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5日訊】（大紀元記者安那悉尼報道）十二月二日，悉尼大紀元時報社在南區RSL俱樂部舉辦了一場九評研討會。此次研討會的主題是《中共黨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天敵》。

　　與會嘉賓有來自德國費良永先生，核物理專家，現任中國民主陣線主席；澳洲的袁紅冰先生，自由法學家，著名文學作者，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發起人；旅居美國的著名流亡詩人黃翔先生；來自美國的作家兼詩人貝嶺先生，《獨立中文作家筆會》與《傾向雜誌》的主要創辦人之一。

　　以下是幾位嘉賓講演之後，就聽眾提出的問題，給予當場解答。

　　聽眾提問：我想提兩個問題1.袁教授來澳洲之前一直在大陸教書, 有這麼一種說法, 49年後出生和成長起來的知識份子,包括被稱為「天之驕子」 的大學生和教授天之驕子的大學教授們, 一直在黨文化的浸泡之下, 從知識份子變成了邪知識份子, 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2. 有人說 「我不喜歡共產黨, 我知道黨文化不好, 你們不是要提倡傳統文化嗎? 傳統文化力也有糟粕。」 怎麼看待這種說法?

　　袁紅冰先生: 第一個問題: 49年以後, 共產黨控制了整個社會的一切資源,當然其中也包括教育資源。因此在這樣一種精神專制之下很多知識份子都背叛了他們作為社會的良知應有的素質和責任, 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 以至於到89年六四之後, 中國知識份子在長期的被共產黨的摧殘之後, 在鄧小平對知識份子的收買政策之下, 他們甚至已經開始和中共的官僚集團,以及奸商共同結成一個新的黑幫的政治頭腦, 來維護現在這樣一種極其罪惡的統治.因此中國的知識份子從總體上講, 走的是一條被摧殘, 然後背叛真理, 然後投降邪惡的政權這樣一條路。

　　但是在這裡, 我們必須看到, 有一些自由的心靈, 在整個的五十七年間, 進行了極其壯烈的反抗。從五十年代的林昭, 一直到六十年代的黃翔, 以至到我們今天許許多多知識份子, 包括中國自由文化眾多的參與者. 他們都在堅守著知識份子對真理和自由的信念。

　　對於你的問題，我最後的答案是，我相信中國的知識份子，總有一天會重新恢復作為社會良知的這樣一種地位，重新承擔起自己對這個民族和這個國家必須承擔的文化責任。

　　費良永先生：確實中共的傳統文化有精華也有糟粕。共產黨也一再在說，「要繼承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剔除其糟粕。」 但是，很不幸的是，共產黨的黨文化恰恰是全面的繼承和發展了傳統文化中的糟粕。比如說，獨裁專制的文化，比如說馬屁文化，比如說「愚忠」思想。所以，如果說我們要清除傳統文化中的糟粕的話，當前首要的任務，就是要全面的破除黨文化。

　　共產黨干了很多壞事，也說了很多漂亮的話，有一句話叫「大破大立」，我們現在還可以利用這四個字，要大破中國共產黨的黨文化，要大立自由民主的新文化。傳統文化中的糟粕，舉個例子，古代人常常說到四個字「三綱五常」。「三綱」是：君為臣綱，父位子綱，夫為妻綱。這三綱按照現在人權的觀念，我認為必須全面廢除。「五常」看其內容要做新的修正，就可能成為我們應該發揚光大的東西。五常是「仁，義，禮，智，信」。這五常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以來中國社會最缺少的東西。

　　當然這「五常」內容我覺得，我們要做比較確切的界定，比如說「仁」，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我認為他當初是說, 要克服一個人自己的慾望，而復周禮，這是一種復舊的思想。如果這作為「仁」的思想，我認為，是要廢除的。但是我們要看到，我們對「仁」的解釋通常是說「仁慈」，「仁義」，從這個角度看，就是要有「人道」。就是說，要以人權至上，首先要保障人的尊嚴不受侵犯，尊重每一個人的尊嚴，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利，這就叫「仁」。那麼我們首先推崇的就是「仁」，就是要推崇人權至上的原則。

