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7日訊】日前，余英時先生獲頒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克魯奇」（Kluge）人文學科傑出成就獎，是爲中國知識界盛事。一時風行景從，文盈天下，國內外學界著者論述余先生卓越成就者在在皆是。筆者本不欲趕此時髦，尋思等過了這段熱潮後，將來有機會再從容撰文，談談自己眼中的余英時。這並非矯情。以自己對余先生的瞭解，想必他正以其屢次提及的「平常心」看待獲獎。然而不久，摯友編輯來電囑托，竭誠催文，讓我寫寫余先生作爲一位公共知識分子的側面。言辭殷殷，不敢不從，遂草就此文，望識者正之。

回望前塵，1989年6月5日，飛離故國，我應邀赴美一大學研究訪學。該年底，接獲余英時教授電話，邀我去普林斯頓大學做訪問學者。從此與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結了緣，同時也有緣當面向余先生請益。至今算來，已整整十七年了。

中國士人 英國紳士

初見余先生，第一感覺，遠非如某些中國學術大師那樣望之儼然，而是隨和親切，鬆弛自然。他有時叼一隻頗帶標簽意味的「余氏烟斗」，隨烟圈的冉冉上升，熏出縷縷書卷氣，一室生香；對學界往事逸聞，他如數家珍，娓娓道來，並時時夾幾句玩笑，常使滿座如沐春風。余先生其人，恰如他所描摹的恩師錢穆一樣，是「即之也溫」式的人物。然而，每每當閒聊轉入正題，談及中國大陸學界和諸種情狀，他就變得目光炯炯，語調肅然，面容也逐漸凝重起來，呈現出人文學者的厚重本色。

作爲一個人，余先生是典型的謙謙君子，在我的混合印象中，儒雅、淵博、謙恭、幽默，却又擇善固執，是他的基本人格特質。奇妙的是，相處越久，我個人竟然越發感到他像極了傳統中國士大夫和英國紳士的某種古怪混合體。「儒子神韵」如何與「紳士風度」相互纏繞，融爲一體，是一個頗令人費解而又有趣的話題。對此，人們不免從余先生所受的中西學術訓練的背景上，去理解這一人文景觀；也有人從近年來在中國學界甚爲熱鬧的「自由主義儒家」概念上，去解讀其混合型魅力。然而在我看來，每一個生命的獨特資質和精神歷程，恐怕才是更重要的因素。

2001年五月四日，余先生榮譽退休，普林斯頓大學特別舉辦了一場《中國的過去與未來──余英時教授榮退國際學術研討會》。當日，我不避簡陋，曾賦詩一首致賀，大略地表達了自己對他一生的概觀與景仰：

祭酒學園出皖門
適之寅恪化一魂
煌發史論驚環宇
義挽書生避暴秦

萬里飄洋華夏魄
一生授業美歐人
家國遠望朦朦霧
士子猶傳磊落文

正如上述，筆者觀察和評價余先生，就範疇理路而言，主要是從學術與人道兩個維度；就人物坐標而言，則持有兩個基本的參照：那就是胡適和陳寅恪。

胡、陳、余——現代中國文化三重鎮

從外緣的視角看，余先生曾任康乃爾大學胡適講座首席客座教授(1991-1992年)，撰有專著《重尋胡適歷程》（包括了舊作《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以及新作《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有論者認爲，該書「是當代最傑出的知識分子論述現代最偉大的知識分子。」 從內在的精神層面看，余先生的學養個性也頗有胡適之風：中西貫通，著述等身，寬容敦厚，提掖後學。爲學則開一代風氣，爲人則樹今世典範。正如余先生與筆者在自由亞洲電臺關於胡適的一次長談所判定的：胡適的歷史地位在於，把中國文化從原有的封閉傳統中，帶到了現代世界上。而在我看來，余英時著作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風行中國，他關於中國思想道統的現代變遷、中國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角色與當代「創世紀」、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朱熹的歷史世界等思想與論說，對突破大陸馬列毛意識形態封閉體系，對於中國知識界與國際學界的溝通，亦是功不可沒。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是把中國傳統的古典學術變成現代學術的一個關鍵。而余英時的《士與中國文化》在大陸的一紙風行，則爲中國知識分子開闢了嶄新的天地。應當說，作爲開風氣的先驅，作爲思想學術自由的最有力的推手，他們各在自己時代的中國海內外知識界中，都堪稱衆望所歸。有鑒於此，就其影響和爲人風範看，在中華思想、文化和學術界，余先生目前所擔當的角色，就是一個活生生的當代胡適之。舍此不作二人想。他當之無愧，確爲胡適精神在今天的傳人。

