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日訊】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接見媒體說：「民主黨派不是政治花瓶」，我在「民建」內部會上講了此說不妥（見《民建座談會發言紀》2006/10/30），做為「民建」會員和過去的基層幹部，根據自己經歷和觀察現在闡述不同觀點，與成主席商榷：

成思危先生是「中國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大陸八個「民主黨派」之一）的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近年頻頻在媒體曝光，論述民主黨派不是政治花瓶（注1）

（一）一個「民建」基層幹部的認知

本人1988年加入民建（比成主席早六年），同年當上濟南市政協委員，不久成了民建山東省委委員，並被選為山大「民建」副主委、民建全國優秀會員。我入「民建」已18年，做為「民建」的基層幹部，我深深感到「民建」遠不是獨立自主的政黨。它事事處處都受到中共當局的嚴格控制。包括：發展會員必須得到中共統戰部同意，決定民建內部選舉的候選人、民建中誰去當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誰去當「民建」省委委員，都必須得到中共當局的同意，民建省委、市委換屆改選，召開代表大會都要在中共的嚴密控制下進行。

中共為了直接控制「民主黨派」，最近還在「黨派」中發展中共黨員，中共在「民主黨派」市委、省委機關中，安插中共黨員當幹部，這些人享受公務員待遇。中共對「民主黨派」的監控、操縱可以說無孔不入、從上到下，很多人將其稱之為「花瓶」並不過分。

中國的「民主黨派」在歷史上如何定位？當前自由世界對其怎樣評價？決不是中國「執政黨」或「民主黨派」的當紅人物能夠決定的。

（二）從一個會員的遭遇看「民主黨派」是不是花瓶

本人今年2月發表了「建議修憲除去『共產黨領導』」，以後又相繼寫了些維權文章登在網上，結果住處遭到幾輛警車和數十公安人員包圍，他們沒有搜查證但進入家中查看盤問二個多小時，抄走了二台電腦，將本人帶到山大公安處訊問。以後又被公安多次傳喚。5月30日公安下達了「決定書」，剝奪了我的出境權利。從6月5日開始，我家電話受到惡性騷擾，經常一天能聽到幾百到幾千次騷擾聲，持續了5個多月。由於電話受到騷擾，山大「民建」主委打通知我開會，結果三天打不進電話，只能跑到我家下通知，我告訴了她電話騷擾的情況。有一次民建聚餐，我提出家中電話受到騷擾，建議民建山大主委向其上級省委提出，請他們幫助查問制止，結果得到的回答是，你自己支反映吧，他們不問也不管。今年五月民建山大的兩位主委到我家，勸我不要去香港了。我問為甚麼，他們說原因不知道，是上級的意見，我說既然沒有原因，我有公民權利，還是要去香港的。不久我就接到了公安局不准我出境的「決定書」。

從我自己的經歷來看，現在的「民建」組織根本沒有能力，也不願維護他自己成員的政治權利，更何況維護弱勢群體的權益，這樣的「政黨」不是花瓶是甚麼？

（三）中共建國伊始，花瓶政黨已露雛形

「民主黨派」發展到現在，有一個歷史演變的過程。1949年中共建國伊始，「民主黨派」的花瓶形象就已有雛形。據章立凡（民建創始人章乃器之子）整理：「中共在新政權的領導作用，很快在與民主黨派的關係上體現出來。歷史上各民主黨派內都有中共秘密黨員，某些民主人士也曾秘密或公開地加入共產黨。新政權成立以後，一些共產黨人被安插進民主黨派。根據中共的要求，各黨派撤消了在港澳和海外的支部，並承諾不在軍隊中發展成員。

中共中央統戰部還給各民主黨派劃定了發展成員的領域。民革：原國民黨軍政人員；民盟：文化教育界知識份子；民建：民族工商企業家和與他們有聯繫的知識份子；民進：教育、文化、出版、科學界知識份子；農工民主黨：醫藥衛生、科學技術和文化教育界知識份子；致公黨：歸僑、僑眷；九三學社：科學技術、文化教育和醫藥衛生界知識份子；台盟：台灣省籍人士。

