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2日訊】去年１２月２１日，香港民主派議員團體成功否決了中共意欲強加給香港的政改方案，可以說是香港民眾得到的最棒的聖誕禮物。這再次證明了下流主義遇到主流民意後，必然是一敗塗地。特別令人欣喜的是，初勝後的香港各界仍然保持著足夠的理智，後續推動有條不紊。中共誘脅下的極權擁躉自然不會甘心敗退，他們必然會更加賣力地盅惑人心。
去年夏天，有關香港電台話語權歸屬問題的無事生非，給我的印象至今記憶猶新。「誰出資就應該為誰服務」的常識，被中共支持派視為自己想當然的制高點。他們認為，既然香港電台是特區政府出資辦的官方電台，自然不應該存在反對政府的聲音。然而在經濟學高貴的光環下，他們公然藏匿了政府資金的來源，更蠻橫地剝奪了民眾對政府的所有權。九七後香港鬼氣熏天的狀況由此可見一斑。
黑格爾認為，「詭辯的本質就在於孤立地看待事物，把本身片面的、抽像的規定，認為是可靠的。只要這樣的規定能夠帶來個人當前特殊情形下的利益」。一直以來，「中國文盲多，經濟基礎差以及特殊的歷史文化傳統」等說辭，都是中共為自己的獨裁製度辯解時的肺腑之言，被作為天衣無縫的理論創新廣為兜售。然而這一貌似堅不可摧的真知灼見，面對精神和物質都極大豐富的香港同胞爭取普選權利的訴求時，頓時陷入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尷尬。那位蒙羞兩千多年的楚國軍火販子，顯然文化素質太低，經濟基礎太差，且受傳統文化侵蝕太深。相比之下，久經考驗的中共自然不會有理屈詞窮的靦腆。中共畢竟不僅歷史性地擁有 「市場」交易權，還鬼使神差地擁有著「市場」所有權。一旦出現利益擊穿既有理論底線的劃時代機遇，中共不僅能夠鬼斧神工般地重組理論包裝，在理論真空期也從來不在乎赤裸裸地拚搏。
香港同胞七一大遊行的那年年底，我被中共恩准出獄。恰好趕上中共商務部安大人裸戰港九的壯烈場面。一同觀戰的還有中共國保隊的幾位官差。那段時間他們總是奉命不請自來。愛港不愛黨，休想！屏幕上安大人的滿臉煞氣，比我身邊坐著的幾位乾濕活的有過之無不及。面部神經嚴重失調的中共外交部長卻偏好以一付艱難的譏誚表情對待香港同胞的訴求。「以前為什麼不向英國人要求普選！？」這個涉外問題表明，這位中共外交部長對自身職業是個貨真價實的外行。殖民時期沒有向英方要求普選不是香港同胞的錯，是香港的殖民地法律地位決定的，也就是由大清帝國和大英帝國間的租借協約決定的。中共政權以「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名義，對老佛爺畫押的那份協約給予了分秒不差的尊重。如果香港同胞當年採用了眼下這位中共外交部長的鬼主意，在回歸之前越權要求廢止上述租借協約，就等同於尋求獨立。
慈禧割讓出去的破敗漁村，中共回收時已經是繁榮超過京城數十倍的通都大邑。老佛爺這單長線投資獲益不菲。然而回收香港的中共似乎比百年前割讓香港的滿清還要愁苦。如果兩位在他界比鄰而居，慈禧恐怕會向鄧小平提出抗議。其實地獄和天堂的距離可以很近，近到只有一衣帶水之遙。在中共暴政肆無忌憚的年代裡，珠江口海面上由內地下來的浮屍絡繹不絕，深圳河北岸中共軍隊射殺偷渡難民的槍聲也徹夜不息。面對淪為鬼域的祖國，香港同胞實實在在地覺得，這萬惡的殖民地水還不是太深，火還不是太熱。自大清年間就存續不絕的主權回歸的渴望被徹底粉碎了。與此同時，香港同胞更完全喪失了趕走英國港督、要求民主普選的意識能力。
作為選舉權的真實體現，普選符合人權的要求。但是如果失去了生存基礎，生存權以上的人權訴求也就失去了價值。所幸的是，中共近幾年已經開始接受這種觀點。依據上述共識，當年處於生存威脅中的香港同胞以及其他同樣處境下的人們，首先應該做的當然不是訴求普選，而是應該揭竿而起，武裝保衛生存權。畢竟值得以鮮血去保衛的首要的就是生命。「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封建邏輯，早已被民主制度的選舉規則所終結。然而在可預見的未來，槍桿子裡面出生存權應該還是人類社會的生存鐵律。世界各地有史以來，合格的司法當局的槍桿子始終在努力為人們提供著生存安全。人們還可以向當年的楚國人那樣，通過傳統的擁槍權來彌補司法當局致命的鞭長莫及。當年處於歷史特殊時段中的香港同胞，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借助英帝國的軍力威懾達到了保衛自身生存權的目的。同時代內地芸芸眾生的生存境遇，在 「鋼鐵長城」的後面則異常悲慘。特別令人難以心平氣和的是，中共當局竟然鬼迷心竅地堅持認為，中國人面臨的首要人權問題至今仍然是生存權。