就史學譜系和撰述機緣論，余先生自1958年發表《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一發不可收，出版了一系列有關陳先生的論著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數種，風傳海內外，遂與著名史家陳寅恪結下了四十多年的不解之緣，寅恪先生在世時亦稱「作者知我」。論其精神之相通，論其學術的謹嚴、深邃和創造性，余先生當之無愧是陳寅恪學術的「後世相知者和傳承者」。余英時所處之世，與陳寅恪一樣，中國文化天崩地裂，陷入深重危機；傳統價值化成遊魂，無所附麗；中國知識人遭遇史無前例的暴政，身家性命無處安頓。余先生，作爲文化裂變哪一刹那間（1950年）出亡的知識人，在香港新亞書院錢穆先生熏陶下，承繼文化衣鉢，以爲中國文明招魂爲志業，心繫歷史生命，成爲文化托命人。余英時，正如陳寅恪一樣，作爲中國文化的代表和守護者，在北京政權摧毀中國文明的滔天洪水中，一個在外，一個在內，以自己的寫作和研究，在嚴肅地審視和評判著北京政權的作爲。他們代文化立言立德，代歷史立言立德，記錄下了其身處之世華夏文化衰微的悲劇性軌跡。這一可歌可泣的文化審判，象徵了中國文化系統與中國政治系統的當代對峙。

我以爲余英時在現代中國文化中的位置，完全可與胡適、陳寅恪這兩位大師比肩，他們是中國文明在二十世紀學術、文化、思想史上的重鎮，三峰鼎立，各成氣象。

概言之，在「引領風氣、開闢言路、提携後學」方面，余英時一脈相承於胡適。在「文化守成、學術深度、知識發現」方面，余英時又直接賡續於陳寅恪。而且，容我直言，像胡、陳、余這樣在文明交替時期的碩果僅存的大師，已成絕響。他們是一段特殊時期的特殊人文産物，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恐怕將再也不復見於國中了。

反極權的風帆

余先生不僅是一位純學者，同時，作爲中國文化的托命人，作爲公共知識分子，作爲世界公民，他並不諱言自己對政治的關懷。他雖不直接投身政治，但面對公共事務，他絕不迴避，而是挺身而出，坦率批評，慷慨陳言，勇於道義擔當。1989年，中國大陸發生天安門事件，余先生悲憤之餘，先是在美國學術界發起聲援活動，在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公開支持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六四屠城後，一些中國知識分子被迫流亡海外，他又仗義出手，奔走籌措，在一位普大的美國校董約翰．埃略特（John Elliott）的慷慨解囊下，余先生創立了普林斯頓中國學社（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親自挑選和延攬了二十多位學者於普林斯頓大學繼續研究，以庚續文化命脈。在國運與文化的危難時刻，余先生此舉，德配先賢，義薄雲天，勢將載入史册。

在普林斯頓，當年部分學人以及被北京通緝的前改革派官員，除了在學社內的研究與寫作，在學社之外，也從事一些政治活動，譬如創立智庫類的機構甚至政治組織等。有鑒於余先生在海內外知識界的崇高聲望與號召力，人們紛紛請他出面，借重他的清名。對此，余先生確是鼎力支持的，也掛名擔任了多種學術及咨詢機構（除政治組織外）的無報酬名銜。在那些六四餘痛猶存的日日夜夜裏，作爲人道主義者，作爲一個心憂天下的公共知識分子，他獻出了自己大量時間和精力，傾力支持這些事業；同時，作爲一位純粹學人，他又極爲清醒。他深知自己的界限、本分與角色。記得我曾聽他說，今天，我責無旁貸，必須出面支持他們。這是無條件的。倘若某一天中國轉變了，他（們）回國了，擔任了要職，擁有了權力，我决不會再去找他（們）。這裏彰顯的，是坦蕩純淨的書生本色，是超然獨立的學者襟懷。

如果說，余英時與胡適、陳寅恪，作爲兩代學人，在政治關懷上，有什麽共通的精神脈絡的話，那就是「抗擊共産主義」了。

胡適的自由主義立場，他對共産黨的遠見卓識，衆所周知。中共在建政之初就曾掀起一場「批胡適」的運動，適足以成爲胡適的政治洞見力與影響力的最有力的佐證。

陳寅恪對中共的態度，近年來也日益清晰了。余先生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作了最爲有力的闡釋，而1995年中國大陸出版的《陳寅恪的最後20年》也提供了重要證據。

余英時的立場更是昭然天下。他自從1950年離開故國，直到1978年十月，他率領美國官方的學術訪問團訪問中國大陸，「聽到了無數驚心動魄的故事」之後，至今，他再也沒有踏上中國大陸一步。同時，在八十年代以後，他還發表了不少政論性文章，對中國大陸的社會與政治現狀提出了敏銳的觀察與尖銳的批評。