各民主黨派的經費，以往都是通過捐助等方式自籌，例如「民盟」總部在北京購買辦公用房的費用，即是由「民建」贊助。自從成為新政權的成員之後，『民主黨派』的經費及人員工薪也變成由國庫支出。」（注2）

從執政黨的這些措施來看，中國「民主黨派」的花瓶命運在1949年前後已具雛形。中共為了限制「民主黨派」的自由發展，做了很多制度性的規定。這些規定，是違背政黨間獨立、平等競爭原則的，如：「民主黨派」必須承諾不能在軍隊中發展黨員，只有中共可以在軍隊中建立組織發展黨員，從而保證了中共可以完全控制軍隊。中共可以在港澳及海外設支部，「民主黨派」不可以，這使「民主黨派」斷絕了海外的聯繫。大學生也是中共領地，禁止其他黨派發展。中共自認為是工人農民的代表，當然禁止其他黨派在其中發展，甚至成立於1930年的「農工黨」也不准發展農工成員。中共把「民主黨派」排斥在國內最廣大的人群工、農、兵、學之外。

中共的嚴格規定，為中共壟斷政權提供了空間，使其能夠保持一黨獨大、一黨專政的地位。這些制度性的規定，使「民主黨派」完全演化成「花瓶政黨」。時至今日，中共黨員已達到7000多萬，而八個民主黨派的成員總數加起來不到70萬，不足中共黨員人數的1％。「民主黨派」成了一個長不大的孩子，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花瓶」。

（四）回憶57年反右

中共領導的1957年反右鬥爭，踐踏政黨獨立、政黨自由的普世價值，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他們在「民主黨派」中打右派，「『民建』154名中央委員中，有28名被劃為『右派份子』，占中委總數18％；24156名會員中，被劃為『右派份子』的有3100多名，占會員總數的13％。其中相當多的人，是學有專長的知識份子、富有經營管理經驗的工商業者。」 （注3）

57年的反右派，是「民主黨派」的一場浩劫，在他們的中央負責人中，「民建」創始人之一章乃器（糧食部部長）、農工黨主席兼「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鈞（交通部部長）、「民盟」中央副主席羅隆基（森林工業部部長）、「民革」中央副主席龍雲、「台盟」主席謝雪紅、九三學社中常委（山東大學副校長）陸侃如都被打成極右派。（注4） 反右之後的「民主黨派」已經是傷筋動骨，奄奄一息。各省市基層骨幹，凡敢於議政、批評中共的無不受到殘酷打擊。

回想1957年中共在「民主黨派」中打了那麼多的右派，在他們的中央領導和省市領導人中批鬥了那麼多人，作為一個「黨派」竟然毫無還手之力，聽不到集體的抗爭。

中共可以到「民主黨派」中打右派，抓人，關人。「民主黨派」可以到共產黨內部去抓左派嗎？當然不可以。這叫甚麼獨立的政黨呢？這不是任人摔打的「花瓶」又是甚麼？

57年山東大學中文繫著名教授、詩人高蘭只因為說了一句話「『民主黨派』是共產黨的儀仗隊」，就被打成右派，批鬥得不亦樂乎。這還有甚麼「互相監督」可言？明明是花瓶，卻不准講「花瓶」，這不是暴政是甚麼？

1957年之後的「民主黨派」已是面目全非，即使有些應景、應時的活動，也已經基本沒有社會影響。在文革中他們的遭遇則更加悲慘，「1966年8月，民建中央和地方組織機關被查封，負責人被批鬥，工作人員下放干校或農場勞動。許多人政治上受迫害，精神上受凌辱，肉體上受折磨。有的甚至迫害致死。民建中央和地方組織被迫中斷工作十一年。」（注5） 直到1977年才恢復了一些活動。奇怪的是「民主黨派」領導人在公開講話中，從來不提1957年反右派時和「文革「中他們的悲慘遭遇。

