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8日訊】(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著名華裔史學家余英時先生近日榮獲被譽為「人文諾貝爾獎」的美國克魯格獎(Kluge Prize)，並於美國時間5日晚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獲頒這項榮譽。同獲此殊榮的是美國非裔歷史學家約翰．霍普．弗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

今年76歲高齡的余英時先生祖籍安徽潛山，在美國哈佛大學獲得歷史學博士，以研究中國社會思想史名聞學界，出版書籍30多部，被譽為當代世界級中國史大師。曾出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他所獲得的學術榮譽包括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美國明德學院榮譽文學博士、香港大學榮譽文學博士等。

以下是大紀元今天專訪余英時先生的內容。

記者：余先生您好，祝賀您獲此殊榮。

余英時：謝謝。另一位獲獎者富蘭克林很了不起，他是美國非裔歷史研究的先鋒人物，他的著作影響非常之大，整個黑人的公民運動，都跟他有很大關係。

記者：您可以介紹一下這個獎項的宗旨，以及您所從事的研究方向嗎？您是主要因為中文著作還是英文著作而獲獎的呢？

余英時：這個獎的目的是獎勵諾貝爾獎沒有照顧到的學術領域，著重於人文部分，所以媒體也稱之為「人文諾貝爾獎」，因為諾貝爾獎只給自然科學，人文方面只有文學創作獎，而沒有包括社會科學、哲學等在內的人文研究獎。

獲獎應該跟中、英文著作都有關係。我主要從事中國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一些詳細的研究主要是在中文中，在英文中通常是提綱挈領的說出個大概來。

記者：您是研究中國古代史，又是因這些研究而獲獎的第一位華裔教授，獲得美國主流學術界的肯定，您認為這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呢？

余英時：這說明西方學術界對中國研究比較重視，美國社會沒有狹隘的西方中心主義，這是很好的事情。

這個獎項對其他學者可能起一個鼓勵作用，會引起別人的好奇心，覺得研究中國的東西不是很偏。

記者：在美國，致力於研究中國文化和歷史的學者多嗎？

余英時：在美國，研究中國文化、歷史和思想的人才到處都有，而且非常傑出，在美國大學教書的多得很。並不只是中國人才研究中國的東西，這一點大家不要忽略。這50多年來，美國對中國古代的研究有很大的成長。

沒有這個大基礎，我也不會被提名，中國的人文研究也不可能到得獎的這一步。我後來才知道，美國教授寫信提名或支持我的可能比例很高。

記者：這是否也反映中國文化在西方社會的影響在不斷深入呢？

余英時：是的。西方對中國文化的研究開始慢慢普及化了，程度也提高了。一個大學就有好幾個教授研究和教授中國古代史，而且是極有成就的教授。

記者：東西方文化是否有共通之處？

余英時：有很多。中國也講究人權，講人的尊嚴，中國跟西方並不是相反的，所有傳統的文化都有共通之處，共同處多於分歧。

從19世紀末年，中國人就開始接受了民主自由，早年的知識分子都主張民主自由憲政。這些與中國的傳統文化一點不衝突。中國沒有機會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沒有辦法選舉，只是靠武力打天下。人人都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儒家學者看到西方可以不用武力奪天下，就覺得民主非有不可。

記者：您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是什麼呢？

余英時：中國古代早就有對人道精神和人性尊嚴的論述。中國傳統文化中，「道」是一個整個的概念。中國人認為在日常生活之外，還有一個精神上最高的東西，就是道。我們叫道，外國叫上帝。只是不同的叫法，都是指的超人的世界。如果只是在一個層面上，只是飲食男女，那就談不上道了。有了道，飲食男女才有意義。精神和物質是不能分開的，這是中國特色。

文化就是生活方式，中國古代的社會文化還是有不少寬鬆的空間，否則偉大的文學創作便不可能出現，李白、杜甫的詩、曹雪芹的小說等偉大的作品又如何能出現和流傳呢？

記者：您本人是否有信仰呢？

余英時：我就信仰人生有道。正義、公平這些理念。宗教只是信仰的一部分，是不同的表現方式。

中國把人看成不只是一個物質的動物，而是有精神追求的，希望能提升生活的境界，名符其實的做一個人。內心不慚愧，對天不慚愧，這是一種基本原則，這個也包括宗教、道德、哲學。

記者：所以說，這種道的思想貫穿於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做人的準則？

余英時：是的。中國的道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實現的。如果道只是一個唸書人心中的觀念，那就沒有意義了，必需在生活中體現出來。西方人搞慈善事業，這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基督教的道，也是一樣。

人就活幾十年，生命短暫，要好好利用生命，要對別人有好處，產生積極的效果。不要害人，至少要做到不損人利己。這是最起碼的準則。

也不能完全抹殺自己。李白說「天生我才必有用」。每個人都有才，都可以有不同的發揮，大大小小都是才。

記者：獲獎對您的生活有影響嗎？

余英時：其實我覺得，獲獎是一個結果，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很快就過去了。我得了獎現在還是照常回書房做事，這一個月吵吵鬧鬧的把我唸書時間都耽誤了。並不是我不看重這個獎，而是覺得這個獎只是個象徵意義，過去就過去了。

