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3日訊】溫家寶總理最近在文聯八大、作協七大的講話《同文學藝術家談心》引起截然不同的反響：有的稱讚為「心靈的溝通」，有的痛斥為「包藏禍心」。講話的涵蓋之意不是一句話就能準確概括的，簡單稱讚或憤怒譴責均不足以揭示其蘊含的全部信息。
他的講話一反中共領袖作報告時居高臨下的常態，話語間洋溢著平等之情，無疑拉近了與聽眾的距離。他顯示的平等之情不是偽飾，不是做作，而是以講話中談及平日與文藝家交往的事實為依據。比如請詩人李瑛對他寫的詩「賜教」，比如劇作家吳祖光以新鳳霞所畫牡丹見贈，均屬私人交往，從中看到溫與文藝家在藝術方面的交流情況，透露了他在業餘時間對藝術追求的點滴。這些事實反映了溫作為一般的人，作為社會普通一員，有著文化上的追求，從追求中他取得對「人」的價值的肯定，對「人」的尊嚴的確立。他對文學藝術家的平等與仰慕之情皆源於此。尊重每一個「人」、肯定每一個「人」的價值，這是他展示的為人品格，即他的人性。
這樣的人性在中共高層是罕見的，是特殊的。把它同朱熔基、李鵬的人性對比就可明了。朱鎔基對江西省芳林小學鞭炮爆炸死傷數十人案，在境內外查明真相的巨大壓力下，才派出公安部警官調查，結果毫無下文。他對「人」的態度是敷衍塞責。李鵬與王丹等對話時詭稱學生領袖是「我們的子弟」，其時已暗藏殺機。他對「人」的態度是視若芻狗。朱、李的人性是中共實權派的常態，溫所表現的人性則是中共實權派人性的異化。
溫的人性表現往往是在他執行公務時體現的，所以要細緻分辨。他聽到農民工家屬反映工資常期拖欠立即親自為之討還，固然顯得冒失，卻體現了扶危濟困的熱心腸，這正是對人的價值及尊嚴的維護。他借以抒懷的詩句是：「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不宜把這些視為親民秀加以懷疑。這兩句詩是他答記者問時隨口而出的，證明已爛熟於心，與他見到危難常熱淚盈眶的表現可以相為印證。他對「人」的價值的肯定和尊重，使他在施政時經常流露出體恤民情的傾向，這一點是很明顯的。
但人的思想是多維的，而不是單一的。以上所述只是溫的思想面貌一個側面，儘管是閃光的一面，卻不居主導地位。他是經過層層選拔而到達中共高層，這種地位給他的思想以深刻影響。意識形態的嚴格控制，派系之間的權力較量，上下左右的相互糾纏，最高權力的頤指氣使，能夠適應這種環境而應付自如者能有幾許？多次清洗就發生在身邊，溫能夠躲過這些血仇而青雲直上，說明他有被看中之處，有符合黨性要求之處。溫的人性必須屈從於黨性、服務於黨性，才能到達中共領袖地位。《同文學藝術家談心》就是溫的人性服務於黨性的標本。
作家、藝術家是敏感群體，是社會的神經系統，他們發出的警報往往具有震撼力。對此，中共決策者一直小心謹慎，不敢大意。決策者之所以把處於休眠狀態、不能思維的巴金老人固定為作協主席，乃因無由尋覓可信賴之代替者。這種世界奇聞說明決策者害怕作家到什麼程度。由此決定了這屆文聯八大、作協七大必須有一個溫和的、低調的講話，以籠絡與會者而不致炸鍋。《同文學藝術家談心》就是適應這一要求而出爐的。溫以對聽眾的平等與仰慕之情構築這篇講話的基調，希望使它產生與人溝通心靈的效果。但是，能夠溝通到什麼程度呢？（1）講話中，不再招搖馬列的文藝教旨，不再吹噓毛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這些均已喪失號召能力。換上的旗幟叫「真善美」，企圖以此集合文藝家於其麾下。