中共自認，當年其治下的大陸社會處於「史無前例」的災難之中。耐人尋味的是，此「史」何指未明。是所謂的新中國史還是中共黨史？是數千年的中國史還是世界史？其實，當時處於國門之外的香港同胞也同樣經歷著「史無前例 」。在殖民史上，殖民地人民得到殖民統治者如此迫切和巨大的保護，前所未聞。淪為殖民地居民的渴望從未具有如此致命的誘惑。兩害相權取其輕。當年香港同胞選擇依偎在宗主國的懷抱裡是人性的必然。對於「親民新政」的大員來講，似乎不應該存在理解上的困難。
香港的回歸是歷史的自然延續。但是，如同在經濟方面香港不能向歷史回歸一樣，在作為市場公平性基礎的社會自由方面，香港同樣不能倒退。回歸談判起訖間的二十年裡，中共始終竭力阻撓港英當局擴展香港社會已有的民主權利的嘗試。中共企圖首先通過凍結香港社會自由的發展，進而達到有效壓低整體收編成本的最終目的。為此，中共在鄧小平時期轟轟烈烈地啟動了「一國兩制」政治保險的定向營銷。同一時期，中共為自己人設計了「司法雙軌制」、「價格雙軌制」等一系列福利待遇，為「經濟改革」保駕護航。借此，內鬥中遍體鱗傷的黨國同志們在改革大潮之初，就得以迅即恢復了人上人的革命事業激情。然而令志在必得的中共出乎意料的是，香港同胞對「一國兩制」這一絕無僅有的國中國「開明政策」並不領情。香港同胞的參照系是資本主義國家社會自由的通行規則。法律至上的社會原則已經融合於他們的生活之中，他們的個人幸福也有賴於上不封頂的社會自由。在香港同胞看來，中共禦賜的一黨之下、萬人之上的 「一國兩制」恩惠形同虛設。與其他任何人比較起來，他們更願意相信自己。回歸談判伊始，香港同胞就開始了遠避他鄉的自我防衛，與中共派來摻沙子的南下隊伍背道而馳。
雖然在六四鎮壓中再次目睹了中共的猙獰本質，多數香港同胞仍然堅持認為，逃避不是真實可行的解決辦法。他們勇敢地堅守家園，開始了保衛生而具有的自由權利的背水一戰。既然不得不與價值觀與眾不同的新國家機器打交道，香港同胞自然需要構建新的自由防衛體系。回歸以來，香港同胞要求普選的訴求聲浪持續不息，得到了國際社會和內地民眾的廣泛認同。另一方面，香港同胞的自由活力也激盪著中國民眾內心潛藏著的民主共識。香港今天激越的民情局面應該是鄧小平生前始料不及的，自然也就超越了他一手炮製的「一國兩制」過渡圈套的預設範圍。不幸的是，這一陳舊圈套的迷醉作用似乎全部反作用在了鄧的後任者身上。面對香港同胞義正辭嚴的一再訴求，後任者只是一味虛辭濫調、蹈襲覆轍，頑固地寄希望於「一國兩制」傳說中的自適應功能。
鄧小平與香港永別９年後，「一國兩制」已經真正成為了中共解決香港問題的「鬼畫符」。說來也是，腐朽沒落的西太后歸土百年後，尚能遙控香港的回歸。偉大的革命家鄧小平的曠古偉略為何不能繼而主導香港隨後的百年命運呢？至今，香港同胞對鄧小平譽讞不一。褒之為中國歷史上的巨人，貶之為毛氏彈坑中的矮子。矮子所能超出坑底的高度自然有限，這或許就是他能夠在內鬥的纍纍白骨中毀不危身的原因。對於開埠百年的香港來說，鄧小平的邪惡至少在於他試圖部分重建封建秩序。鄧小平對毛澤東的三七開，實質上就是對封建制度的三七開。不過，鄧小平受到一些香港同胞的頂禮膜拜或許也有一定道理。因為古希臘流變派智者赫拉克利特告訴過我們，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但是鄧小平畢竟總有辦法摸到同一塊石頭。「一國兩制」這一鄧小平的政治鬼魂不知能否如願以償地在香港上空遊蕩下去，但是在經歷過人治和鬼治後，後面大概就是沒治了。所以，保衛自由香港，刻不容緩；與人鬥，與鬼鬥，再接再厲。
２００６年１月
──轉自《民主中國》(//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