如果陶醉於其中，那是很空虛的。得獎是個好事情，但不能太重視。

記者：這種心態是否也是您對「道」的體現？

余英時：可以說這是我對道的體會。只能說我嚮往道，但不能說我做到了道，我很多地方都不足，我自己很清楚。

為得獎而活、為得獎而工作，是荒唐的。得獎只是一個象徵性的意義，不值得特別重視。名與利都是很俗的東西。一天到晚沉醉於其中，那就不是一種好的生活境界。

記者：您對目前中國文化的現狀如何看呢？是否存在對傳統文化的迷失呢？

余英時：一言難盡。中國文化正在變化當中，還沒有定型。需要長期努力，一時改變不了。不好的東西會隨著時間被淘汰。

一般人總是會被現實的東西所牽住，生活中沒有時間的深度，在最現實當中混，沒有時間深度就接觸不到道，就只是在物質上轉了。

記者：這種物慾是否是受中共黨文化的影響呢？

余英時：黨文化是從蘇聯來的，不是中國的東西。不少激進的人希望借西方的東西廢除中國傳統以完成革命，那中國的東西就被犧牲了，但政治權力並沒有持久性，例如，毛澤東一死，文化大革命也就沒有了，政治生命很短促。我希望文化長期起作用，政治只是短時的。

記者：是否可以認為，文化是一個社會或者國家其它事務的基礎？

余英時：是的。每個民族都有文化傳統，文化是不可能滅絕的。而一個國家的興盛只靠科技、經濟那些立竿見影的東西，是不夠的，還需要人文修養的部分。

每個人在自己的生活崗位上工作，積極的不要做損人利己之事，那對社會整體就是大好事。中國儒家也講，從家庭開始，從親到疏，慢慢將關愛擴展，不是只愛自己家的人。孝順自己的父母，也要尊重別人家的老人；愛護自己的小孩，也要重視別人家的小孩。從基本的、生活中做起，先盡自己的本職。

記者：您的著作在台灣也很暢銷。您認為台灣在保存傳統文化方面如何呢？

余英時：台灣跟香港一樣，沒有經過暴力革命，因此保持中國傳統文化多一些。整個大陸殺了無數人。香港受當時的殖民主義國家的保護，反而沒有受到革命的衝擊，沒有發生殺人流血的事情。台灣也沒有因為革命而殺人，也沒有經過長期持續不斷的暴力革命。

記者：您對中國興起的孔子熱怎麼看？

余英時：如果在精神上回歸孔子，回向中國的道，那是可取的。如果別有打算，不是為了提升民族和個人的精神生活，而是利用孔子之名，達到其它目的，那就不是文化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了。

記者：您是指官方嗎？

余英時：官方也有，民間學者附和的也有。現在中國沒有一定的潮流，現在是亂流，正面的、負面的都有。其中也有不少人真關心文化問題，不可一概而論，暫且看看它怎麼發展吧。

記者：現在外國人重視中國文化的潮流似乎更盛？

余英時：其實最排斥中國文化的恐怕還是中國人，罵中國文化罵了100年，都是中國人開始罵的。外國人只是撿中國人的話來講的。

我讀過許多中國激進學人痛斥傳統文化的文字，動機也許是為了改進社會，但久而久之成了習慣，便覺得中國以前的文化都是現代化的障礙了。種什麼因，得什麼果，這是值得反思的。

記者：是否會「出口轉內銷」呢？

余英時：這是有可能的，現在就有些轉向。無論在大陸，或大陸以外，華人反中國傳統文化、反儒家思想的氣氛都在慢慢減弱。這需要長期努力。

記者：非常感謝您接受大紀元的採訪。您看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余英時：謝謝。最後我必須說明︰任何文化的傳統都有長久價值的部分和受時空限制的部分。長久價值是值得經過不斷更新而保存的，受時空限制的部分則不斷被淘汰而消失。這是一個自然歷史演化的過程。中國文化傳統也是如此。

所以我並不主張保存所有過去存在過的東西，更不是主張中國文化傳統應該原封不動，不隨著時代的更新而獲得新生命。事實上，中國幾千年文化一直在推陳出新的演化之中。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國，到了唐宋以後已成為中國的佛教了，如禪宗、天台、華嚴三宗都是中國人創新的佛教了。

近一百多年來，西方文化的主要價值也傳到中國，受中國人的重視。「五四」提出的「民主」和「科學」，今天也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了。只是怎樣吸收「民主」和「科學」還沒有完全解決好，今後仍需不斷努力。

總之，中國文化是開放的，不是封閉的。我的主要看法是：中西文化的中心價值是可以互相補充的，不必是永久衝突的。所以我決不是一個中國文化的保守派。這一點希望讀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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