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5日訊】序言：

研究一個社會除了要看這個社會的人們做了什麼之外，還應該看這個社會的人們應該做什麼卻沒有做。通過這一對比我們能夠更好地看清社會的本質，挖掘出社會病態的深層根由。一般說來，導致人們應該做卻沒有去做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無知，二是恐懼。如果說在古代社會人們主要是出於無知而犯錯的話，那麼在今天，無知的人雖然還不少，但大部分罪惡是由於人們知法犯法、知義而行不義造成的。因此，造成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們集體失語、集體無行的主要原因不在無知，而在恐懼。對一個社會恐懼心態的研究將有助於人們真切地認識該社會的普遍生存狀態，從而有助於探討解開社會困局的路徑。

1941年1月6日，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在致國會的咨文中， 宣佈了四項「人類的基本自由」，即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尤其這「免於恐懼的自由」的提出，顯現出羅斯福總統的睿智，而廣為後人所稱道。

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並頒布《世界人權宣言》。在這個《宣言》的序言中確定「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並免予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已被宣佈為普通人民的最高願望」。

1975年4月，捷克異議人士哈維爾在《給胡薩克的公開信》中說到：「恐懼並不是當前社會結構中僅有的建築材料。然而，它是主要的、基本的材料，沒有它甚至沒有表面的統一、紀律和一致，斷言我們國家可以獲得穩定局面的官方文件即基於此。」並且哈維爾先生通過大量事實闡述了：後期極權社會最高的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維持穩定，它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謊言。瀰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瀰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

既然無所不在的恐懼成為後極權社會運轉的基本條件，那麼追溯這種恐懼現象背後的根源，就成為解開後極權社會謎團的鑰匙，並為最終結束後極權社會提供參考依據。

一、 恐懼籠罩下的生靈

關於什麼是後極權社會，李慎之先生在《哈維爾文集》的序言中曾經對此有過一個經典的概括：後極權社會「就是極權主義的原始動力已經衰竭的時期，就是革命的『總發條已經鬆了』的時期。權力者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前輩所擁有的原創力與嚴酷性。但是制度還是大體上照原樣運轉，靠慣性或曰惰性運轉。權力者不能不比過去多講一點法制（注意：絕不是法治），消費主義日趨盛行，腐敗也愈益嚴重。不過社會仍然是同過去一樣的冷漠，一樣的非人性，『權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這個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維持穩定，它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慌言。」

哈維爾曾經細緻而深刻地描述過後極權社會那種無所不在的恐懼現象：「因為恐懼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學老師講授他並不相信的東西；因為恐懼自己的前途，學生跟在老師後面重複他；因為恐懼不被允許繼續自己的學業，青年人入團和參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動；在這種畸形的政治信譽的制度下，因為恐懼他的兒子或女兒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學總分，使得父親採用所有義務的和『自願』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因為恐懼拒絕的結果，導致人們參加選舉，給被推薦的候選人投票，並假裝他們認為這種形同虛設的走過場是真正的選舉；出於對生計、地位或前程的恐懼，他們不得不投票贊成每一項決議，或至少保持沉默；是恐懼使得他們經歷自我批評、贖罪、不光彩地填寫一大串丟臉問題的令人羞辱的行為。恐懼或許有人會告發他們，將他們驅逐出現存社會，他們通常在私下裡表達他們真實的想法。在大多數情況下，使得勞動者以他們名義的所謂『工作義務』，是那種恐懼忍受經濟倒退、努力想改善自身和為了討好權勢者。實際上，同樣的動機也隱藏在建立『社會主義勞動突擊隊』的背後，存在於這種清醒地意識到它們的主要功能是在給上級的合適的報告中被提及。恐懼導致人們出席各種官方的慶祝會、示威和遊行。因為恐懼被從正在進行的工作中驅趕出來，許多科學家和藝術家效忠於他們事實上並不接受的觀念，寫他們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虛假的東西，參加官方的組織和參與他們認為是幾無價值的工作，要不歪曲和刪改他們自己的作品。在保存自己的努力中，許多人甚至報告恰恰是他們自己對被報告人做的那種事情。」哈維爾的描述經典地反映了後極權社會恐懼的無處不在、無時不有。