有論者於是惋惜余先生，認爲，倘若他遠離政治，倘若他反對共産主義立場不是那末鮮明，拒返大陸的姿態不是那樣强硬，而成爲不問人間俗事的純書齋學者，不問政治的純文化人，那麽，他在學術文化上將有更大的創獲和發明，在中國大陸當有更大影響。每當余先生風聞這類論調時，總是淡淡一笑，懶與置辯，我行我素。

這一論調，讓我想起了余先生在《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的「書成自述」中談到的大陸官方爲消解《陳寅恪最後二十年》而發展出來的「最新論說」：
「….出現了下面這個新論說：不錯，陳寅恪最後20年確實遭遇了一波接一波的苦難，並終於『迫害至死』(《最後二十年》，第27頁)；然而政治是俗人之事，對於高雅出塵的陳寅恪來說，却是無足輕重的，陳寅恪對中國文化是那樣地一往情深，他最後20年的生命已完全托付了給它，一切著述也都是爲了闡發它的最深刻的涵義；不但如此，他的文化痴情又和他的土地苦戀是那樣緊密地連成一體，以至他無論怎樣也不肯『去父母之邦』，……爲了文化，他『雖九死其猶未悔』，中國文化傳統中過去曾有一條絕對的『孝道』原理，叫做『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陳寅恪則創造性地發展了這一絕對原理，使之成爲『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之邦』；陳寅恪這位超群絕倫的文化大師的全部偉大便在這裏，所以今天談陳寅恪絕不應再涉及政治，因爲一說到政治，便會害得他在九泉之下仍不能安穩；怎麽談陳寅恪呢？我們只需反復不斷地說：文化、文化、文化……。」

余先生稱上述論點爲「新論說的一個基本模型」。在筆者看來，這一把文化與政治絕然分割一刀兩斷的模型，不過是封閉在沒有言論自由沒有公開論辯的棺木裏的木乃伊，一經見光，烟消雲散；一遇事實，土崩瓦解；經不起任何檢驗。中國大陸1949年後驚心動魄的文化滅絕災難，不正是政治使然？特別對於極權主義的共産全能政治而言，任何獨立的文化、學術，難道可能有一絲喘息的空間？當文化的載體——文化人、作家、學者——被政治整治得奄奄一息，死無葬身之地時，文化、文化、文化…..，它在哪裡？

在某些緊要的歷史關頭——當胡適被毛澤東傾全國之力批判時，當陳寅恪在回復中共函內申明「….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時，當余英時與中共御用班子大舉爭論陳寅恪晚年詩文涵義時——我腦海中浮現出的是一張在極權主義滔天巨浪下傲然而升的精神之帆。他們凸現了悠久文化中堅忍不拔抗拒權勢的偉力，也凸現了自由精神所蘊積的偉力，堪稱「以一人敵一國」。

誠然，余先生是一位醇厚的學者，而不是政治人。然而，他同時也是公民，是現代知識分子，對政治發表意見，是他內在的精神要求，也是他固有的基本權利。

近年來，人們當然也注意到，隨著經濟力量的提升，北京當局的自信略有增加，對海外學人的政策有所緩解，源於其長期的「統戰」傳統，他們的手伸向了海外華裔，甚至伸向了他們過去所稱的「反共」知識分子們。種種手法，無所不用其極。毋庸諱言，在這方面，從外在現象看，他們獲得了相當的成功。確如陳寅恪當年所曾慨嘆的：

「每當社會風氣遞嬗變革之際，士之沉浮即大受影響。其巧者奸者詐者往往能投機取巧，致身通顯，其拙者賢者，則往往固守氣節，沉淪不遇。」

然而，余先生却是異數。面對種種誘惑，他從來不爲所動，淡然處之。但他並不苛求他人與己一律。面對他人或昔日朋友的另類選擇，他曾說他們的選擇或許有他們不得已的苦衷，或有難於爲外人道的理由。知識分子也是人，處此情勢，靈魂拷問，長夜輾轉，備極煎熬，多方權衡之下，妥協折衷而行，也屬人情之常。余先生曾言，我的選擇是我自己的，別人的選擇是他自己的，各行其便吧。他談到自己的拒返大陸時稱，於公於私，他有自己的理據，並坦誠告之。於公，自然是他對共産黨本性的深刻洞見。於私，他有作爲後輩的遠房親戚在六四化爲亡靈。在余先生哪裡，當慘案的責任者未曾道歉或受審，或共産制度尚未轉型的態勢下，他是不能踏上那片血腥之地的。

在余先生，這些意思只是輕聲細語淺淺而出，在我聽來，却是雷霆之音，久久轟鳴縈繞，至今不絕於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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