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9日訊】「大國崛起」一片子，筆者也看了幾集。談談看法。
許多論述見之網刊，已經有很好的見解。比如說，國本之指涉，是指向人，還是指向政權或者統治者；是以國為本，還是以人為本，已有作者涉及。國之崛起歷史，20世紀以來，其實，就是一個人權反對反人權的歷史，大國尤其如此。同理，凡是崛起之國家，尤其是20世紀崛起之國家，已經無法和人權崛起，人格尊嚴的疏離切割。
人類無論在崛起和衰落中鑄造的制衡統治者的樊籬已經牢固樹立，成為經濟政治發展的首要前提和必然條件。這個趨勢，內涵在崛起前後的西方乃至東方許多國家的政治理念中。20世紀反對極權主義之歷史，如果不放在應有地位加以考量，大國之大，之興衰，之榮辱，都無從談及。
從19世紀開始的歷史，正好是對於這種人之崛起的一路鋪墊——拿破崙第三和俾斯麥的後革命專制，帶有很多革命以後的拿破崙特色，即革命加專制——這個革命，涵蓋了法國革命以後對於革命的反思；這個專制，已經多少擺脫了極端權皇權的桎梏和枷鎖。我們前此一再強調夏多布里昂極為準確的時代概述：不能回到1793，也不能回到極端皇權——這就是那個時代人們對於革命的總結。這個總結帶動了俾斯麥，梅特涅和迪斯雷理和整個歐洲進入所謂復辟時代的經濟文化政治復興。
這個時代的所謂崛起，體現了人們思考國本與人本的關係之全過程。但是，這個過程的發軔點還是見諸於歐洲人起源於人本和上帝的那些最初母題。這個現象，20世紀初業的中國人裏之傑出者，早就注意到，並且為之加以論述和探討。
但是，在該電視片裏，這些基本論述則呈現模糊哲學的特色——和中國官方對待普世價值一一慣之的做法如出一轍，他們只是說出一部分事實——於是，這個說謊的方式，還停留在陳舊的極權主義語系之中，絲毫沒有什麼改觀。拿破崙三世頒佈的言論出版自由之法律，俾斯麥頒佈之普選法案，財產資格之男人選舉權法律等等，都是這些喉舌有意回避的重大課題。
雖然，他們舉例說明瞭英國之憲政歷史的起源，約翰王之大憲章，但是，他們對於查理和議會，議會和人民之間的互動關係，少有論及。
因為，人民，議會，國王之關係，貫穿了整個英國歷史，貫穿了第一次革命和光榮革命。不解釋查理王和其議會，人民乃至軍隊的關係，人們就無法理解何以克倫威爾這樣的僭主式人物可以利用革命的歷史——其利用革命之手段，和列寧，和毛氏之關係，之巧合，之共性——人們看待革命的最後一個破綻，也就得以保留和粉飾。
在此意義上說，官方喉舌現在還是在選擇性地竄改歷史。他們的做法，就是人們常常所言之說出一部分事實，掩蓋另一部分實施。這是製造歷史謊言的最佳做法！這樣做，其目標何在呢？
一是，他們要爭奪對於民主自由的解釋權，要遮蔽歷史的整體內涵，要爭奪人心於歷史潮流的驅使之下。我們並不恰當地引用列寧的話來加以比附。
列寧說，只是承認階級鬥爭還不是馬克思主義，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才是那個主義——我們說，你們只是呈現歷史上的大憲政，呈現英國的議會制度等等，卻還不是呈現普世價值，只有呈現大憲政和反對之的極權主義思維及其實踐者的歷史，才是大憲政的真實精神的傳播者和擁戴者。於是，我們看到，當他們言及大憲章的時候，關於蘇俄憲政和中國憲章於茲之比較，就自然付之闕如。
當然，我們並不排除，他們中許多人，也許根本就是在做一種敷衍了事的應承，以便於實現這個片子的海外價值或者商業價值——這是另一碼事。