在後極權社會恐懼成為支配人們行為的深層動因。恐懼籠罩著每個人的心靈，左右著每個人的行為取捨。在這個社會人們的行止不是發自於對善的追求，對真的渴慕，也不是本乎於自身的權利，而是完全權衡於政治權力的暗示。說其暗示是因為許多東西並沒有明確陳列在某個法規或文件中，而是通過各種宣傳、教育滲透在社會的各個方面，尤其現實中一些人因企圖超越政治限制而被迫害的實例一再昭告人們不得不屈從於某些大家心照不宣的規則。在後極權社會，表面的規則已經日漸合理化了，但是，無論是統治者還是人們都只按潛規則辦事。之所以如此，還是因為恐懼。

後極權社會的恐懼蠶食了一切私域，使恐懼無所不在。人們不僅無法逃離社會生活，不得不與共公權力打交道，而且在這個社會沒有可以躲避的私域，這個社會沒有提供給任何私人以逃離恐懼獲得喘息的空間。這個社會公權被肆意用於營造社會控制的槓桿，各種最先進的技術進步不是首先用於社會發展與民生改善，而往往首先被用於社會控制，使人們順服於極權的意志。為了這種控制，極權觸角延伸到每個可能的角落，以致私人電話被監控，通信被檢查，私人住宅被安裝竊聽，私人聚會被跟蹤騷擾，私人電腦被設埋木馬，甚至夫妻的床頭夜話都可能成為政治迫害的依據，這一切都是有現實的案例作為明證的。許多異議人士被判刑，他們的私人信件、私人通話竟被作為罪證堂皇地供於法庭；姚立法先生在家裡與人交流都被衝擊，在飯店與朋友聚餐都被拘押傳訊；還有夫妻在家看黃碟被抓被罰的，等等。極權的無所不在導致這個社會沒有任何隱私，更沒有躲開公權侵害的任何私域。西方早在近代初期就已形成的「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私人空間在今天的中國仍然難以覓得一絲影子。

後極權社會的恐懼也貫穿於它的始終，恐懼無時不有。後極權社會的恐懼支撐著極權的運轉，如果一旦沒有恐懼，極權也就不復存在。這種恐懼雖然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變換著形式，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突出重點，如在某時期鎮壓異議人士，在某時期鎮壓宗教團體，在某時期鎮壓民間NGO，在某時期鎮壓上訪，在某時期鎮壓維權，等等。但這種鎮壓是一貫的，只是在不同時期有所側重而已。變化的只是鎮壓名單中的先後秩序，鎮壓的本質是不變的。這種「長期保持高壓政策，主動出擊，露頭就抓，堅決消滅在萌芽狀態」的統治方針就是赤裸裸的恐怖統治，它的宗旨就是要在社會營造一種恐懼的氣氛，使社會中人人自危，互相提防。長此以往，社會中的個體完全屈服在這種恐懼中，從而半被迫半自覺地依從於統治者的意志。

後極權社會製造恐懼的手段有些是延續極權社會的。比如說它會充分調動一切社會資源，利用一切可以觸及到人的情感、精神、意志的因素。如近年來對一些異議、維權人士的鄉鄰進行動員，除了一些可能被收買成奸細、告密者外，更多的是使他們疏遠孤立異議人士，不僅如此還對這些異議維權人士的三親六眷進行排查，找他們問話，讓這些沾親帶故的人感到壓力，產生恐懼，從而給那些異議、維權人士形成親情上的一種壓迫感，以掐制人的最原始情感來達到控制的目的。但另一方面，後極權社會的統治又具有新的特點。由於後極權社會已經喪失了它的原動力，信仰已經崩潰，道德早已淪喪，法制只是偽飾，統治者已完全受個人利益的支配，從而更加無所顧忌。他們甚至利用社會黑惡勢力來製造恐怖氣氛。由於黑惡勢力的陰暗、殘忍、不可捉摸、無理無法、無情無義、唯利是圖性，使社會恐怖的歷史記憶得到現實強化，讓這些異議、維權人士陷身於隨時生命有危險的困境中，如去年以來郭飛雄、高智晟、劉正有、姚立法、孫不二等等維權人士屢屢被地方黑惡勢力毆打就是明證。同時統治集團還會對一些典型的人物採取全方位、不間斷的監控、騷擾，形成龐大緊張的壓迫態勢，以給社會樹立起恐怖的範例，警示社會其他潛在的可能傚法的敵人。所以，後極權社會的統治表面看來似乎不再是那種赤裸裸的暴力，但本質上它更多地運用了人性的一些弱點來製造恐懼的氛圍，從而達到統治的目的。這種從肉體威脅的恐懼向情感、意志等精神恐懼的轉化，體現著後極權統治的精細化特點。

