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啓強:中國教育為誰服務?

(大陸)趙啓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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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14日訊】對教育產業化、暴利化的批評和聲討已經持續了好幾年,但中國教育仍然固執地按照市場經濟的法則,度過了好幾個「蓬勃發展」的年頭。

誰是教育暴利的得益者?

曾有官方數據出台,說中小學教育在過去十年中,亂收費達二千億之多。教育居然進入當代中國的十大暴利行業,僅低於房地產,在十大暴利行業中之二。

人們緊接著要追問的是:二千多億元暴利到哪兒去了?

上交國庫了?抑或是直接或間接地用到了教育上?答案是否的。據官方媒體的報道,北京市的一所普通中學,僅二00三年查出的教育亂收費就高達七百多萬,幾名校領導私分了這筆錢。

這二千多億,是教育界的「食利人」所獲得的暴利!與這二千多億暴利和「食利人」相對應的,卻是教育經費投入低,基礎教育負債高。

還是官方數據,中國每年的財政教育事業費只有二千多億,約佔中國經濟總值的百分之三,遠遠低於聯合國建議的百分之六的標準。這個數字的確很低。中國一年教育投入,比不上職務消費的兩個小項──公車消費和公款吃喝。

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二00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財政收支的審計情況時說,「經審計調查十七個省(區、市)五十個縣的基礎教育經費,發現存在基礎教育負債嚴重。......負債增長速度大大高於同期教育經費投入增長速度,負債總額相當於這些地方一年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債務已經成為縣鄉政府和學校的沉重負擔。」

教育的高價化,使得教育成為以財富多寡來決定棄取的奢侈品。大多數的農民家庭與相當一部分城市居民,或因教育費用太高而使他們的孩子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或為供養一個大學生而傾家蕩產。今天,儘管當局已經表示要整治教育亂收費,要將高校學費的漲幅限制在前兩年的水準上,但教育產業化、暴利化、奢侈品化的趨勢並未有減緩的跡象。教育負擔已成為嚴重影響社會公平和國民素質綜合提高的重大因素。

為什麼教育產業化、高價化、亂收費早已為輿論和全社會所高度關注,甚至可以說天怒人怨,都觸動不了這個領域的利益格局?那些大大小小的「食利人」,為什麼可以在全國一片的抗議聲中相安無事地繼續吃教育、吃學生?

教育「食利人」抗批評的武器

顯然,教育界的「食利人」有特別強的抗批評、抗查處能力。他們的武器一是與國際接軌:他們說,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教育收費是很低的;二是強調中國的國情:他們說:「中國的教育基礎差,底子薄,如果受教育者不付出代價,中國的教育事業是很難發展的……。」

中國的教育與國際接軌了嗎?

教育暴利之說,很難讓那些辦學的人接受,他們常常以「國際接軌」來算賬;而且,這個「國際」必定是接軌到人均收入高出中國數十倍的歐美。他們說,相比之下,中國大學的收費並不高。

但有人算過帳:加拿大的大學學費佔人均GDP的百分之七點二,中國則佔百分之六十──七十;接軌更不會接到歐美的中小學校那裡,因為西方的中小學大多是免費的。不止一位有孩子在歐美上小學的朋友給我談到那裡的中小學教育時,都發出過相同的感歎:「那才是真正的義務教育!」

不僅歐美,在教育問題上,我們這兒十分時髦而努力的「國際接軌」,也不會接到並不比我們富裕的東歐──俄羅斯、波蘭、捷克……。和我們一樣,這幾個國家也正在進行著改制、改革的轉型。但是,即使在這些絶不會讓我們羨慕的國家,也沒有因為「窮」而「吃教育」!

俄羅斯對國民教育權利的尊重

九十年代中期,作者曾經在莫斯科生活過──那是俄羅斯最困難、最混亂的時期。一位朋友將國內上小學三年級的女兒接到莫斯科上學。朋友只用了兩天時間,沒有託任何關係就辦好了轉學手續。對這種在中國人看來幾乎是神話般的效率,我當然驚訝,以為是錢的使然。就問她,學費是多少?朋友回答:「不收一分錢,還免費管一頓午餐,一份牛奶。」

決不比中國富裕的俄羅斯小學能有這樣的效率和福利,當然來自政府對教育的高度重視及切切實實的制度保障。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經濟消退,真正是百廢待興,但俄羅斯政府及時地在一九九二年頒佈《教育法》,並在一九九六年對該法進行修改。新教育法的第一條就是,「無論人的社會地位、性別、國籍、宗教信仰、種族狀況,他們應該接受平等的教育」。新教育法將免費的義務教育,從前蘇聯的九年延伸為十一年,充分體現了對窮人受教育權利的尊重。事實上,俄羅斯的免費教育遠比法定的十一年為長。一九九六年頒佈的俄羅斯聯邦《高等和大學後專業教育法》重申了《教育法》中關於「國家保證俄羅斯公民通過高考競爭在國立高等院校中免費接受高等教育」的規定。