二是，大國崛起的關鍵因素，是人民或者公民的尊嚴，教育和權利（義務）的實現。這裏包含國民素質的訓練，教養和德性，傳統和現代性；而實現之的第一前提，就是教育的自由化和普及化。其實，中國人是千年歷史上的禮儀之國，並不缺少其禮數和儀式，文化和教育。只是，他們的文化，在百多年來逐漸式微和凋敝，乃至被大大扭曲了。國人的尊嚴，只是在所謂封建社會的官僚和士階層，知識份子階層之中被看重和宣導。這個尊嚴，包涵很多內容，其中最為重要的內容，就是發言權——寧鳴而生，不默而死——人們是要講話，發表和爭論的。一言堂和文字獄逐漸遍及國中，遂使得國人逐漸喪失了這種尊嚴。
在歐洲，這個發言權，發言習慣，業已從希臘的辯論，羅馬的演說，蔚為風習，承傳以降，成為西方人尊嚴和思維的內在聯繫。全部崛起的成因，就是他們是可以說話的，可以思維的——不是在家裏榻上竊竊私語，悶聲駡街，而是公之於眾，見諸報端，議會和廣場——這才是崛起的全部秘密。無論是愷撒的看法，還是西塞羅的看法，和羅馬雄風的崛起，羅馬人民的參與和建樹，無法分割，互為襯托。
在另一個方面，談論崛起，而不談論源自古代希臘羅馬之文化，之政治，之民主，之思想，就無法知道所有這些佔據思維先知地位的人物，究竟如何影響了近，現代所謂大國之崛起。也不會知道，即便就是帝王將相，他們，也是這個自由歐洲文化的血脈承傳者。被克倫威爾斷頭以處的查理王，他的心目中，法制觀念和人民責任的思維，不知道要比毛氏和列寧氏多幾百倍，就不要說那些民主和專制的接合者們的意識了。
在此意義上，俾斯麥和拿破崙，也不是完全百分之百的文化極權主義者——這是歐洲思想崛起和政治崛起之因——如果一定要這樣說的話。一句話，歐洲帝王本身涵帶的文化涵養，是和其源自希臘羅馬之血脈相稱的。這種歐式帝王的人文涵養，在毛氏這裏則是絲毫不見蹤影的。
於是，歐洲崛起的另外一種秘訣，其實，就是隱含在希臘羅馬民主建設的哲學文本之中。經過多少個世紀的殺殺打打，人們還是會巡迴他們的母體。如果沒有這個溯本求源，巡迴古道的思維，一切西方崛起之夢就會變得無根無緣，豈有此理。而在“崛起”一片中，人們對於這個尋根意識的單薄和淡薄，說明瞭，他們的解釋文本的是似是而非。
反之，一個到處是言罪，文禍和宗教裁判所的國度，何談崛起呢？（當然，中世紀也是存在寬容的；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那些燒死在火型柱上的英雄，與其說是在思想，不如說是在號召人們反對禁錮思維。而反對思維禁錮，其實是崛起的序曲——對於一切正當的崛起，莫不如此。
共產黨國家崛起的根本原因，與之完全相反。他們的假崛起，是動用新時代奴隸制度中工，農的非人勞動，廉價人本，以及對於資源和生態掠奪和破壞，一部分人吃掉另一部分——百分之幾的人，佔據百分之七，八十的財富，等等。人的徹底異化，成為他們轉變人為螺絲釘的經濟建設秘訣。這樣的“人類工具”，在很短暫的時間裏，果然，起到了極有效率的作用。合格的共黨人統治下的崛起，卻是在犧牲人格，人性的可悲前提下實現的。這種人性缺失的崛起，預示著崛起的本質就是衰落——因為，人的人文基因，已經被大大修改。蛻化的人種，因其父輩和祖父輩的人文基因的蛻化，而變得岌岌可危。
這種蛻化，人們甚至在戰敗的德國和日本，也未發現。那裏的文化，沒有被炸彈消滅——敵國的軍隊，也沒有要他們進行新一輪的“文革”。甚至，麥克亞瑟和美國政府，還承認了日本天皇，作為一種宗教和文化象徵繼續存在。這個對於日本人亞宗教的承認，成為美日文化和解的序幕，是無法回避的。
可是，在毛氏文革前後，那種對於中國人的人種進行摧殘的工作，已經開始。我們所謂人格尊嚴的實現，教育素質的培養，道德繼承的儀軌，全部被一種文革基因改造了。這個時代前後的國人，既無俾斯麥賦予德國人的普選權，也無拿破崙三世賦予法國人的文化權和出版自由。他們成為一無所有的暴力工具，成為迫害者和犧牲者。他們的國家崛起，實在要等待他們的人格喚醒和基因復興。