二、 追溯恐懼之源

人們為什麼會產生恐懼？顯然在這裡所講的恐懼並不是純粹生物學意義上的機體反應，它是一種社會倫理學意義上的普遍狀態。哈維爾先生說：「我們涉及的恐懼是在更深的意義上，如果你願意，可以說它是在倫理學的意義上，即對於一種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機的集體意識或多或少的分享，憂慮什麼是或可能是受威脅的」，「在一個更廣泛的意義上，我們國家的任何人在本質上都是十分脆弱的。每個人都有東西要失去，因此每個人都有理由擔憂。一個人可能失去的東西的範圍是廣泛的，包括處於統治地位的人享有的各種各樣的特權，所有提供給有權有勢者的特殊機會，享受諸如寧靜的工作、提升和執掌權力，在自己的領域裡工作的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以及對其他公民來說都享有的僅僅是基本生活的有限水平。」

在這裡哈維爾先生將恐懼概括為對有東西要失去的擔憂，「對於一種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機的集體意識的或多或少的分享，憂慮什麼是或可能是受威脅的」。可見後極權社會的恐懼指的是社會的一種普遍生活狀態，是人們對不可預知的外在威脅的擔憂，對自身命運不可控性的恐慌，它是個體沒有依靠（指法律、公理、道德）而完全依從外力、任由外力擺佈的隨機性命運的寫照。具體而言，就是這個社會的個體隨時面臨著：1）失去目前擁有的東西；2）喪失未來可能的機會；3）承擔過去留下的問題。但是，任何社會的人們都會面臨生活的風險，為什麼在後極權社會就成了一種恐懼的狀態呢？要回答這問題顯然需要弄清不同社會人們行止的依據。

縱觀人類有史以來的社會形態，從人們的行止依據而論大際可分為三種狀態：其一、法律未予明文禁止的就是可行的。在現代文明的法治社會，人們的活動是以法律未明確禁止的為範圍，即法律未禁止的就是可行的；其二、法律明確規定的才是可行的。在所謂的半開化式的法制社會，人們的行動以法律明確許可的範圍為活動範圍，人們的行止由法律來劃定，法律沒有規定的就是不被允許的；其三、在地球上還存在著一種超越於法律之上的依照統治者的意志來限定人們行止的社會。這種社會無論法律禁止之外的，還是法律規定之內的，都不能成為人們行為的依據，而在法律之上的統治意志的好惡才是人們行止遵循的準則，這就是極權社會。在前兩種社會狀態，無論是法律禁止的，還是法律規定的，人們的行止都是有依據的，什麼該行與不該行還是明確的，一個人觸犯了什麼，該受什麼懲罰還是清楚的，生活在這種社會的人們對自身命運還是可把握的，至少他對今天要失去什麼，明天可能喪失什麼，過去自己所行要承擔什麼還是清楚的，是有據可依的，因而也就不存在太大的恐懼了。只有生活在極權社會的人們，他們的行止是由一種看不見的統治意志所支配，由於統治者意志的可變性、隨意性、隱蔽性，使得這個社會的人們行止失據，一個時期可行的，往往到另一個時期又成為禁止的，如此一來人們對自身行動的後果就沒法預測，因而對今天擁有的，明天可能的，及過去所作的均沒法把握，這種隨機性、不可測性，就必然導致恐懼。所以在後極權社會人們對不可預測命運的擔憂就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實。

普遍的命運無定，形成了普遍的社會恐慌，導致恐懼瀰漫在每個人的心間。那麼是什麼導致了極權社會人們行止的不確定？為什麼後極權社會的統治意志就不能成為確定的一慣的法規來引領這個社會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得先弄清社會政權合法性的要件。

