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2日訊】中共當年之所以能夠從國民黨手中奪得江山，靠的是廣大農民的流血犧牲。而廣大農民當年之所以願意為共產黨賣命，是因為中共許諾他們「革命成功後會讓農民兄弟過上好日子」。

如今，共產黨坐江山已經半個多世紀了，除了一小部份農民生活較為富裕外，絕大多數大陸農民仍然沒有擺脫貧困。據統計，2000年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2366元，僅相當於280多美元，基本上處於溫飽階段。截止到2000年底，大陸2073個縣沒有達到溫飽線的占22.8%，在溫飽線到小康線之間的占63.2%，在小康線到比較富裕線之間的占13.7%，而達到比較富裕線的僅佔0.3%。

除了收入水準低下之外，中國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也很緩慢。據中共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從1996年到2001年的這6年裡，中國農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分別是1926元、2090元、2210元、2253元、2366元，6年中農民人均純收入僅增加了440元。而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是4377元、5160元、5425元、5854元、6280元、6860元，6年間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2483元，是同期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數的5.6倍多。

不僅如此，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近年來也在不斷拉大。據官方新華社2004年報導，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過數年跟蹤所做出的一份全國性調查報告顯示，如果把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估計可能要達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那麼，在「解放後「半個多世紀、「改革開放」已近30年的今天，中國農民的生活為甚麼仍陷於如此境地呢？歸根結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中共對農民一如既往的殘酷搾取。

一、不堪重負的苛捐雜稅

中共對農民的搾取開始於1949年之前。奪得江山後，中共不但不回報為他們立下汗馬功勞的農民，反而又馬不停蹄的開始了新一輪對農民勞動血汗的殘酷搾取。

據五十年代初負責農業工作的廖魯言對六十一個鄉的實地調查，各種亂收費現象已經在各級新政權中開始出現。國家公糧、地方附加、抗美援朝捐獻和鄉村攤派四項稅費合計，就已佔到農民常年產量的百分之二十一點五三，除此而外，還有許多數目難以估計的項目，例如，銀行、貿易、合作社、郵政局、新華書店等涉農系統，都以「發展業務」為幌子，強迫農民「認購」與「樂捐」。群眾意見很大，說鄉村幹部已經成了賣畫的、賣郵票的、賣紅茶的、賣粉條的、賣稅票的，影響極壞，已經造成農民「苛重的負擔」。

從那時起，中共各級政權強加在農民頭上的亂攤派更是有增無減，層出不窮，越來越多。到 年取消農業稅之前，中國不但是少數幾個不給予農民直接農業補貼的國家之一，還是為數不多仍在向農民收稅的國家之一。一九九O年到二OOO年，只有十年時間，中共從農民那裏徵繳的各種稅收總額，就由八十七億九千萬元，迅速增加到四百六十五億三千萬元，增加了四五倍。農民人均稅額高達一百四十六元，而城鎮居民的人均稅賦只有三十七元；在城鎮居民實際收入已是農民實際收入六倍的情況下，農民繳納的稅額反而是城鎮居民的四倍!

這已是巨大的不公平，然而不堪重負的農民，除了要繳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還有著名目繁多的提留統籌費和各項社會負擔。資料顯示：到 1991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比上年增長百分之九點五，而同期農民人均的「村提留」和「鄉統籌」增長了百分之十六點七，農村勞動力承擔的義務工和勞動積累工強制以資代勞比上年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三點七！

原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曾說過：「我們目前從農民的手中收取了300億元的農業稅，600億元的鄉統籌、村提留，再加上亂收費，大約從農民手裡一年起碼要拿走1200億元，甚至還要多」（引自朱鎔基在2002年3月15日九屆人大四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這樣一個稅費徵收水平，一般要佔到農民人均純收入的10%左右；鑒於農村的實際稅費徵收是平均徵收，真正務農的農民顯然承擔了更大比例的稅費負擔。據調查，個別農戶交納的稅費甚至佔到了其純收入比重的50%。（見《中國百姓藍皮書之十一–三農問題》）

農民的憤懣與無奈正如民謠俚語所說：

「七隻手，八隻手，都向農民來伸手。」

「你集我集他集，農民發急；你籌我籌他籌，農民最愁。」

「催糧催款催性命，防火防盜防幹部。」

那麼，中共向農民徵收的各種稅費究竟有多少項？對此，誰也說不清道不明，但名目之繁多，卻足以令人觸目驚心！

據中央農民負擔監督管理部門的統計，僅中央一級的機關和部門制定的與農民負擔有關的收費、基金、集資等各種文件和項目，就有九十三項之多，涉及到二十四個國家部、委、辦、局；而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費項目則多達二百六十九項；還有大量的無法統計的「搭車」收費。

