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3日訊】每當與日本朋友討論到中日關係的時候，我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母親盧雪茵。家母在上一世紀三十年代以北京大學交換留學生的身份，進入了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英國文學研究院，這個大學也因為我母親的入學而開放了女禁。因此，我從小就對日本這個鄰國特別關注；在參加了中國民主運動之後，更是將促進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作為自己的重要職責。在過去的幾年中，我曾經會見過日本前首相羽田先生和其他日本政要，就中日友好和維護世界和平問題作了交談；我也多次接受過日本媒體的訪問，闡述了對兩國關係未來發展的看法。

我覺得，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國，僅從日本語言中保存如此之多的當用漢字來看，也足以證明兩個民族具有深厚的文化淵源。在近代史上，中日之間有過令人難忘的友情。二十世紀初，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逸仙博士曾經以日本為根據地，舉行了多次武裝起義，推翻了滿清王朝；其間，日本人民熱誠地援助過中國革命者。今天，世界已經進入了新的世紀，中日兩國人民更加應該團結。我們不但不能讓二次大戰的歷史重演，而且要在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舞臺上發揮更大的積極作用，對亞洲和全球事務作出應有的貢獻。

應當承認，當前在中日關係上確實存在著一些頗為嚴重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來自中國還是一個非民主政體的國家。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維護一黨獨裁，在國內侵犯人權，在國際關係上過多地從執政黨和統治階層的利益出發處理國際衝突，不習慣採用民主國家的談判、討論方式解決問題，甚至有意製造緊張局勢，這就為中日兩國關係的發展帶來很多不確定因素；中國共產黨的開明領導人胡耀邦曾經主張的中日世代友好的政策也因此得不到領導層的普遍認同。

環顧今日之世界，對比東方與西方，中日兩國的政治家應當感到肩上的重任。在北美，美國和加拿大始終是和睦鄰邦，在歐洲，兩次世界大戰的發源地構成了一個共同體，甚至原來分屬於兩大敵對陣營的國家也進入了一個「北約」，至於美國和英國，則歷來親如兄弟，在國際事務上共同進退。中國和日本不一定要照搬北美和歐洲的模式，但是，這兩國亞洲大國沒有理由依然關係緊張甚至發生衝突。我們可以在經濟上互利和政治上求同，在反對恐怖主義等全球性重大事務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就目前而言，我認為我們兩國共同面對的國際課題包括：第一，堅決譴責朝鮮進行核武器試驗，這是對亞洲及世界和平的重大威脅；第二，確認「美國與日本的安全保衛條約」是對亞洲地區和平的重要保證；第三，支持日本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認為這樣有助於日本發揮更大的與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實力相當的國際影響，有利於亞洲地區的穩定及全世界的和平。當然，我的上述期待，只有在中國民主運動取得了實質性的成果，一個民主、自由、法治和維護人權的新中國出現的時候才能真正實現。只有同樣在民主制度下的中國和日本，才會有真正長期友好合作的可能。鑒於這樣的考慮，我希望日本朋友依然像當年支持孫逸仙博士領導的民主革命一樣，支持今天活躍於海內外的中國民間民主、人權運動。倘若日本朝野和民間社會能夠傚法美國，為海內外中國民運組織、團體多方面地提供有效的支持，那麼我們就可以使得中國民主化這個新時代早日到來。民主的中國和民主的日本的共同存在——這才完全符合兩國人民和政府長遠的、根本的利益。

親愛的支持亞洲和中國民主化的日本朋友們，讓我們攜起手來，為了兩國的友好、睦鄰和民主大業而共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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