一個合法的政權應該具有三層意義，或包含三大要件：其一、合符自然律，即合於天道。人類社會的誕生不過是自然演化的一個插曲，人類只有依從自然規律，才能更好地延續、發展自身。一個社會政權的建立應該首先要合於自然發展的規律，否則必遭「天譴」，災難不斷，且絕難持久；其二、合符人性律，即合於人道，符合人的發展需要，使人性健康全面，使人的惡性得到有效控制，人的善性得到有效張揚，政權成為民意的代表，作為民心的嚮往，社會處於良性的運轉中；其三、合符人文法，即合於社會普遍認同的法制原則，按照法制的程序來實現政權的合法性。在今天，一個政權不管它如何標榜自己符合天道與人道，它必須履行人類社會總結摸索到的確認合法政權的程序，即民主選舉、民主授權、民主監督下的政權運作。這三方面，在古時通過「君權神授」來反映，而現代文明政治認為體現這三層意義的是民主憲政，歷史經驗證明只有民主憲政才能最根本保證政權三要件的統一與完整。既然現代社會政權應該具有這三要件，那麼回過頭來我們就可以看到後極權社會合法性的缺失。

後極權社會是個既無法延續「君權神授」，又不願意履行現代文明合法程序的政權；既不敢認同權力來自公民的授予，也不敢高揚暴力搶奪權力的正當，於是權力合法性就沒法找到依托。一個沒有合法性的政權，就沒有堅實的社會基礎，就如同飄浮在半空的雲霧，一時往東，一時往西，隨風而動，無可依靠。這種統治意志的隨意性與不確定性就導致社會行止失據，所以地球上一切極權國家都上演過反覆的社會大動盪、出現過循環的民族大悲劇。中國近半個多世紀的災難，就活生生地註釋出這種缺失合法依托下的政治反覆大震盪。在這麼一種震盪中，身為其中的任何人的命運都是不可確定的，包括統治者本身，都生活在恐懼中。毛澤東之所以發動一次次的運動，是因為害怕權力旁落，至於他下面的人更是被整得死的死，殘的殘，沒有幾人善終的，普通百姓就更苦不堪言了，整個社會都沉陷在恐懼泥淖中。這種全社會性的政治恐懼，在今天主要轉化成一種物資性的恐懼，對人生沒有保障、沒有安全的恐懼，由此也可探索到官僚們瘋狂貪污的一些心理因素。

一個沒有合法性的政權為什麼就必然導致社會的普遍恐懼呢？因為沒有合法性的政權，權力就不可能得到依法的監督，沒有監督的權力就如沒有關鎖的猛獸，沒有設堤的江河，肆虐、氾濫就成為必然。沒有監督的權力與人性的惡相結合，就必將衍生出無盡的罪惡，導致社會普遍的災難。這種災難在普通百姓那裡表現為權利被無端地侵害、剝奪，發展機會的喪失，一切保障的空置。這種恐懼在掌權者那裡就表現為瘋狂攝取式的「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心態，然而這種瘋狂攫取又不得不面對隨時可能到來的追訴。

合法性的缺失與人性罪惡的聯姻產生出權貴階層這個怪胎。權貴階層的不法不義是有目共睹的，一個不法不義的階層要想維繫其統治就只有以不法不義的手段，於是他們在恐懼法理與道義清算的前提下努力將罪惡進行到底，將自身的恐懼轉嫁給社會，將一切可能反抗罪惡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讓社會普遍的恐懼來平衡權貴犯罪的恐懼，這既是犯罪心理的需要，也是掩蓋犯罪事實、保障犯罪成果的現實需要。於是恐懼通過權貴階層進一步轉嫁到社會普通大眾，因為這些普通大眾是權貴的侵犯客體，他們隨時有可能起來追討正義，這樣普通大眾就是權貴的潛在敵人，對普通大眾的打壓就是權貴的必然選擇。事實上權貴階層除了恐懼民眾外，他們還恐懼權貴之間的內鬥，因為體制性犯罪也給體制性內斗提供了充實的依據。所以他們不僅恐懼未來的正義清算，而且恐懼現實權力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在這種雙重的恐懼下，中國大量官員不僅向外轉移資產，而且直接外逃他國。據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監察部、公安部內部通報，僅僅從2000年到2003年6月30日，黨政部門、機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的黨員、幹部，失蹤就達6528人，外逃8362人，其中縣處級以上幹部外逃3905人，自殺死亡1252人。可見這個社會之人心惶惶。

