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9日訊】中國大陸若干拔尖的青年男女學生，放棄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學習的機會，接受香港大學的招手抵達香港，在廣東話瀰漫的香港大學深造。有人以為這些年輕男女學生既然選入香港大學，應該對香港開放認同、對香港自由讚許、對西方的民主人道有正確的認知，但從網上看了一篇介紹這些青年學生談吐的文章，得到的印象則完全相反。

這些來自大陸的頂尖青年精英，在公開座談會上，對八九民運、六四屠城有著與香港人及海外華人不一致的看法。他們不批判下令開槍屠殺學生的中共幹部，不譴責以坦克車輾壓青年學生的軍人；相反，他們認為青年學生犯了錯誤，咎由自取。他們說，他們之所以有這種看法，是看了不少材料，也做過深入研究後才確認。看他們理直氣壯、雄辯滔滔的言談，比中共宣傳機器散佈的謬論更令人相信，真是江山代有人才出。

過去二十年來，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大批青年學生到國外求學、就業、定居，也有不少人受完歐美教育返回中國大陸為社會主義建設效力。於是海外華人（尤其是台灣老一輩的國民黨人）產生了一種幻想，以為這些來到國外的大陸精英享受過自由生活，體驗過民主制度優越性後，應該有更廣闊的視野與世界觀，他日回國掌權必會促使中共從量變到質變，最後像俄羅斯人與東歐人一樣和平演變，回歸到自由民主陣營，解除對自由世界威脅的共產枷鎖，達成真正的世界和平。

幻想畢竟是幻想，真實的情形是：這些青年精英在馬列思想啟蒙浸淫下，否定西方政治制度，看不起自由世界的寬容忍讓，痛恨民主國家的選舉。他們認為那是虛假的動作。

讀者先生千萬不要以為我上面所說的現象是反譏。過去二十幾年來，目睹那些在美國常春藤名校深造的大量男女精英的表現，讓我看到了他們的真面目。他們對自由民主國家的一切均嗤之以鼻，如果再披上一襲「民族主義」外衣，在自卑心態反射下，自然產生了自大狂傲的言行，他們以為這就是「愛國」。於是「中國可以說不」的謬論被奉為經典，把外界對中共的批評或建言一律說成是「妖魔化中國」。他們像中東那些「文明古國」的愚民一樣，主張以「超限戰」去對付西方強國，吹捧那些激進份子對自由民主國家的恐怖襲擊。

在中共蓄意洗腦下，出現最多的是對八九民運、六四屠城的解釋。記得○五年十月，台灣的新黨主席郁慕明來紐約宣揚他與「胡總書記」相見甚歡的情況。在一個宴會上，有一名儀表堂堂、口齒伶俐的大陸青年人走上台去，先讚揚郁主席的「愛國」表現，然後自我介紹說他在一家名校深造。他說：八九民運發生時，他也是天安門廣場上百萬示威群眾之一，他對當局也有很多不滿。等到暴亂結束，他來到美國深造，經過深入反思，確定了三件事：一，青年學生中少部分因激進而思想偏差；二，人民解放軍在天安門開槍鎮壓絕對沒有殺人；三，西方傳媒的報道誇張歪曲，使國外不少人受騙。他的結論是：「那次鎮壓是正確的。否則中國今天必然亂成一團，民不聊生，不會有此刻的經濟起飛，老百姓也不可能有今天盛世的日子可過。」

最不可思議的是，那些大陸精英，不但推崇「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甚至為「江青同志」平反，對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後的種種禍國殃民政治運動給予正面評價。他們把中共在五十年代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及土改運動視為建國必需，它奠定了今日中國盛世的基礎。他們解釋說：解放建國初期，社會動盪，恐怖活動頻繁，若非鎮壓，豈會有五十到六十年代的大治。毛澤東下達鎮壓令，目的就是「反恐」。用現在的話說，「毛主席是國際反恐的先行者」。對於有人否定反右，那些精英也有異常的看法。他們認為，在那種意見紛陳的局面下，知識分子是一切不安定的根源。為淨化革命陣營，為建國初期的穩定，反右是必需的。

我曾經問過一名發出這種言論的大陸精英：你們這種想法及說法，在中國大陸新一代人中是否很普遍？答案是肯定的。假如有人列舉許多血腥鬥爭、大批屠殺的例證質疑，這些精英無法辯解，便說那是一些陳年往事，沒有必要再重覆提起，那是國際反華勢力對中國的妖魔化。

今日中國大陸的精英，也就是將來中共的領導人，一個個胸有成竹地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見他們這樣得意忘形，不禁想起台灣名作家柏楊先生所說的一句話：「假如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那麼世界的災難就開始了！」信哉斯言！

轉自《動向》２００６年１２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