同樣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俄羅斯,卻沒有像我們的某些市場崇拜者所倡導的那樣,將市場經濟引入校園,讓市場法則吞噬公民受教育的權利和公平。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俄羅斯的新教育法明確規定,禁止把國立學校私有化。從而避免了利用「轉制」,將全社會的教育資源變為個別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

俄羅斯政府對教育的重視是實實在在的,雖然劇變後的俄羅斯在經濟、科技、國防諸多方面都遺留下嚴重的虧欠,但《教育法》強行規定「國家保證每年撥出的教育經費不少於國民收入的百分之」。進入新世紀以來,俄羅斯的年教育經費在國家各項社會性開支中增長最快,並在二00二年超過了國防經費。

這是政府在教育上的作為,那麼在學校、在從事教育的人身上,我們與國際接軌了嗎?

捷克校長感謝重視教育的母親

還是一個朋友的真實故事。朋友從捷克回國探親,給我講了她在布拉格為女兒上學與學校當局和校長、老師的一次接觸。

朋友是一位舞蹈演員,離異後獨自帶著女兒在國內生活。女兒剛剛六歲,第一天上學,班主任挨個問小同學的爸爸媽媽是做什麼的(這是許多中國老師的習慣,他們對學生的摸底,不是學生的學習和性格,而是他們的家庭背景,他們的爸爸、媽媽是幹什麼的)。輪到朋友的女兒時,她剛說了一句「我沒有爸爸」,就被同學們的笑聲打斷了。在以後的日子裡,朋友的女兒因此而被同學們欺負,以至於她常常害怕到學校去。後來,朋友領著女兒去了捷克。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母女倆以小買賣為生。因為沒錢租用鋪面,她每天早早地拖著一個小行李車,到中國商人那裡批一點小商品,然拉到市場或地鐵口售賣。由於沒有鋪面,她的居留簽證總是很短、很麻煩,所以身份問題比謀生更讓她憂心。這種狀態下,孩子的上學就自然想都不敢想。

大半年過去了,一次有同胞勸她去試一試,說是捷克上學應該沒有在國內那麼難,於是朋友領著女兒,忐忑不安地按別人告訴她的地址去到了一所小學。

朋友戰戰兢兢地見到校長。她很緊張,擔心人家問她的居留身份,擔心人家向她索要她拿不出來的長期居留簽證或是介紹信之類。

聽懂了母女倆是為了上學而來,那位捷克的校長十分高興,他沒有問及母親的身份,沒有看她的證件,當然更沒有向她要借讀費,就馬上將一年級的四位老師叫來,然後校長問朋友的女兒:「你喜歡跟哪位老師上學?」

這位捷克校長讓孩子自己挑選老師!

女兒選定了一位老師後,所有的入學手續就算辦完了。女教師將女兒領到教室,向全班三十幾位同學介紹了朋友的女兒,並說,我們班來了一新同學,大家要歡迎她、愛她。一位小女生站起來問:「老師,我可以吻一吻外國同學嗎?」老師說可以。於是孩子們排著隊走到朋友的女兒面前,輕輕地擁抱、吻她的臉頰……

下午放學回家,女兒帶回了校長對媽媽的問候:「你媽媽真好,她很關心你的學習,請代我向你媽媽表示感謝。」

校長感謝她,感謝她重視教育,感謝她將自己的孩子送到他的學校……我被她的故事深深地打動,並且為她在海外當「二等公民」的遭遇,有了一絲安慰;至少在人格尊嚴上,這個清貧的單親家庭得到了與別人一樣的尊重。

為富人服務的中國教育

在中國,有多少像她這樣的窮人,為了孩子的教育(甚至還是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而無助、無奈,而戰戰兢兢地站在各級校長面前啊!

寫到此,想到中央電視台播出的一條親聞:福建的某個城市出台一項規定:民營企業主的孩子在中考中,可獲得二百分的加分優待。這是一條非常不起眼的小新聞,中國觀眾對這類新聞已經習以為常,沒有驚訝,沒有憤怒,更沒有聲討或向有關部門提出控訴之類有礙社會穩定和諧的大動作。

今天,中國人眼睜睜地看著「錢」和為「錢」服務的官員蠶食著教育及其資源;繼而是對他們明目張膽地把教育轉變為為富人服務予以制度化而無可奈何……。

轉自《爭鳴》2006年12月號(//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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