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1日訊】10月17日早晨，我打開電腦，看到澳洲的丘岳首發來的一封短信，告知何家棟先生病故。我想這個消息不會是假的，其實我早些時候就知道何家棟先生身患重病，以他的高齡，估計來日無多，但還是忍不住一再向國內的朋友詢問。

離國久矣，昔日的朋友大都只活在記憶中。偶然得知某人去世的消息，那反應也很有些特別。平常有接觸的人死了，你馬上就意識到你再也見不到他了。我本來就20年沒見到老何了，所以他的去世很難使我產生強烈的「再也見不到」的感覺。而由於他的去世，有力地激發起我對他的思念。他的音容笑貌比以往還更頻繁地浮現於我的腦際，栩栩如生。

記不清是前年還是大前年，有天我接到一個電話，對方自報家門：「我是何家棟。」我喜出望外：「你好啊，老何。你在哪裏呀？」我心想，莫不是老何也到美國來了，是探親還是訪問？「我在北京，在《戰略與管理》編輯部。」還沒說上幾句，電話斷了。我趕快找到號碼打回去，沒有回音，只得作罷。這就是我最後一次聽到老何的聲音了。

我是在85年86年和老何相識的。我第一次聽到何家棟的名字是因為劉賓雁那篇《第二種忠誠》，這篇報告文學首發於《開拓》雜誌，剛一發行就遭到禁止，而《開拓》雜誌的主編就是何家棟先生。其後不久，陳子明他們創辦中國行政函授大學，請來何家棟當校長。在那時，平民辦學還是新生事物，政治風險本來就很大，再加上主辦者陳子明是四五運動、民主牆運動和高校競選運動中的民運三朝元老，更免不了受到各種明槍暗箭。虧得子明神通廣大，居然請到一大批老幹部老學者給函授大學站台，但由於子明的敏感身份，據說也有不少人打退堂鼓，差點開不了張。其中，支持陳子明最堅決有力的就屬何家棟。我雖然沒有參加函授大學的工作，但是對它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還是知道內情的。由此更增添了我對何家棟先生的敬重。

就是在這段時間，我和何家棟相識，第一次見面是在六舖炕工人出版社的辦公室裡，在場的還有高瑜。老何操著一口帶河南口音的普通話，十分樸實，既沒有當官的架子，也沒有作家的派頭。想想也是，老何雖是高干，又寫過多部暢銷書，但是他過去1、20年卻都是在社會底層。當然這也和老何的隨和個性有關。1986年8月，陳子明、李盛平們在煙台組織了一場討論會，我和老何都參加了。我們一夥人一道乘火車同去同回，再加上幾天的會同吃同住，大家混得很熟。老何的平易寬厚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年的夏天，武漢的《青年論壇》雜誌發表了我的《論言論自由》，緊接著，9月5號，又在北京召開了一場首都各界人士座談《論言論自由》的研討會。何家棟提交了一篇書面發言，開頭一句就是：「胡平的文章寫得雍容典雅，富有理論魅力，稱它為現代中國的人權宣言，似乎並不過譽。」讀到這樣的讚美，我自然深受感動。感動之餘，又很是遺憾。我的《論言論自由》是1979年初發表在民主牆上的，如果在那時就有一批像老何這樣的人站出來大力支持，那該多好。

在這篇書面發言裡，何家棟自己對言論自由也作了很多精彩的發揮。他把載入憲法的言論自由比作黃金，比作金元，把毛澤東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提出的口號或方針政策，例如「言者無罪」的口號，例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例如「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比作紙幣，比作鈔票。何家棟說，如果我們把金元放在一邊不用，總是用鈔票去流通，那麼，鈔票印發的越多也就越貶值，甚至會成為廢紙。何家棟說，與其鼓勵「言者」去做冒死進諫的烈士，不如對那些慣會抓辮子戴帽子打棍子的「行者」略施管教，不說搞得他「別姬」，只消處幾天拘留，相信雙百方針的推行就會順利得多。最後，何家棟寫到：「中國有許多委員會，打蒼蠅蚊子，有愛國衛生委員會；禁止隨地吐痰，又有五講四美三熱愛委員會，獨獨缺少一個促進憲法實施的委員會，這不能不說是極大的遺憾。」在那時，何家棟想來還不知道民主國家最高法院的違憲審查功能或憲法法院，然而他卻無師自通地觸及到了這個重大問題。老何的悟性之高，由此可見一斑。

作為異議運動的踐行者，我們勢必要面對體制，這就免不了要和一些體制內的官員打交道。我們對那些在體制內多少有一席之地的人的期待只有一個：那就是看你在我們面臨可能的迫害時是否出面維護我們。專制與民主的區別就在於整人與不整人。不整人的就是好人，反對整人的就是大好人。老何自然屬於大好人。難得的是，老何不但維護我們，而且還贊成我們，毫無保留地支持我們。那時我認識了不少以思想解放著稱的共產黨官員，其中不少當過右派當過右傾分子當過黑幫當過走資派，挨過批鬥住過牛棚或蹲過秦城監獄。他們的人品和學識都很不錯，對我很友善乃至有幾分器重。我對他們也很尊敬。不過說實話，在當時，我對他們還不是沒有保留。因為我知道自己的思想理念和共產黨那一套是多麼的格格不入，因此我吃不准如果這些老幹部們瞭解到我的全部思想還會怎樣對待我。但是我對何家棟就沒有這種疑慮。我相信何家棟屬於我們一路人。

何家棟很推崇李慎之。不過在公開支持自由化的問題上，老何其實還先行一步。我和李慎之認識得更早。1979年秋的一天，於光遠召集了一批比較活躍的年輕人——包括我和王軍濤等民主牆成員——開座談會，閔琦特地介紹我和坐在他旁邊的一位長者相識，他就是李慎之。那時，我和閔琦最志同道合，我在《沃土》上發表了《論言論自由》後，他在《北京之春》上發表了《論出版自由》。按說李慎之早就瞭解我們的自由主義思想，可是他並不曾對我們表示過支持鼓勵。以當20年右派的痛苦經歷，李慎之那時的謹小慎微自然無可非議，何家棟的果敢則不能不令人欽佩。

所以，我對何家棟後來的所言所行絲毫不感覺意外，例如他主持《經濟學週報》，積極支持89民運，以及從90年代後期和李慎之等人一道弘揚自由主義。讓我驚嘆的是，老何真是活到老學到老的典範。西方有句諺語說「老狗學不了新花樣」。老何卻不然。何家棟本來就沒上過幾天學，以前替他人捉刀代筆寫下一系列被稱為紅色經典的文學作品，那已經就夠令人稱奇的了；殊不知到了6、70歲後老何竟寫起大塊頭理論文章來，而且出手不凡，頗見功力。老何對新知識新概念新理論吸收得很快，一點沒有老年人常有的故步自封，甚麼現代後現代，甚麼現代性全球化，他都有所涉獵而且有所領會；與此同時，老何又決不趕時髦，憑著自己的閱歷和悟性，老何對世事很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清清楚楚，實實在在。老何雖老，但後勁十足。就在去世前不久，一班朋友為他張羅出文集，老何還不大願意，因為他對自己以往的文章還不滿意，因為他認為他還能寫出更好的東西。

誠如諾齊克所說：「死亡有多不情願，取決於你還有多少事情未完成，取決於你還有多少做事的精力和能力。」人生苦短，志士常悲。死者渺渺，生者惕惕。@

北京之春2006年12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