　　「人權」的概念有兩個大方面：一個是人的尊嚴，一個是人的權力。廣義來講人的尊嚴也包含在人的權力裡面。進一步分析，這兩件事還不完全一樣。人的尊嚴就是作為一個人，他的尊嚴是絕對不可侵犯的。但是人的權力，按照罰責的原則，如果一個人犯了法，在特定的情況下，他的某些權力是可以被剝奪的。比如說一個罪犯，他傷害了別人的生命財產，依法要剝奪他的自由，要把他關起來，也就說他的這部份權力是可以剝奪的。但是哪怕一個罪犯是被判了死刑，他作為一個人的尊嚴，也是不能剝奪的。

　　所以德國憲法的第一條就是：人的尊嚴不可侵犯。我想我們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人的尊嚴不可侵犯的傳統。哪一句話？「士可殺，不可辱。」你可以殺他，你都不能侮辱他。這就是中國最早的士大夫對人的尊嚴的崇高口號。可是這種作為一個人不可侵犯的尊嚴，在共產黨統治下全部被剝奪了。哪一個人在共產黨統治下，活得有尊嚴哪？除了毛澤東這個「混蛋」，他一個人活得有尊嚴，其他的任何人都活得沒有尊嚴！劉少奇是怎麼死的？劉少奇跟著毛澤東，跟著共產黨幹盡了壞事，但是至少他是共產黨的功臣。而毛澤東把他作為「叛徒，內奸，工賊」，關押起來以後，死的時候，頭髮幾尺長，鬍子也很長。就用一個叫「劉衛黃」的名字，說他是傳染病人，像狗一樣把他燒掉了。他有尊嚴嗎？周恩來，很多反對毛澤東的人，還以為周恩來是個好人，實際上週恩來是最典型的助紂為虐的傢伙，是最虛偽的偽君子。可以說，共產黨幹得很多壞事，是毛澤東出的壞點子，而周恩來把他變成了壞事。周恩來在人民面前是專橫跋扈的，他當然要有點偽君子的形象。可是在毛澤東面前，他是典型的大奴才，沒有一點尊嚴，甚至他跪在地上為毛澤東指地圖，像狗一樣。他有尊嚴嗎？沒有尊嚴。

　　我在德國很多場演講當中一再強調，共產黨最缺乏的是甚麼？最缺乏的就是人道！共產黨不講人道，它當然就會侵犯人的尊嚴。我們看到電影上，當國民黨槍斃共產黨員的時候，他們要高呼口號，甚麼「共產黨萬歲」，允許他們呼口號。可是共產黨從來不允許哪一個死刑犯呼口號。要割掉他們的舌頭，割掉他們的喉嚨，不許他們留下一個字。戊戌六君子被殺的時候，當時譚嗣同可以逃亡，但他覺得革命需要死，臨死前，叫他寫，他寫了一首詩：「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那個時候，他可以慷慨激昂的演講，可以寫下他的文字。可是共產黨有那麼一點點胸懷嗎？所以說，共產黨是世界五千年以來最邪惡，最可恨的一個政權。

　　也許有人說：「那是毛澤東干絕了壞事，其他的是好的，現在共產黨是在進步了。」 可是我們回顧最近十多，二十年的歷史，毛澤東死了以後，華國鋒上台，他首先把毛澤東的殭屍放在了一個紀念堂裡，花費了巨資。當時中國人到處飢寒交迫，很多人還被餓死。我臨上清華之前，奉命干的最後一件事就是去農村，阻止饑民入城。當時鄧小平的家鄉，成千上萬的人逃荒要飯。共產黨不准他們入城，就是說，連討口叫花的權力都被共產黨剝奪了。自古以來，哪個朝代會剝奪人民的最低的那個權力？也只有共產黨才幹得出來！

　　接下來鄧小平，1989年是，只是因為共產黨的貪污腐敗，學生們起來反官倒，反腐敗，鄧小平居然用正規軍來屠殺學生。這是人幹的事嗎？

　　再說江澤民，鎮壓法輪功，從1999年，對法輪功學員採取了群體滅絕的極端措施。對法輪功學員打死算自殺，把天安門自焚嫁禍於法輪功。這完全跟納粹當年火燒了德國議會，嫁禍於當年的德國共產黨是一樣的手法，而且幾千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多少萬人被強迫洗腦。共產黨在人權方面有半點的進步嗎？沒有！當然它也可以說，對政治犯，對一般的民運人士沒有判處死刑。但那並不是共產黨自己的進步，是整個國際社會強大的壓力，是因為共產黨壞事幹絕了，在人民當中沒有威望了，它怕引起譚嗣同效應，不敢隨便亂殺人。所以說，共產黨所繼承的，所推銷的，正是傳統文化中的糟粕。