由此可見，後極權社會產生恐懼的根源是政權合法性的缺失，沒有合法性的政權是不會建立起有效的法制體系來約制權力並為社會提供行止的依據的，沒有約制的權力與人性惡的結合產生罪惡的權貴階層，權貴階層因恐懼正義的追討，為了掩蓋罪惡就採取一切手段來鎮壓民眾反抗，民眾在面臨剝奪的恐懼後還將面臨因維權帶來的更深層的鎮壓的恐懼。如此一環環地恐懼衍生，形成吞噬整個社會的恐懼綜合症。社會就是這樣被層層的恐懼裹挾著，誰也無法逃離，誰也不能倖免，誰也不能超然於恐懼之外。後極權社會營造了恐懼的社會氛圍，然而沒有提供解決恐懼的正當途徑，正如前面所言沒有提供社會行止的法制規範。那麼這個社會如何才能走出恐懼？

三、 消解恐懼之路

既然恐懼之源是政權合法性的缺失，那麼重建政權合法性就成為解開社會恐懼的鑰匙。一個政權如果合法性問題沒有解決，是不可能有長治久安的。所以要想使社會免於恐懼，首先必須解決好政權的合法性。重建政權合法性就是要落實主權在民，權為民授，在民主監督下行權，在政黨民選中輪替，實現中國百年憲政的夢想。只有一個合法的政權，才會建立起社會合理的法律體系，使社會行止有法律的依據，使社會矛盾有法律的裁決，社會個體的命運才會在法律原則上得到自我掌握，任何外力都不致無端干涉個體的自主，都無權左右個體的發展，當一個人有法律的依靠時，他就與強大的政權在法律前處於同等的地位，他就無懼於強權加於他的無妄之災，他就可以免於無端的恐懼。

那麼如何才能重建起政權合法性呢？在一個充斥著罪惡的極權政體中，從中外的歷史先例來看，我們沒法找到它自身革新以實現合法化的路徑。當然這不排除極權體制內一些良心人士在文明感召下的抗爭，但體制性痼疾與人性的罪惡決定著這種抗爭的艱難與弱小。若指望體制內生出完全革新體制的力量，這不僅渺茫，而且幾近幻想。所以這個極權政體自身是沒有重建合法性的能力的，那麼重建政權合法性的力量就只能來自外力。到目前為此，可以援引的外力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國際文明世界的促進力，二是民間社會成長起的抗爭力。

先看國際文明世界的促進力。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尤其是一、二次世界大戰的洗禮，以及近年來恐怖集團的活動，使人類日益認識到文明休戚與共的意義。作為產生恐懼的極權社會，如果不受到約制，不能實現根本變革，那麼早晚它必將把這種恐懼輸入其他文明的國度，讓他國也不得安寧。這從伊拉克、朝鮮及古巴都可以看到，災難絕不只圈限在它一國之內，早晚必將漫延到它的鄰國，禍及其他民族。所以人類社會現在已認識到，人類恐怖的最大策源地是罪惡的極權政體，要想使人類免於恐懼，就必須結束一切極權政體。基於這種認識，文明世界日益關注那些生活在極權統治下的生靈，並努力支持那些致力於改造極權政體的力量。國際文明世界的聲援與幫助，對生活在恐懼統治下的人們無疑是有著巨大的精神支持的。在人類日益融合成一體的今日世界，文明世界的努力對促進極權政體的終結永遠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

當然，更重要的力量還在於極權社會成長起來的民間抗爭力。極權社會中雖然恐懼籠罩著每個角落，但一些響應人類良知與正義召喚的勇士總能衝破恐懼、奮起抗爭。我們看看極權社會在地球上存在的歷史，會發現反抗從來就沒有止息過。一部極權統治的歷史也就是一部反抗極權的歷史。試看中國近半個多世紀來，從反右到文革，從西單民主牆到八九民運，從九八組黨到近年的維權運動，抗爭此起彼伏。雖然在極權統治的沉沉暗夜中，我們也總能看到星光在天際閃爍。應該說中國人民反抗極權統治的努力從來就沒有間斷，然而這種努力歷經半個多世紀，至今尚未凝聚成根本改變極權統治的力量。總結其中的得失，我們固然可以看到多方面原因，然而國民的普遍恐懼實在是保證極權社會延續的不可忽視的因素。