幾乎百年以來，專制走向極權的國人之路漫長而黑暗。毛氏，含蔣氏之一部分，這些新式僭主，他們根本不談讓國人具備尊嚴和人格，言論和思辨，民主和自由——這些西方人崛起的主導性力量，人格力量和思維力量，完全被忽略了。這樣，西方人所謂“趾高氣昂”的人格形象，被毛氏“要夾著尾巴做人”之國人形象，取代了——國人，就這樣“站起來了”。
這個問題，迄今沒有解決。現在，問題的提法，出現了蹊蹺之改變。人們只能在虛無飄渺的價值否定論之“惡”搞聲中，窺探他們發言的“許可證”——這張似有似無的雲中保票。
三，更為重要的一個方面，是探詢歷史上各國崛起的先機何在？何人，何國，何時，何地，能抓住這個先機，以成契機——換言之，拽住這個機會的思想家，往往成為國人，國家改革思維的先驅。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們無須一一舉證。反面的例子何在，倒是值得一提——沒有任何先知先覺的思想啟蒙，甚至倚仗一種陳腐不堪的舊有思維，或者其他已錯思維（我們不想用證偽一詞，但是意思是，歷史證明為失效和錯誤的思維，如毛氏思維，馬氏思維等），期待在這樣的思維模式下，崛起，而枉顧普世皆知的人文學養和政治涵義。這難道不是癡人說夢乎！
直言而論，至少西方國家的政治哲學裏，不存在對於普世法則之取消之，忽略之，戲謔之，也可以復興現代國家的妄說（也許在印度也是如此）；如，取消民主自由，三權分立，新聞自由，人權法則等普世價值，也可以實現復興的說法——這也決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抱殘守缺地，堅持西方國家拋棄的各種極權主義哲學和理論，而籍此實行這些原則之下的所謂復興和崛起——如，堅守列寧主義，毛氏思維等。如果我們象學擘吳宓大師宣導的那樣，放棄馬克思主義，轉而希臘政治學的普世原理，我們的崛起之夢，就會變得較為健康。反之，如果我們還要堅守那些不是普世價值的種種反面思維，或者，簡直就形成一種不要思維，文化和判斷的“貓論”，而行文化侏儒的崛起論，那麼，只有鬼知道，這樣的崛起究為何物！
我們就是這樣，依賴這些價值虛無主義，來換得明日的崛起嗎？
俾斯麥說，李鴻章們沒有政治改革，只知船堅炮利，所以，輸給了日本的明治維新（見蕭公權）。現在，人們不但不行政改，連日本的教育改革也不施行，教育經費連年世界倒排名。請問，你們究竟要何人崛起，何種人種崛起，何種民族崛起——你們不是讓國人成為新的崛起中，新甲午海戰的，新亡靈吧！
換言之，先知先覺的思維路數，往往是國家走向崛起的要素。否認和無知於茲，就是把崛起和思想的歷史，先知先覺的歷史，正確選擇的歷史，丟掉了。
那麼，衡量先知先覺的標準何在？標準就在這裏——也就是孫文說的，世界潮流問題。凡是“當時”，“當世”崛起的國家，都是那個時代，走在思維，思想，哲學思想最為前沿之國家，之民族。我們承認，那部片子呈現了那樣一些客觀景致——荷蘭的重商主義；英國的殖民主義；德國的民族主義；日本的脫亞主義……都是當時極為先知先覺之選項——當然，先知先覺，當然包括了現在判斷其“不正確”之可能性。
但是，在所有這些選項中，沒有一個國家和民族，可以以枉顧當時世界前沿的思潮和哲學，反而卻異乎尋常地崛起。反之，落後於茲的所有反動之國度，都是註定要走向衰落的；即便他一時得逞。進而言之，當世界進入民主自由思潮為其主導模型和範式時，任何反其道而行之的國家，最終，都會碰碎在逆潮流而動的所謂崛起夢中，成其為一枕黃粱。
不出所料，我們看到，幾乎枉顧普世思潮和普世潮流的該電視片，很少意識到這些現象。