另據《中國農民調查》一書作者的初步調查，幾年前大陸農民承擔的各種苛捐雜稅主要包括：

「集資類有：建鄉鎮辦公樓集資；建鄉鎮教學樓集資；建鄉鎮科技網集資；建鄉鎮醫療門診部集資；建鄉鎮黨員活動中心集資；建鄉鎮計劃生育宣傳站集資；建鄉鎮廣播站集資；建鄉鎮影劇院集資；興建鄉鎮企業集資；改造鄉鎮環境以及打擊刑事犯罪經費補助集資等。

村幹部及非生產人員支出有：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會計的定額補貼；民兵連長、治安委員、團支部書記、婦女主任、村民小組長的誤工補貼；獸醫員、農技員、廣播員、護林員、護坡員、報刊投遞員、清潔衛生人員補貼；電工、水工、木工、瓦工以及村裡安排的一切勤雜工的補貼等。

教育支出有：民辦教師工資；公辦教師補貼；校舍建設改造費；學校正常辦公費；報刊圖書資料費；教學儀器和文體器材設備費等。

計劃生育支出有：獨生子女保健費；節育手術營養費；計劃生育委員補貼；計劃生育小分隊補貼等。

民兵訓練支出有：民兵訓練生活補助；民兵訓練誤工補助；看守槍支彈藥執勤補助等。

公益事業及優撫支出有：敬老院建設；敬老院服務人員補貼；合作醫療建設；農村醫務人員補貼；烈軍屬優待；殘廢軍人優待；現役義務兵家屬優待；老弱病殘復員退伍軍人優待；工傷民工照顧；困難戶照顧；五保戶照顧等。

此外還有交通建設義務工補貼；文明村建設用工補助；開街建集修路費、宅基規劃費、房屋准建費；種子檢疫費、畜禽防疫費、牲畜保槽費、架設電線費、統一滅鼠費；以及為派出所民警購置對講機和摩托車、為司法人員添置的服裝費……

有的地方，僅鄉鎮學校就增收有贊助費、輔導費、試卷費、資料費、掃帚費；僅餵豬一項就有生豬稅、屠宰稅、增值稅、所得稅和城建稅，許多村鎮不管你養不養豬，一律要按人頭徵收豬頭稅。

非但如此，幾乎所有的涉農部門，列入了政府機構序列的和雖沒列入卻承擔了政府職能的，特別是糧食、供銷、金融等部門，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大都成為政企不分並有著明顯企業化傾向的組織，具有了執行政策和增加盈利的雙重功能，常常無視國家的法律、法規以及依法制定的政策規章，將不應收費的業務活動也強行收費，或搭車收費，這就越發加重了農民的各種負擔。」

二、無限膨脹的機構和無限增加的官吏

一九九八年中共財政部部長助理劉長琨透露：「漢朝八千人養一個官員，唐朝三千人養一個官員，清朝一千人養一個官員；現在四十個人養一個公務員。」半個多世紀以來，大陸農民的負擔之所以越來越重，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騎在他們頭上吸食他們血汗的各級官僚機構與人員層出不窮越來越多。

中共政權與文明國家的一個顯著不同是黨政合一，有兩套不同的權力運行體系。不僅如此，中共的政府層次也是世界上最多的。在當今二百多個國家中，有八個小國僅設一級中央政府；二十五個只設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有六十七個國家，其中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在內的許多大國，也只設三級政府；而中國現在卻是五級制：中央——省——市——縣——鄉，堪稱絕無僅有的「中國特色」！。可見，大陸納稅人要養活的官僚機構與人員憑空比別的國家要多許多，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的負擔怎能不重？！

相比較而言，中共建制初期，官僚機構與人員的規模，特別是鄉村官僚機構與人員的規模還不是特別大，但隨著中共的日益腐敗，特別是「改革開放」後，大陸官僚機構與人員的規模開始進入了一個急速擴容的時期，其中又以農村最為突出。

大陸在編的黨政機關幹部，一九七九年是二百七十九萬人，一九八九年則上升為五百四十三萬人。其中上升最快，幾盡失控的，當數縣鄉兩級。縣鄉兩級的機構與人員，在這種不斷的精簡之中至少增長了十倍!到了一九九七年，中國在編的黨政幹部便達到了八百多萬人，這期間縣鄉兩級機構和人員的飆升更是空前的。

以鄉鎮為例，在公社化時期，相當於目前鄉鎮一級的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的體制，當時，黨、政、武裝、經濟合為一體，領導班子除了公社黨委書記、公社主任、若干副職、武裝部長、團委書記、婦聯主任以外，便是「八大員」：農機管理員、畜牧管理員、水利管理員、農技推廣員、林業管理員等。而現在的鄉鎮已同縣級機構設置保持對應關係，除「六套班子」外，工、農、商、學、兵、財、青、婦等等二級機構一應俱全。原來人民公社時的「八大員」，如今都已經升格為站、所、辦，而且許多人頭上戴上了執法的大蓋帽。有人戲言：鄉鎮除了沒有外交部；其他機構基本同中央國家機關一樣齊全。廟多，菩薩就多。一般鄉鎮機關二三百人，發達地區甚至達到八百至一千人。農民自嘲道：「幾十頂大蓋帽管著一頂破草帽。」

