分子不得不媚俗的苦衷。所以，我若再聰明點點，生存危機再嚴重點點，潛意識騷動再利比多點點，我也會民族主義、新新儒學（干時），我也會霸語話權、知識考古（欺世），我也會廢都隱私、金庸瓊瑤、上海寶貝，行者無疆（媚俗）。–憑良心說，恐怕難免。
人性使然，怪不得民族的劣根性，換了其它民族都一樣。誰叫我們在毛時代過禁慾的日子那麼長呢？而且西方的「叢林法則」以及傳統的「厚黑學」和「潛規則」誰又叫被威權利益集團巧妙地利用了呢？二十年前我就說過，獨裁專制讓我們的文藝全面「避戮」，全民就已被狗化，也就是奴才化。現而今的「經右政左」，不過讓奴才們有了點自行覓食、自生自滅的機會。雖然可以各有各的活法了，但從本質上，爾等依舊夾著尾巴。極權專制不變，文化生意再紅火,仍然是避戮的延伸與變形。因為你早已將靈魂賤賣給魔鬼了。——「人」就是這樣走失的。因為走失的人性使然，一切干時、欺世及媚俗的文藝其實質都在媚權。干時、欺世及媚俗是生存競爭的需要，而生存的首要條件是安全；而最大的安全則是以當局之喜為我之喜，以威權之惡為我之惡。正如張藝謀陳凱歌的曼舞金戈，余華張賢亮的自鳴得意，賈平凹的假閒廢病,劉心武的逃花紅了,錢理群的急速左轉等等，要是沒得威權者的子彈監獄和鮮花金錢兩手，我相信憑了他們的聰明才智，他們也能為真正的中國文學藝術添光增輝的。再說，沒有濁流，怎顯清流的可貴？沒有人性普遍化的墮落，又哪來思想者荷花般的幽香，上帝的眷顧，以及被拯救後的逍遙呢？
所以，當我面對甚囂塵上的避戮——媚俗文化時，除了反省自己也「恐怕難免」外，也常常對自己、對朋友大喊一聲：「給他狗日的雄起！」現在，我想向余傑王怡們大聲喊上一句：「君啊，渡過你憤怒的河！」因為我深信——只要有你們的聲音存在，無論現在顯得多麼渺小微弱，也無論遭到怎樣的追捕圍剿，真又美的披肩發終將飄飛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
鑒於「狼」這個形象近來又被威權利用，掀起了新一輪愛國主義的「狼圖騰熱」。好像中華民族過於「羊性」，總被侵略，總被欺凌。現在我們終於強大了，是該引進發揚一點狼的侵略性的時候了。當然這種理論對反美反日的憤青們或新軍國主義者說來，是太對味口了。所以在強調人的「野性回歸」時，既然掠美主義者已把狼掠而佔之，我還敢愛狼麼？何況我從來是偏愛「野草」或「野鴿子」的。理由是:野草或野鴿子不僅具有獨立與自由精神,而且它並不否定忌恨或妨礙百花的開放和所有翅膀的飛翔。倒不是它特別懂得寬容，而是它特別卑微，特別渺小，命中注定它不配去否定忌恨或妨礙誰。它的所有訴求不外乎「平等」二字，因為它也有生存的權力、飛翔的權力。歧視我、剷除我是沒得天理的,我也是永遠不服的。但它天生像個負數，天生讓所有正數們提防著它，排斥著它；好像它的存在天然構成一種潛在威脅。因此，它不僅為我的人生帶來新的視角，也給我的文字注入新的哲思。故為我所特別鍾愛。當然，流沙河先生並沒有錯。狗年嘛，面對一條口含掛掛錢媚勁十足的寵物狗時，他只有拿狗被異化前的祖先——狼來說話了。
有時語境比語言更為重要。語境不僅制約著語言、顛覆著語言，還往往顛覆著語言本身。讓你深感語言的無力與無聊，甚至發現上帝讓人類發明語言的荒誕。所以像面對「我們這個民族」一類話題時，我除了「無話可說」,就是成都人說的「連語言都沒得了」。
我們的語境是負數？還是我們自己是負數？我想不明白。
所以我特別孤獨。
2006-1-5
──轉自《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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