1，他們不知道任何商業和科技崛起之中，人文的，人道的，科學而非科技之力量的關鍵因素，起到如何一種作用。
他們有意無意地回避掉的，正是這些崛起的思想因素，精神因素乃至宗教因素。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含某種宗教因素——入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和經濟秩序說/哈耶克的市場秩序和政治秩序說，迎合了邏輯實證論和經驗實證論的反本質主義和“人”之不可知論；等等）恰恰是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賴以生存的文化環境和人性前提。
這個普世的前提，在和所有商業和科技領域接軌中，產生了人道尊嚴，學術爭論和科學新知。反之，在毛氏和史達林式的極權主義政治環境裏，也許一小批被其政權裹脅的科學家，會為政權作出某些貢獻，但是，大量的公眾和市民，卻是處在不得啟動思維的尷尬處境，這時候，人類的創新思維被幾乎窒息而死，思想的國有化和人群的犬儒主義合為一股，窒息了動物莊園裏的形形色色之存在，人在，於是，牲畜飼養人及其飼養物之間產生唯一的互動。
請問，這樣的畜欄裏何談什麼崛起和“創新”呢？
2，所有做出貢獻於本國崛起之人物，都是那個時代的前沿思維者。政權和知識份子的合一，正好表明了法國復辟時代和後神聖同盟時代之歐洲的開明專制和文化復興。俄國女皇和法國知識份子的直接或者間接溝通，使得思維中人，帶動了政權中人，甚至官員和帝王。所有這些傳聞軼事，傳為美談，是因為，專制者和自由者的有限接軌。這也是他們可以多少受到前沿哲學思維影響之所在。
一個無法忽視的現像是，專制主義並非文化剿滅的劊子手——而現代極權主義，卻恰恰是要殺死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反對派。這個歷史說明，即便是某種政權的崛起，那種血型莊園的血腥味道，仍然驅之不去。
3，是不是可以設想，當今時代的獨裁者，可以和前沿偉大思想者之思維接軌呢？
他們有無幸運，成為伏爾泰和俄國女皇，互通模式屬下的，另一波黨閥，官員甚至帝王兼自由主義者呢？
毛氏和那些民主思維者接軌的歷史究竟如何呢？是黃炎培說服了毛氏，還是毛氏欺罔之，耍弄之呢？
我們想起孟子說過，“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之道”。
毛氏欺罔，迄今，還是霸于一方，卻無效於普世價值之知者也！
四，反動國家，反動政權，是不是也會崛起呢？答案是肯定的。史達林和希特勒的崛起，如此。這個崛起，證明瞭人類無力歸納真理和範式的非理性層面。這個邪惡的崛起，當下，是不是還會借屍還魂呢？答案，也是幾乎是肯定的。
一位法國學者新近推出的新書，就是想說明這個新實例實現的新的可能性。他的原則論述是，當下世界，市場原則，已經走在民主原則之前。當美國衰落，幾極崛起，遊戲規則愴然失效，新的世界大戰即會來臨——在經受了新一次的世界大戰帶來的毀滅以後，人類，才追回民主的遊戲規則，並成立世界政府，使得主權國家就此消亡。云云。（見“法廣”介紹該書的廣播）
這個估計是不是要應驗，筆者無從知曉。但是，從現在看，確實是，世界各國政府枉顧民主原則，對於市場趨之若騖；民主原則大大落後於市場導向原則，似乎已成定居——這個嚴峻的事實，人們有目共睹。可以說，那位作家的預言不是空穴來風。
