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0日訊】(大紀元記者楊天儀報導) 2月8日晚，特芙茲大學舉辦了「法治與政改」論壇，是「中國未來的挑戰」系列講座之一。當晚演講者精英芸集，包括香港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美國卡特中心學者劉亞偉、普利策新聞獎得主伊安-約翰遜、著名民運人士徐文立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學院的訪問學者馬田．迪米楚夫。

被香港人視為「香港良心」的香港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出席了論壇。她在去年七月一日高調參加了香港「七一遊行」，為在香港早日實現普選及民主疾呼。她提到，「香港是我深愛的地方，我視自己為愛國、愛港的一分子，我相信民主對香港發展有好處，在適當的時候，亦是對國家有好處。」，「做人應該本著自己的良心、信念及宗旨做事。」她指出，香港回歸後，經濟踏上艱難之路，但香港比較而言有地理優勢，是法治、開放、自由的社會，她強調港人現在享有的言論、集會、教育、宗教等自由並非必然，需要共同維護。「民主是人民的權利，但人民也有相應的義務去爭取及維護民主。」她認為，中國現時是人治而非法治。中國一般的老百姓並不太在意實施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度，對他們來講健全的法制體制更為重要，因為可以保障自己的權益。而香港有一百多年的英國統治下的自由法治經驗，人民對民主法治的概念已有相當認識，香港已經具備公民社會的條件，她不認為普選在香港時機還不成熟。

美國卡特中心學者、美國帕裡米特學院教授劉亞偉多年一直研究中國村鎮基層選舉，會中他提出了他的三點觀察﹕第一是「有法治，還需要民主嗎﹖」，他表示為陳方安生的回答感動，陳認為如果沒有政治的民主，就沒有經濟的繁榮及發展。雖然香港是法治社會，擁有獨立的立法、司法系統、但普選仍然受到很大的阻力，中央政府認為中國人太多，教育程度不足，還不具備實行民主的能力。但作為香港社會及人民已經相當成熟、社會經濟亦很好，不存在沒準備好的情況。第二點是中國的經濟掘起與由先進國家帶領的環球經濟一體化息息相關，同時亦與民主、市場經濟及資本化有關。第三點是「中國是正常的社會嗎﹖」他認為，中國有市場經濟，但仍然稱自己為社會主義，仍然實施獨裁，仍然不允許言論自由，仍然不讓老百姓批判政府，這樣的情況是並不正常。如果想要法治，必須先有媒體自由，但在中國社會不存在新聞自由，而黨內民主也是沒有。他表示自己對中國的未來從謹慎樂觀變成沮喪悲觀。農曆新年期間，大概一億中國人以手機投票選出贈送台灣的熊貓的名字—團團和圓圓，台灣知名作家龍應台在寫給胡錦濤的信中寫到，你們只有真正對自己的人民好時，台灣人民才會願意屬於中國。所以中國在香港的管治將成為台灣人民衡量事情的基準。

普利策新聞獎得主、《野草》的作者伊安-約翰遜（Ian Johnson）亦在會中發表了演講。伊安-約翰遜在1994年至2001年之間做有關中國大陸的報導，在《野草》中他講述了三個草根階層的中國人，如何站出來維護自己的基本權益的故事。其中第三個故事講的是一位老年婦女陳子秀因堅持修煉法輪功而被公安局虐殺，她的女兒如何想為她討回公道的經歷。《野草》為他贏得了2001年普利策國際新聞獎。

演講中，伊安-約翰遜著重談到了公民社會的重要意義。公民社會就是以和其他文明個體一起組成正派文明的社會。他強調，「沒有公民社會，就不會有法治」（There will not be rule of law without civil society）。他認為現時大陸還不是公民社會或法治社會，但隨著社會的發展，不同的社會新階層的湧現，各個階層對自身權利的維護，宗教組織如地下教會或信仰團體如法輪功等對信仰權利的要求，各種非政府組織及貿易團體的增加，將使社會更為複雜，各種維權運動必將改變原有的體制。他還指出，公民社會應該起到緩衝社會矛盾的作用，讓公民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抗議或表達各自的觀點，這樣將有利於社會的穩定。

另一位演講者是徐文立，他是1978年至1979年北京西單「民主牆」時的著名民運人士，是「四五論壇」的主要負責人，1982年被中共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出獄後繼續從事民主事業，1998年10月9日，在北京成立「中國民主黨」，中共又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徐文立有期徒刑13年。其後被保外就醫流亡到美國，現在是布朗大學訪問學者。

徐文立在演講中探討了「有法律是否意味著有法治﹖」的題目。他認為自古以來中國的法律就有很多，如秦律、明律、大清律等，而中國近年來的法律更是繁多，但這是否意味著中國是法治社會呢﹖答案明顯是否定的。古時的審判是由縣官審理，加上書記、衙役及捕頭等大約二十幾人就可以管理一個縣。現在的中國有比古時多千倍的官員來管理，因為大陸是一黨專政，除了行政機構外，還有黨的機構。而中國的法律系統有法院、監察院、公安部及安全部等，而這些機構又由政法委員會主管。1981年其主管者為彭真，其人並不懂法律，但就主管了整個法制系統。不懂法律的人可以主管法制系統，中國這樣的架構就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系統不可能進行獨立公正的審判及行使權力，所以就不是法治的國家，因為法治就是以法治國。徐文立並以自身兩次被中共審判及判刑的經歷說明了為何中國不是法治社會。在談到民主時，徐文立認為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必然及自發的，新一代越來越懂得及希望維護自身權益，而社會新增的不同經濟階層也必然想維護自己的利益，一黨不可能代表所有人或階層的利益，多黨的架構必然會產生。

最後一位演講者是馬田-迪米楚夫（Martin Dimitrov），他是哈佛大學東亞研究學院的訪問學者、《中國與俄國的聯邦制的比較》的作者。他認為雖然中國有不同的經濟特區，各省或直轄區也有自己相應的獨立性，但中國現時還不能算是聯邦國家，由於有香港、台灣等的存在，將來可能會更接近聯邦國家。他還探討了聯邦制度的優缺點。從經濟的角度來說，減少了中央的控制，地方可以更靈活的發展，但腐敗會增加，而且各地資金投入的不均等也會造成不穩定的因素﹔從社會的角度來看，貧富差別的增加會在所難免，許多新階層將會出現，社會的不平等亦會增加﹔從政治角度來看，中央統治減弱，地方統治加強，地方政府與人民的聯繫加強。但地方管理的不當將直接增加地方上的不穩定，抗議的增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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