　　我首先要強調，每一個人都要起來，抗衡中共專制。每一個人能夠做到哪一個程度，就做哪一個程度。有些人說，我不敢抗衡共產黨，至少可以不幫共產黨說話。或者說，我膽小，我也可以沉默嗎。你共產黨干的壞事，我當作沒看見，沒聽見，我不說話，不表態，不說「幹得好」，然後又說：「我是被迫表的態」。如果膽大一點，就可以指責共產黨，「你們不應該這麼干」，或者說「你們幹錯了。」 更有勇氣的人，可以說：「共產黨干了壞事，你該下台，你該滾蛋。」更有勇氣的人，就組織起來，同共產黨對抗，直到把共產專制廢除為止。

　　黃翔先生：首先要把頭腦交回給自己，用自己的頭腦去思維。把嘴巴交還給自己，讓我們發出自己的聲音。必須要有一種思想獨立，人格獨立，為自由文化的前提。

　　聽眾提問：您剛才用詩的語言來描繪人類的科學，人類社會。如果沒有黨文化影響，現在的中國人會是甚麼樣？

　　黃翔先生：如果沒有黨文化，我感到中國還必須經歷一個思想和精神意識的啟蒙階段。因為我們長期受到那種熏陶，污染，洗腦，我們的思維，思想，表達都已經不正常了，被扭曲了。

　　剛才她提到社會人文意識，其實我講得還不只停留在社會人文意識的層次上，我們還要追溯生命的來處和我們生命的去處。所以我是追求一種空無的，生命宇宙意識。那個時候的文化可能會帶有強烈的生命宇宙意識和另外一種精神境界，和我們現在一般人們習慣了的那種文化，從層次上，性質上都會有區別。還有一點，用我們現在的語言和文字去表達我們內心的奧秘，比如說思想中瞬間產生的一種感覺，當我們用文字去追逐它的時候，用觀念心態去描述，定格它的時候，是有一種很長，很寬，很遠的距離不能表達我們內心的，瞬息萬變的那種奧秘。也許將來人類的文化會突破語言形式的表達。在詩學上我曾經提出過，也許藉助於純粹的聲音，線條，色彩去傳達，不僅僅用文字。我提倡一種立體寫作，而不僅僅是平面寫作。把詩歌，朗誦，書法，繪畫，音樂甚至舞蹈都綜合起來，形成一種立體的寫作方式，它也是一種立體的藝術。

　　聽眾提問：我是剛從中國出來的人，請問費先生，您是怎麼看現在的退黨現象？

　　費良永先生：關於退黨的問題，我上次在多倫多大學演講時也有人問我。有些人對退黨表示不理解。他們把退黨說成是純粹共產黨黨員，退出共產黨。開始叫退黨，定義不太明確。現在叫「三退」，退黨，退團，退隊。有人對數字提出疑問。我記得，去年一百萬退黨的時候，我在紐約演講時也講過這個事，那時對一百萬的數字都表示疑問。現在一千五百萬，有人提出疑問，我認為是很正常的。按照中共官方的說法，法輪功學員有幾千萬人。法輪功方面，自己宣稱，學員可能超過上億人。那現在一千五百萬退黨，法輪功學員只是其中一部份，那退黨，推團，退隊的人數就超過一千五百萬了。這是一個數字問題，其可信度不用去考慮。

　　另外我看重的並不僅僅在這個數字的大小，因為今天一千五百萬人的退黨，共產黨就馬上可以拉攏一千五百萬人入隊，入團，入黨。它完全可以做到，因為它大權在握，它有欺騙性，有暴利性。最重要的是社會效應。

　　我們回憶一下，孫中山組織了十次武裝起義，最大的一次惠州起義，大概是六百多個人。而最後一次黃花崗起義，是一百七十個人，死了七十三個。但是清朝很快就瓦解了。這十次起義規模很小，很快就被鎮壓下去了。當武昌起義槍聲一響，很快十八個省宣佈獨立於清王朝。當時中國人口已經達到四億，就幾百號人馬，發動了一些武裝起義，竟然導致了整個清王朝的瓦解。現在有這麼多的人退黨，退團，退隊，它的社會效應，對共產黨的致命打擊，那是不言而喻的。

　　三個小時的研討會，在眾人意猶未盡中結束了。 ◇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