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日訊】馬克思主義及其抱殘守缺者
胡平先生新近推出新著《數人頭勝過砍人頭》，在很大程度上總結了2006年以來在文壇上引發的各種重大政治課題。使得2006年的海內外思維狀況得到清晰的表達和釐清，也留下諸多值得繼續討論的話題。
文革紀念以來，四十年積醞的看法，在某種程度上得到澄清，但是，新的設問和反詰也隨之出現，且產生某種倒流的趨勢——如，”人民文革”這個概念，好像更加推及文壇和論壇，得到許多學者和網友的推崇。台灣民主化過程裡的變化和變數，引起廣泛的討論和對峙。民主究為何物，成為新一波討論的要點。大陸人和台灣人以不同的角度和立場，分野為藍，綠兩營的支持者和辯護者；即便是一色之中，分野和切割，也不乏頻頻出現。關於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的討論，追憶和判斷，也紛紛出籠。比如，在追究何謂民主，和專制極權制度內部出現的所謂民主現象（如「超女現象」），也出現了熱烈的討論。等等。
胡平此著，對於這些問題展開了他的回應和闡述。在這種廣泛和有些凌亂的闡述和爭辯中，此著，給人一種啟示。這個啟示就是，所有似乎不相關的政治主題，其間有著很內在而密切的聯繫。在我們一一描述之前，我們必然會看看作者的觀點和傾向。然後，我們自然會得出一種期待式的評介，並將期待2007、2008或者更加晚些時候，國人對於政治課題和中國民主進程的，更加深入和切合實際的觀念和分析浮出水面——因為，實際而言，2006年的所有討論和爭執，比較蘇俄和其它歷史總結者，批判和昇華他們的經驗，觀點甚至語匯，還是顯得非常孱弱和淺薄的。
我們看到，之所以說我們的看法和研究，有著極大補充和更新的空間，是因為並非所有人都做到了一種獨立和產生創意的政治分析，雖然，這些創意，並非是枉顧民主和自由傳統中的老原則和老真理，而是針對所謂國人和國家的所謂特色，產生類似民主相對於法國和自由相對於英國，那樣一種新的中國特色——如果說，共產黨常常說他們要結合中國實際，創造中國特色，民主派和自由派，也許，同樣存在這個急迫之須。
在展開這個新的未來式以前，為之鋪墊道路者之功績，不可掩蓋，否則，結構和解構無法應承。胡先生此著，可以說，做到一個承前啟後的作用。在他清晰的文本中，許多課題已經展開和深入，且可以從其駁雜的主題之間，找到一些主體間性，且做出相應的趨前式判斷。
他的課題，囊括了前此說過的文革主題；關於毛氏的評介；1949年以後的政治運動，殺戮和剝奪；和1949年之觀念無法割斷的，現在時台灣課題，等等。許多文章，至少筆者在各個網站和雜誌上，已經拜讀，印象尚在。現在，我們總攬其成，有一種再溫習的感受。這些感受，歸結為一種總體印象，就是，國人在文革前後的思想回顧中，超越式的力量，尚且孱弱和駁亂。其間，對於毛氏評介課題，為其典型。
問題的展開，可以取得這樣一種角度，即，所謂毛氏統治乃至其革命和黨，和思維，和馬克思主義之關係的分析。這個分析，牽涉到許多似是而非的觀點；近來的觀點是，毛氏背叛了正確的，或者說晚期正確的馬克思主義，而走上一條和馬氏無關的極權主義道路。
二，走在這條道路上的人們，走到延安或者其它解放區的人們，他們，雖然是明明參加了那個中國的暴力集團，但是，他們為之辯護說，他們參加黨＝參加民主自由之抗爭。
三，毛氏文革，雖然暴殄天物，戕害無辜，毀棄人性，但是，毛氏試驗（或者試錯）之正確性，來自其打到黨和官僚制度，甚而言之，只有他，當且僅當他，是唯一可以超越官僚體制之領袖，當且僅當他，提供了人們參加新式反黨革命的可能性。等等。這樣一來，毛氏成為如張戎先生等”妖魔化”之的最大受害者。就是，你們不把毛氏看成文革積極歷史意義之始作俑者，而只是，將他看成撒旦！