（五）不該沾沾自喜於幾個副職

成主席1995年加入「民建」不到二年就成了民建中央主席，不到三年就當上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國家二級官員）。為了說明「民主黨派」不是花瓶，成主席在今年8月17日接受香港《鳳凰週刊》記者採訪時說：「『民建』11名會員擔任了重要職務」。但是查看一下這些「重要職務」，全部都是副職，包括副部長、副省長、副總檢察長、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為甚麼成主席舉不出一個正職的的例子來呢？問題是中共只是把「民主黨派」當做花瓶，當做陪襯，現在的局面還不如五十年代初，當時「民主黨派」至少有五個正部長，還有兩個非中共副總理（副總理共四人）、中央政府副主席共六人，其中二人為民主黨派，現在一個也沒有了。當然即使「民主黨派」有人當了正部長，也不能說明這些「黨派」不是政治花瓶。

現在中央的每個部委，都設立有中共的黨組，這些黨組要在政治上把關，重大決策沒有他們的點頭是不能拍板的。在那裏中共的黨組，才是真正的領導者。

「民主黨派」絕對沒有權力在部委中成立自己的「黨組」，所以領導權牢牢地掌握在中共手中。成主席不該為自己的會員，當了幾個副職而沾沾自喜。應該爭取的是黨派之間的平等關係、競爭關係、互相監督的關係，而不是上下級關係、賞賜關係。「民主黨派」是不是「花瓶」要看他們在政治上法律上，是否和執政黨有完全平等的待遇；在活動上是否獨立自主，與執政黨有同樣自主活動的空間。

（六）參政議政不講政治

現在全國上下最關心的是政治改革，「民主黨派」做為一個政黨，談到參政議政，主要應該議論政治問題。但是成主席在回答鳳凰週刊訪問時，說他受到的重視主要表現在經濟問題上，他說：「民建這幾年也提過

很多很有價值的提案，比如虛擬經濟、金融全球化、中小企業發展。」有人問及胡錦濤曾親自點名讓他去研究人民幣匯率問題時，他說：「我們去年和胡錦濤總書記一年有九次高層協商，協商包括各個方面，你說的這個問題是胡錦濤總書記去年中國新年座談會上提出來讓我們研究的。」

成主席在談他在全國人大的工作時說：「現在（我）作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我負責證券法、農村金融的執法檢查」。作為一個政黨的主席進入政府，應該提甚麼建議？我認為主要應該對大政方針提建議，這是「民建」章程明文規定的義務，在民間對政治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的情況下，更應多談政治和政治改革。

但是成主席講的卻都是經濟問題，包括人民幣匯率、金融、證券問題。他是這方面的專家嗎？不是！他1954年在華東化工學院畢業，以後一直在化工部門工作，直至1994年升任化工部副部長，他學習從事化工專業有四十多年的歷史。他的研究範圍主要在化工的「硼資源」方面，也有不少專著，他應該是一個學有所長的化工專家。

就是這樣一位從事一輩子化工、對「民建」幾乎一無所知的化工專家，到了1995年（時年60歲），被中共看中，空降加入「民建」，第二年1996年（61歲）當上了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63歲）當上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為甚麼成思危先生會在這麼短的時間裏，乘直昇飛機當上民建中央主席和國家二級官員呢？按他自己的說法：他是個「業務幹部」，而且是專心干化工專業的專家。從他後來的講話分析，他對政治問題缺少思考，他在大學上的政治課和以後接受的思想灌輸使他只知道中共的偉大、光榮、正確，他的親身經歷使他認識到只有依靠執政黨才能享受高官厚祿。這樣的人在執政黨看來當然更適合擔任花瓶政黨的主席。