呈示這個市場導向搶先于民主導向的反例，就是中共現在鼓吹的崛起論——這是他們企望在枉顧民主人權和法治之前提下，枉顧歷史上所有民族崛起時，走在世界觀念之先的明顯事實，枉顧思想自由，是科學自由之前提的基本認知，而後，做出的，一個反其道而行之的範式。這個範式，帶來的實際結果，並非完全是癡人說夢，他使得世界，有可能變成歷史倒退和人權喪失式的新極權主義之新崛起。這個崛起，會囊括所有，其實和科學創新，人文繼承和道義彰現，完全相反的，一種古拉格經濟效應。
這個崛起，確實是極其可怖和殘忍的。
制衡如此崛起的對應之道，現在，還處在繈褓之中。歐，美惟利是圖的商人和官員，政府和公司，正在極力鼓吹中國的崛起之正面作用——他們內心深處，感受到中國市場為他們帶來的巨大好處——而紅色系列，正中下懷地擁抱這些讚揚崛起的外來擁護者。他們正在以一種未經描述和證明的語調，大談中國政權的合理合法性，優越性和全球化——一種“全球中國化”的狂妄野心，正在取代世界老全球化的理論和說辭——我們回憶起，在20世紀五十年代前後，也正是這些蘇聯合法合理論者，擁戴了和證明著蘇俄的民主和自由（他們中有李普曼，拉鐵摩爾等人）。
美國民主黨中期選舉勝出的現狀，使得許多失望於對華政策的改革者，產生了新的希望。他們不知道，原則上，新時代“重商主義”者落後于民主原則的選項，正在突破美國兩黨的價值選項，走向和他們的祖輩一樣古老而笨拙的，但是，卻是極為必要的實用主義選擇——把新的重商主義原則，改革為一種接軌於非普世原則的中國式經濟原則和政治原則。看得見的跡象表明，沒有什麼力量，可以和六四時期鄧氏對美國做出的估計，相抗衡——他們把這個貓論者，稱為英雄——相對於鄧氏的中國特色，所有美國政治家，在這個問題上，都是虛以尾蛇，左右言他。而這個現實，成為中共崛起的全部可乘之機！
五，在此很難用同一性邏輯判斷的詭譎觀念遊戲中，中共之所以產生和美國一樣的價值混亂，原因之一，就是要把正，負兩面的論證攫為己有，從而杜絕歐美知識份子或者其他人權集團，籍此發出的責難。也就是說，新一波李普曼和新一波中國官方“民主派”，正在合攏，以佔據導致未來世界大亂的綏靖主義局面。
佔據口舌優勢的做法，在歷史上無獨有偶。中共在1940年代－1950年代，也操控自身的媒體，大談民主，自由，憲政。他們的統一戰線，取得了堪稱大功告成的實績。現在，這個大談崛起，同樣，極為慷慨地囊括了和他們這個體制絲毫無關的約翰王，俾斯麥和大憲章。這樣，他們就可以至少在語言上面，對西方人產生新民主，新自由的混亂的價值判斷，排除包含西方政治學ABC的那些歷史觀念和基本常識。在時代所需面前，他們就會處於拿來主義的優勢地位，而不被詬病為民主之敵，老落後和外星人（象金正日那樣）。
現在，忘懷或者無知於歷史的人們，開始為共黨鼓吹約翰王和大憲章而額首稱慶，說，看來他們真他媽要政改了！
然而，只要仔細觀察他們在1940年代的文本，就和現在仔細觀察他們的電視片“崛起”一樣，你會發現，焦大學習林妹妹，總是枉然。他們在一系列歷史事實面前無地自容——他們無法面對史達林的古拉格，眼下暴露的烏克蘭大饑荒，蘇維埃清洗——他們無法應對東，西柏林的生死時速，柏林牆的倒塌——他們無法面對自身犯下的崛起之反——文革，反右，六四……經濟政治的幾乎崩潰；那些社會主義的草，無產階級的屍骨，國人的血債……直到今天的礦難，圈地，腐敗。所以，他們呈現“一部分事實”的慣技重演，為的是，讓其進入對於青年一代人的再一次掩飾和欺罔。
我們前不久讀到吳宓大師日記中，給中共統治做出的一針見血的總結。他引述說——史記，李斯援趙高，曰，賤而貴之，貧而富之，遠而近之，上下而集之而使國安矣！
我們說，這個思想國有化的國家是不是可以崛起，就看其思想，是不是可以國有化了！
──轉自《自由聖火》(//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