這是中共的思想危機、信仰危機深化到文藝界的反映。原有的正統意識形態已丟盔卸甲，新樹的官方意識形態卻難取信任。試想，在整個社會動盪不定、深具戒心時，自己包裝著假惡丑卻高喊「真善美」，這不是執政自身的深刻矛盾嗎？（2）拿不出能夠展示「為政治服務」的文藝巨著。《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上海的早晨》、史詩《東方紅》，這些經典之作無顏再抬出來炫耀，「樣板戲」隨著文革的沒落而沒落，《金光大道》的高大全被時代拋棄，傷痕文學被鄧小平斥為「哭哭啼啼，沒有出息」。文學藝術，除了那些適應商業要求的「薄露透裸」、輔佐專制得勢的「戲說康干」外，只剩兩手空空了。新的星辰曹乃謙，他的作品已被譯成數國文字，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先生稱之為「中國最一流的作家之一」並以81歲高齡專程到中國大陸與之結識，可惜，他的作品未能進入決策者眼界。更不用說，作家閻連科的小說、深刻揭示權力導致性扭曲與性飢渴的《為人民服務》曾令洛陽紙貴，當局卻不認可，沒有以「擾亂軍心」之罪懲罰作者已是法外開恩了。《往事並不如煙》，描繪那些民主靈魂被鎮壓後的風貌，指出他們的頑強不屈，遭到查禁。這一切溫總理是不會提及的。於是，只能向人們鼓吹唐代文化的「色彩斑斕」和歐洲文藝復興的「群星燦爛」。與會者聽了，除了歆羡古代文化的繁榮外，大約不會產生「在黨的領導下」追求中國大陸文化輝煌的信心。（3）溫有辦法引導聽眾明白「黨的領導」的重要性。講話宣布舞蹈家戴愛蓮於病危前夕在病房舉行了入黨宣誓，戴說，中國這麼大，人口這麼多，需要共產黨的領導。這樣，溫就婉轉地指明中共領導的重要性──國家大，人口多。理由雖然牽強，總算在關鍵處點明了主題。（4）講話提到趙丹在遺言中講：「人活著，或者死了，都不要給別人增添憂愁……」。我在遺言中反覆尋找，沒有這句話的影子。趙在臨終前明言：「文藝，是文藝家自己的事，如果黨管文藝管得太具體，文藝就沒有希望，就完蛋了。」他指出：「從文藝的風骨──哲學觀來說，並不是哪個黨、哪個派、哪級組織、哪個支部管得了的。」「不要硬性規定以什麼思想為唯一的指導方針」。他反對外行領導內行，質疑「為什麼要死死拽住那麼多非藝術幹部來管住藝術家們呢？」他特別告誡：「文藝創作是最有個性的，文藝創作不能搞舉手通過。」「層層把關、審查審不出好作品，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審查出來的。」這就是遺言的精粹。遺言最後一句是非常沉痛的：「（說出這些）對我，已經沒有什麼可怕的了。」（《人民日報》1980.10.8第5版）對即將離別人世才甩掉恐懼而率真直言的話，溫不敢正視，他不敢允諾把趙丹所期望的取消「唯一的指導方針」、撤掉外行對文藝的領導職務、不再由行政機構審查作品等等付諸實施。所以，溫的講話最後冒出的高調「一個繁榮昌盛、欣欣向榮的文化藝術局面就一定會實現」，僅僅是一聲高調而已。
一個人的善良、美好的人性在中共權力結構中如何屈從、轉化為維護和張揚專制體制的力量，這篇講話是一個例證。經驗告訴我們，人的品性再善良、再美好，只要進入這個唯權是重、「精英」統治、層層設防、嚴密控制的組織之內，就必須進行調整，與之適應，將與人為善的人性改造為無視人的存在，否定人的價值及尊嚴而唯專制權力結構的利益奔波的黨性。拒絕這種適應而繼續張揚原有的善良人性將被指責為「企圖以資產階級世界觀改造黨、改造世界」，會受到懲罰，直到丟掉性命。毛澤東掌握的這個黨的歷史充滿了滅殺人的個性的鎮壓行動，直到用黨性完全涵蓋、溶化黨員的特有人性為止，前面例舉的朱鎔基、李鵬的事例就是證明。