說他在經濟領域裡參政議政，他有甚麼條件？像證券法、金融方面，他都是一個門外漢，他過去沒有專門的研究，沒有論文沒有實踐。現在執政黨中有很多這方面的專家，甚至專家組，成主席如果在這方面有些出格的建議在碰過幾次軟釘子之後也就老老實實地對中共的提案舉手贊成了。

（七）不該誤人子弟

成主席在平步青雲之後，受到胡錦濤多次接見，他把這些當成自己的光榮，認為他的待遇提高了民主黨派的知名度；他認為自己頻頻出鏡，展現了自己的人格魅力；聽說有些年輕人要加入民建是因為他的個人影響，他感到很自豪，以為自己引領出一條青年人的道路。

其實成思危先生的從政道路，並不值得有為青年學習。

值此國家危機重重、上下腐敗、人權不保、民主化舉步維艱的時期，一個熱心從政的青年，應該在政治上爭當公眾代言人，為弱勢群眾仗義執言、維護權益，為民主憲政探索道路。而不該只是追求眼前功利、官場的成功。為國家命運著想，為青年後進思考，成主席不該誤人子弟，誤人子弟會受歷史譴責的。成先生應該三思、反省才是。

（八）不甘花瓶要挺直腰板

「民主黨派」成了「花瓶政黨」，追究根源是來自於中國實行的政黨制度，在中國應該制定「政黨法」，保障政黨間的平等自主的競爭關係，保障公民參加、組建政黨的自由權利，保障政黨內部的民主活動。為了改變「花瓶黨派」，應該修改「民主黨派」的章程，應該修改國家的憲法和有關法律。

大陸「花瓶政黨」的出現，主要的起因是中共推行一黨專政，要領導控制其他政黨，但是「民主黨派」中有些人不知自重也是原因之一。「民建」的章程中甚至寫上了「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這樣互相矛盾的內容。當然這也說明了「民建」內部存在不同聲音。

「民建」成員應該自重、自強，「民建」章程規定了會員權利，其中第三項是「對國家大政方針及地方重大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民建」會員有很多當了「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他們現在參政議政應該是圍繞「大政方針」和「重大問題」；比如可以是從修改本黨的章程開始，刪除自我矮化的內容，再比如就政治體制問題建議修改憲法，建議制定《政黨法》、《新聞法》、《出版法》，建議廢除勞教制度等等；從維護人權出發，修改刑法，廢除「煽動顛覆政權罪」等條文；修改「公務員法」，禁止政黨機關幹部享受公務員待遇；修改選舉法，制止政黨操縱控制選舉過程，使用暴力對待競選人的行為，保證公平公正的競選活動；應該建議廢除行政各部委建立政黨黨組的制度，禁止任何政黨通過其政法委，直接操縱控制司法過程，應該促使司法獨立；建議儘快制定直接競爭選舉各級政府官員的時間表等等。

「民主黨派」如果不甘花瓶形象就要挺直腰板。中國的民主化，需要眾人的努力，中國的「民主黨派」有近70萬成員，而且多是學有所長的知識份子，他們理應為中國的政治現代化做出貢獻，以實際行動改變花瓶形象。在這方面也希望成主席能起到帶頭的作用。

據傳成主席曾準備在「民建」內部擴大民主，推行差額競選制度，如果屬實，這確實是件好事，在這方面，可以走在中共前面，請他們到「民建」來取經，也可以讓社會耳目一新。擴大民主，不管在「黨派」內還是「黨派」外都是件好事。其本身就是在推動政治改革。@

注1： 2006年9月20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報導。
注2： 章立凡《聯合政府之夢：中國民主黨派的前半生》
注3： 《中國民主建國會五十年》P93
注4： 汪國訓《反右派鬥爭的回顧與反思》P412
注5：《中國民主建國會》P98

2006年11月30日於山東大學（0531－88365021）(//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