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逸明:中國作協–中共文化附庸与裝飾

劉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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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5日訊】鐵凝執掌以後的中國作協將具有更為濃厚的官方色彩。

中國官方媒體曾在11月13日發消稱「中國作家協會第七屆全委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鐵凝擔任中國作協新主席。」在專制主義依然大行其道的中國,與其說鐵凝是「當選」,倒不如說是她得到了黨中央的垂青。據《亞洲週刊》披露,在此次作協全代會上,953名正式代表投票選出199名全國委員會成員,鐵凝得票數倒數第一,僅790多票,而新的全委會成員除鐵凝外,每人得票數都超過800票。年僅49歲的美女作家鐵凝竟能登上中國作協的主席寶座,她的出任備受外界質疑。曾以《芙蓉鎮》一書榮獲中國茅盾文學獎的知名作家古華事後向媒體表達了他的不滿,認為鐵凝當選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為她是中國作家群體中唯一具有中共中央候補委員身份的作家。可見,鐵凝的「當選」完全是中共中央欽定的結果。

在1982年就加入了中國作協的鐵凝,此前曾擔任過河北省文聯副主席和中國作協副主席,兼具中共中央候補委員身份是她最為與眾不同的一點。鐵凝的著作並不多,代表作僅為《大浴女》、《麥秸垛》、《鐵凝日記》、《笨花》等幾部知名度不高的作品,如果不是因為此次出任中國作協主席,或許很多人都會對她陌生。據看過鐵凝作品的人反映,她的作品主要描寫女性問題,其文學造詣以及在文學界的威望遠不能和作協前主席矛盾和巴金相提並論。當年的茅盾在53歲時才當上作協主席,巴金繼任時則已經80高齡,鐵凝以相對懸殊的年齡,而且以其女性的特殊身份掌管作協,不能不說令外界出乎意料。如果說她的前任矛盾和巴金還有深厚的民意基礎的話,那麼,從她在全代會上的得票率看,她「當選」的民意基礎十分薄弱,她的出任標誌著中國文壇巨人時代的終結。

中國作家協會的前身是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簡稱全國文協),1949年7月23日在北平成立。1953年10月,全國文協正式更名為中國作家協會。作協成立之初,雲集了一大批在中共建政之前敢怒敢言的文人,包括矛盾和巴金等重量級的作家。文學組織原本應該以弘揚文化事業和淨化社會良知為己任,然而,隨著一代暴君毛澤東的走馬上任,作協便淪為只知道歌功頌德而不關心老百姓疾苦的犬儒組織,在風聲鶴唳的十年文革期間,作協所扮演的角色更不光彩,為了迎合統治階級的意志,這個組織也義無反顧地捲入了鬥爭的洪流,對毛澤東等人言聽計從,極盡以筆為刀之能事,對國內的正義力量實施不見血的精神殺戮。

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的言論自由程度雖然有限,但相對於毛澤東時代來說,情況仍然要好得多。毛澤東的狂妄和心狠手辣使得他一直都想超越歷史上以焚書坑儒而著稱的秦始皇,他曾對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數量不屑一顧,也就是從那時起,他便開始醞釀發起前無古人的文化大革命。當年共產黨在未當政時對國民黨政權壓制言論的詬病使得中共建政之初的文化人對其產生了廣開言路的幻覺,不計其數的文人紛紛集結於社會主義的大旗之下,並繼續堅持獨立寫作,然而,一黨獨裁的政權終究容不下不同的政治觀點和意識形態,一大批良知文人從反右時期開始就不得不承受被迫害的厄運。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強大的輿論控制鐵幕下,巴金、茅盾、冰心、沈從文等一個個文學巨匠都只能擁有江郎才盡的歲月,甚至於遭受同樣的迫害。中國文壇因此而急劇衰落,中國作協也只能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喉舌組織。

