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6日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楊家岱報導）香港《大公報》14日題為「處理維權騷亂勿當作敵我矛盾」的報導援引內地學者于建嶸的話說，中國絕大多數群體事件是普通民眾的維權行為，處理這類事件時不宜抱敵對心態，以免出現過激行為。

《大公報》在報導對學者于建嶸的採訪時，首先援引了中國官方媒體不久前有關群體事件的評論文章的一句話，「全國群體事件有擴大和境內外敵對勢力、敵對分子插手的苗頭」，于建嶸的觀點，顯然有別於官方評論文章的觀點。

于建嶸表示，政府在解決群體事件的時候，不要動不動就歸結為敵對勢力的滲透和操縱，搞成敵我問題。他說，不排除少數群體事件中發生抗爭和違法行為的可能性，但這是群眾不滿情緒的發洩，而不是敵對勢力所為。

旅美政治學者方覺表示，切身利益受到損傷的民眾缺乏與政府溝通和協商的渠道，這是導致群體事件的根本原因—-

方覺：「目前國內的維權還是比較活躍的。對於這種活動，中共政權已經逐步重視起來了；但是重視的角度可能不完全妥當，很大程度上還是出於穩定社會、穩定政局的考慮來應對維權活動。儘管中共政權在最近幾年多次使用警力去對付維權活動，但是維權活動還是不斷發生，甚至有擴大的趨勢。

現在中共政權在加強同民眾的的社會溝通方面做得是不夠的。還是政府高高在上去要求群眾遵守法律，要求群眾不要做群體性的抗議事件；而不是解決群體性抗議事件的根本原因就是貧富差距嚴重擴大，官商勾結十分普遍，導致了普通民眾的切身利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害。

受到損害的民眾也沒有一個和政府進行協商的正常渠道，所以迫使底層群眾不得不採取群體性抗議的方式。」

這位學者表示，貧富差距過大是導致一些群體事件的重要原因—-

方覺：「貧富差距是導致群體性事件產生的重要原因。比如像04年的時候，四川漢源縣上萬民眾抗議當時中共政權的一個重要的水電項目在漢源縣大量徵地，徵地的款項又沒有用於保障被徵地農民的基本生活，去扶持當地的貧困事業，而是層層被官僚和開發商侵吞了。所以漢源縣大規模的群體性抗議事件正好是貧富嚴重不均、官商勾結導致腐敗蔓延的一個典型事例。」

方覺說，中國官方媒體的評論文章中有關警惕境內外敵對勢力插手群體事件的話，沿襲了傳統的階級鬥爭觀念—-

方覺：「我讀了中國官方媒體的評論。這個評論是12月8號發表在新華社的網站上的。其中提到所謂的『境內外的敵對勢力插手維權活動』這一說法是一種傳統的、階級鬥爭式的說法。把一個本來是民眾反對腐敗、反對貧富差距、反對政府漠視底層民間疾苦的底層民眾的抗議，提升為所謂『境內外的敵對勢力插手維權活動』。

實際上絕大多數中國的維權活動沒有任何境外勢力插手，也不存在境內的敵對分子去利用維權活動。絕大部分維權活動還是底層群眾出於保護自已的權益；出於對腐敗和貧富差距的憤恨自發組織起來的。

所以中共政權不應該過分強調所謂境內外的敵對勢力插手維權活動，而應該實事求是地去面對底層群眾抗爭的根本原因，從解決貧富差距、從反腐敗、從加強政府同民眾正常社會溝通的角度去解決群體事件。」

在美國紐約的中國勞工權益活躍人士劉念春表示，現在雖然不講階級鬥爭了，但是階級鬥爭的思路仍有所表現—-

劉念春：「以前不是有5％ 的階級敵人嗎？它的思路實際上一直沒變。雖然不強調階級鬥爭了，可是共產黨對不同意見、不同群體的抗爭，一直採取鎮壓的措施：從『民主牆』到八九『六四』、到維權事件，它一直是採取這種措施。實際上越鎮壓，越是沒有宣洩的地方，就和高壓鍋一樣沒有任何宣洩的渠道，到最後自然就會爆炸。」

劉念春說，只有真正實現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民眾與政府之間才能溝通協商，進而化解矛盾與糾紛、導致和諧社會的誕生。

（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