在今天中國社會，應該說民眾對社會的不滿是普遍的，但不滿卻沒能結成有效的促成社會革新的力量，究其原因在於人們的恐懼在阻止著人們採取行動來改變這種不滿。一方面是對現實的普遍不滿，另一方面又不敢採取行動來改變現實，這就是今天中國社會的悖謬現象。如何將普遍的不滿轉化成一種變革社會的行動？顯然驅散籠罩在人們心頭的恐懼是促使人們邁出切實改革步伐的前提。那麼，如何驅散人們心頭的恐懼呢？

首先，在意識上要認清恐懼，藐視恐懼。要知道人類最大的恐懼是恐懼自身。要改變自身的恐懼狀態，屈服於恐懼絕不是消止恐懼的方式，相反這會強化恐懼，使恐懼更加有效，這樣也會給產生恐懼的方面提供進一步實施恐懼的依據和動力。如果我們認識到恐懼原來是實施恐怖者自身的恐懼，施予我們身上的恐懼不過是為了掩蓋它們自身的恐懼而已，我們就會藐視這種恐懼，就會在精神上超越這種恐懼。當我們進一步認清，極權社會的恐懼原來是極權政體合法性缺失，引起政權統治者的恐慌，進而將這種恐慌轉嫁給國民，製造社會的恐懼時，那麼我們就端正了我們自身的心態，我們就知道了正義、公理、法理在我們一邊，我們就有足夠的底氣走出恐懼。所謂理直而氣壯，義正而詞嚴。真理、道義在手，敢問天下何懼之有？

其次，針對極權統治對不合作者重點打擊、各個擊破的手法，聯合抗爭成為必然。隨著極權社會統治的不斷走向精細化的特點，它們製造恐懼往往利用人性的弱點–親情、意志、耐力等等，通過孤立、隔絕、干擾、監控等手段，來形成強大的壓力。針對這種恐懼，公開、聯合、聲援顯然是戰勝恐懼的重要方式。反抗極權的恐懼是因為個體在龐大專政面前的弱小，如果有國內國際的同仁們互相勉勵，互相聲援，那麼就會打破孤獨、封閉，就會精神上強大自我，就會戰勝自己的恐懼。針對極權社會統治的精細化，民間反抗力量的聯合既有現實的必要，也有現實的可能，因為畢竟赤裸裸的血腥已經成為過去，抗爭力量的存在空間在不斷加大，抗爭力量越是聯合緊密就越不易被掐死。

再次，現代文明的抗爭方式是避免恐懼的有力保證。人類社會在反抗極權政體上有著豐富的經驗，從中外的先賢們總結摸索的抗爭路徑來看，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原則，有理、有利、有節是方法，依法、公開、合作是手段。維護人的基本權利是正義的事業，是陽光下的事業，陽光下的事業就是要陽光下的手段，要告別那種傳統專制下的陰謀政治，而公開也是戰勝恐懼的最有傚法寶，是攻破極權政體陰暗特務統治的利器。因為在某種程度上，恐懼就是不公開，而一旦呈現在陽光下就沒有什麼恐懼了。

最後，對人性要抱有信心。要相信那些施予恐懼的極權體制中人比我們更恐懼，並且他們也會力圖擺脫這種恐懼的，也就是說施加恐懼的主力本身也具有反叛恐懼的動因，理性最終會促使他們放棄極權體制。所以對生活在極權政體中的人們包括那些極權體制的維護者我們應該要保留信心。從根本上說這是對人性的信心，相信掙脫恐懼的籠罩、過一種正常的生活是每個人的共同願望。讓我們給予那些極權體制中的良心復甦人士以最大的鼓勵，為他們為結束極權恐怖統治的任何一點努力而鼓掌。當一切不願意生活在恐懼下的人們都攜起手來時，結束恐懼的日子就到來了。到那時我們都會發現，原來極權體制也不過是紙老虎而已。只要我們大家都拋開恐懼，它也就灰飛煙滅了。

從古今中外的歷史可見，一個社會變革的到來，最根本的動力還是社會自身變革力量的成熟、強大。中國在根除極權恐懼之源時既需要國際文明世界的支持與幫助，同時主要還得靠自身抗爭力量的成長壯大。面對氾濫於極權社會的恐懼，讓國際國內一切正義的力量緊密聯合起來，為實現人類共同免於恐懼的自由而努力！

2006年12月於北京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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