文革時期的中國作協除了盛產郭沫若和賀敬之式的文化打手和文化奴才之外,別無其它功能。有幾流的政治就有幾流的文化,毛澤東的個人主義和中共的獨裁政治不僅割裂了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更結束了中國文人的文學生命。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雖然各種運動如火如荼、此起彼伏,但文化的荒漠化也應運而成。矛盾、巴金等人之名雖然如雷貫耳,但其名卻不是中共統治時期所能成就的,很多大作家在1949年後文學上幾乎沒有任何建樹。文壇的墮落自不待言,然而,就連掌管中國作協的人也是難覓芳蹤,矛盾執掌中國作協直到駕鶴西去,按理應該找一個年紀較輕的人接任,但一覽無餘的中國文學屆卻沒有一位新生代的文人能夠有足夠的威望和水平勝任其職。於是乎,已經距大去之期不遠的巴金便有了代替矛盾的機會。

八十年代的中國被很多學者認為是中國文藝界的小陽春,因為在胡趙主政時期,言論環境較之以前寬鬆了很多。王蒙、劉賓雁、王曉波、戴厚英因此而走進人們的視野,在文壇有著比較高的威望。然而,極權制度下的文化空間終究要被權力壓縮,隨著胡趙的相繼下台,中國文壇又重新步入了寒冷的冬季。江澤民上台後對所謂「主旋律」的高度重視,使得中國的文人進一步喪失了創作良知,充斥著官方媒體和文學刊物的幾乎全部都是違心的甚至是違背人性的文學作品。江澤民時代的中共不僅僅毫不放鬆對輿論的控制,更是懂得運用胡蘿蔔和大棒對文人軟硬兼施,絕大多數文人或者學者為了在體制內分一杯羹而對黑暗的社會現實熟視無睹、聽之任之,完全放棄了作為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責任。中國作協作為文化界的主要機構,之前基本網羅了中國的知識分子精英,在中共的意識形態尚未完全破產的時期,加入中國作協可以說是很多文人的願望,但今天的中國作協卻讓很多人都大失所望,並把加入這樣的組織視為是一種恥辱。

到了網絡繁榮的二十一世紀,中共依然在管制輿論和鉗制言論自由方面和世界主流背道而馳。文學已經在江澤民時代徹底墮落為為政治服務(主要是為愚民統治服務)的工具,描摹社會現實和批判中共的文學作品已經沒有絲毫的發表空間,於是,一些有良知和勇氣的文人只得把自己的作品無奈地推向網絡。網絡的發展雖然能為中共積累官僚資本提供了便利,但信息傳播的迅速又使得意識形態已經瀕臨崩潰的中共惶恐不安,封鎖網絡和監控網民的「金盾工程」因此而出籠,不計其數的異議文人因為講真話而身陷囹圄。如今,在很多國內網站的BBS上面,有關「六四」等敏感話題的文章根本就發不上去。中國作協作為中國的主流文學組織,理當在這種情況下維護民眾的自由權利,對當局提出批評,但實際上,中共對這個組織每年的巨額投資已經讓很多會員成為不遺餘力的文化打手和專制制度的吹鼓手、美容師。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第七屆中國作家協會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悉數出席,正說明他們對意識形態的極度重視。鐵凝的上任,從年齡和性別上講,看似中國的進步,但從她是中央候補委員的身份來看,她執掌以後的中國作協將具有更為濃厚的官方色彩,中國的文學事業將因她的到來而一落千丈。中國作協所扮演的醜惡角色已經讓它這個官方組織徹底失去了公信力,同時,也使得一些原本懷著美好願望入會的人深感失去做人的尊嚴,從張祖樺先生以及湖南作協兩名會員毅然退出作協的情況來看,中國作協以及其下的分支機構已經完全成為操控文學、埋沒人性、助紂為虐,且消耗民脂民膏的奴化組織。@

2006年11月16日

──原載《人與人權》月刊(//www.renyurenquan.org/)(//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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