日益膨脹的官僚機構與人員不創造一文錢的產值和利潤，卻要發工資，還要發獎金；不僅要多拿，還要吃好住好，還要建辦公樓、住宅樓，還要配備車輛，配備電話，配備手機—–怎麼辦？只能去農民頭上搜刮。在這種情況下，為滿足各級黨政組織及下設部門不斷增長的開支需求，中共便不斷地以各種「紅頭文件」的形式硬性地給農業和農民增加負擔。比如，不但從農業稅中派生出了農業特產稅，頒布了《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甚至還把村級組織的公積金、公益金、村幹部的報酬和管理開支，以及鄉村兩級的辦學、計劃生育、優撫、民兵訓練和修建鄉村道路所需要的「村提留」“鄉統籌」也強加在農民的頭上，並做出征收標準的剛性規定。這其中有許多本該是政府撥款解決的，最後卻都發展成了農民負擔的主要內容。

三、「倒霉的總是農民」

二OO一年早春三月的一天上午，大陸著名的農村與農民研究專家、中國社會學學會會長陸學藝在接受《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的作者時曾心情沉重的說，長期以來，中共人為地分割出城市和農村、市民和農民；用戶籍制度把人分為城市人口與農業人口，將幾億農民拒之於城市之外；用統購統派制度把吃的糧食也分為農業糧和商品糧，讓農民供養市民；用勞動制度把人分為工人和農民，又將農民拒之於工廠之外；用工資福利制度把人分為有權享受和無權享受的兩種人，最後將農民拒之於一切社會保障的制度之外。這種把城市和農村截然分割，對城市、市民是一套，對農村、農民又是一套的「一國兩策」的體制，就使得中國的農民，無論是在教育、醫療、勞動保障、養老、福利這些社會待遇上，還是在流通、交換、分配、就業、稅賦這些經濟待遇上，都出現了嚴重的失衡。城鄉之間人為劃定的這種「楚河漢界」，就成了中國億萬農民無法逾越的鴻溝。這條鴻溝，使得每一個農民，打娘胎一出來，注定就是這個社會的「二等公民」。

特別是，陸學藝說，縱觀實行「城鄉分治、一國兩策」以來的四十多年的歷史，當國民經濟運行出現波動、遇到困難時，倒霉的總是農民。國家通過財政、稅收、價格、金融、信貸的政策傾斜，首先保證城市和國家工業的發展，農民和農村在這種條件下，就要做出更大的貢獻。

他把「貢獻」在嘴裡咬得很重，聽起來實際上就成了「犧牲」。

他說，一九八八年，通貨膨脹，國家進行了一次宏觀經濟調整，由於經濟的天平向城市傾斜，就使一九八九年的農民人均純收入明顯減少，並出現了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純收入第一次出現了負增長；隨後，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的又一次國家宏觀經濟調整，農民付出的代價比歷次都更大。當時國家下決心進行國企改革，宏觀經濟調整的動作很大，全國各地就有上千萬國有企業的職工下崗，登記失業率也逐年上升，有些老工業基地的下崗失業人員甚至超過百分之十，經濟形勢相當嚴峻。但是，由於物價特別是糧食等產品的價格，是在逐年下降的，大米每斤從兩元降到一元以下，雞蛋從三元五一斤降到了一元八，蔬菜瓜果的價格更是連連下跌，所以，職工下崗後發的津貼雖然很少，生活卻還能過得去，整個社會保持了基本的穩定。

一九九六年，中國農村糧食總產為一萬零九十億斤；一九九七年為九千八百八十三億斤；一九九八年為一萬零二百四十六億斤；一九九九年為一萬零一百六十七億斤。平均以一萬億斤計，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大米、小麥和玉米三種糧食的平均價格為每斤一點零三五五元，當年農民糧食所得便是一萬零三百五十五億元；可是，到了一九九九年十一月，這三種糧食的平均價格就減到每斤零點七零七五元，農民從糧食所得則是七千零七十五億元。這就是說，一九九九年中國農村糧食總產並不比一九九六年的少，但增產不再增收，農民實際收入反而減少了三千二百八十億元。

除糧食而外，其他的一切農副產品的價格也都是大幅度下跌的。初步估算，僅一九九九年與一九九六年相比，農民從農業生產獲得的收入，至少也要減少四千億元。二OOO年農業減產又減收，農民從農業生產獲得的收入就比一九九六年減少得更多。

可以說，僅從一九九六年到二OOO年短短的四年之中，中國農民實際減少的收入就至少在一萬六千億以上!

這就是中共為了維持自身統治迫使農民做出的巨大犧牲!

如此政黨，如此政權，農民焉能不窮！！@

（本文內容基本采自《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的部份章節，但個別之處筆者做了編輯，有所增刪。）(//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