然而，真正做到以黨性滅殺人的個性是不容易的。回顧世界史就會知道，正是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與野蠻的火刑催生了人類意識的覺醒，開始了人類的自我認識運動，萌發了人的價值與尊嚴的意識，將人類從中世紀黑暗引向現代文明。這股清新之風沖蕩於中華大地，從五四運動一直綿延至今。中共不是生活於真空，它的高層也會受到這種文明的浸潤，因此會在它的成員中出現黨性與人性相互交織的情況，儘管有著長期的黨性約束，仍不免流露某種程度的善良人性。黨內資深人士吳玉章在主持中國人民大學校政時，正值來勢洶洶的反胡風運動，馬列教研室主任謝韜跌入陷阱。吳以特有方式致電公安部長羅瑞卿：你給我個面子，把謝韜留在校內吧。吳的善良願望因資深背景得以實現，使謝韜免去20餘年農場勞改之苦。這就是吳老善良人性的閃現。凶之克善，假以亂真，黨性之制服善良人性，其實並非那麼容易，並非無往不勝。
不過，畢竟要看到，在兩千年皇權專制基地之上、以列寧的獨裁統治為模式建立的這個組織，憑藉意識形態工具使黨性觀念化為黨文化滲透於黨內外，遍及城鄉僻野，形成強大的洗腦效果。它使權力觀念無限上升而使人的價值無限貶低，由此才有一個人的神化和億萬民眾的奴化。為權力的擴展而不惜毀掉億萬斯民的生命，正是它的黨性的突出表現。從毛澤東發動核大戰、不惜死掉世界人口一半以贏得權力擴張的狂言，到今天的軍旅朱成武叫嚷核戰，不惜犧牲西安以東的中國人以戰勝美國的妄想，有理智的人都會看出他們瘋顛的反人類性。在他們心目中，不僅沒有人的「價值」，簡直就是沒有「人」的概念，「人」甚至引不起他們的同類感。上世紀30年代蘇區殺人如麻：誰擁有10毫子（通用貨幣）誰是土豪劣坤，殺！幾個人在一起互相遞煙、交談就是參加以煙為接頭暗號的反動組織，殺！男女交往甚至談戀愛就是組織社民黨，殺！幾個姑娘拜干姐妹，殺！聚在一起談論吃喝，殺！（《紅色風波中的交鋒與較量》[上]，紅旗出版社，28頁）這種仇視人、仇視人類的瘋顛性一直延續到今天，對「異類」用拖把的木柄搗入女人陰戶、用鐵錘砸爛男人生殖器（見高智晟第三封致中央的信），這樣的黨性的極端化已經成為獸性，顯示的是獸類的吞食法則。東方的古老大地上，還在縱容獸類意識逞凶，不管胡錦濤如何鼓吹「和諧」，不管溫家寶如何高唱「前所未有的歷史大飛躍」，請問：專門以生殖器為攻擊目標的現實如何促進「和諧」、如何引起「歷史的大飛躍」？這個嚴肅的問題是無法迴避的。
從溫總理一篇溫和、說理的講話，透視了他的善良人性與嚴格黨性的關係，他正在或將要怎樣解決這個矛盾是很有意義的課題。他可以發揮他的善良人性的張力，也可以俯允嚴格黨性的約束。這個矛盾的解決，在中共權力層內是非常現實的問題，值得關注。
（2006.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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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281期 //www.chinaeweekly.com(//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