四，這也是一個饒有興趣的話題。即，如何對待馬克思的問題，成為現在”兩頭真”一類人群的強悍說辭。他們的簡單意思是，老馬一開始是對的，他的寫作，針對的是資本主義那個時期的本質；他的更早期的異化理論，和晚期的人民資本主義，加上恩格斯晚年傾向於參加非暴力議會鬥爭，等等，說明，馬克思主義之正確——如此推演，他們一茬人參加黨和延安，不是衝著毛氏，而是衝著馬氏。
這個看法極為荒謬。簡而言之，馬克思的晚期”跨越卡夫丁峽谷”，早期異化理論，晚期議會鬥爭理論，諸如此類，其實，相對於他的同時代人，都是相對荒誕和偏執的說辭。在經濟上，他的看法早就受到李嘉圖等人預先的討論之桎梏——只是他規避了這個討論：即價值尺度衡量標準課題——勞動不是價值尺度的唯一衡量尺度。晚期，所謂不用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只要像俄國那樣跨越卡夫丁峽谷那樣產生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是列寧主義革命——這都是老馬的謬植。所有這些經濟論斷都是錯誤的說辭。不用說，很多人已經在數學或者實用領域，將其價值計算，定在算錯的結論上。
在政治觀點方面，就更是顯而易見。馬克思主義產生之時代，早就產生了西方意義上的政治，宗教，文化框架下的憲政，民主，自由。理論和實踐關係的討論也在消除本體主義，本質主義的邏輯實證論討論中得到發揮，用於思考。邏輯判斷，實證主義模式，數理邏輯模式，甚至語言人工模式，都已面世。從古代希臘到羅素和維特根斯坦，所有這些哲學和政治的推演，完全可以避開毫無理論價值的馬克思主義。如果有人說黑格爾思維方式，證明了人類思維之墮落，那麼，馬克思的思維，就是墮落中的墮落。在此意義上，黨內改革人士死抱住這個老馬韁屍不放，而枉顧所有這些亞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鳩，所有這些西塞羅和穆勒，甚至所有這些胡適之，難道不可以說他們是坐井觀天的，狹隘偏執主義病患者乎！
我的看法和胡先生此著的看法大致一致。毛，其實是最大的官僚，同異於之，但是性質上，沒有出現毛轉向普世價值的任何可能。於是，一切轉機都停留在毛氏政治，黨文化和所謂社會主義（後面還會提及），是不是可以轉向其反面，這個思索之上。
這個課題的辯護性爭辯是，比如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就是這樣轉型的——這個判斷帶來論證的難度——這個所謂的由體制內，轉向體制外，甚至轉向普世價值的奇跡/契機，究竟如何論證，就成為一種必須的理論和政治選擇。關乎於此，此著在與毛氏相關的篇章裡做出了很重要的論述——在1979 年全國13 所高校大學生社團聯合主辦的文學刊物《這一代》的發刊詞裡寫道：”真的，很難設想，如果沒有四五這一天，我們的子孫後代談起這一代，將會說：’他們交了白卷！’一張只代表恥辱的白卷，遮掩了這一代人堅毅的面容。”可見，這一代痛恨毛澤東的最大原因不是別的，而是他們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嚴遭到抹煞（”一張只代表恥辱的白卷” ）。
也正是出於這一點，我們開始理解了自由民主制度。自由民主制度並不否認人有追求聲望追求優勝的衝動或曰野心雄心，事實上，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正在於給所有人追求承認的衝動提供最廣闊的舞台。正是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人們才可能最大可能地發展自我，實現自我。自由民主制度並不否定人的野心和抱負，它只否定專制獨裁，也就是說，它防止個別人意志的無限擴張從而堵死了其它人伸張意志的機會。它用野心制衡野心，用權力制衡權力，這就為其它人施展野心和抱負保留下足夠的空間……毛時代的過來人，經歷了從對毛的狂熱崇拜到對毛的深切痛恨的轉變過程。只要我們把我們的經驗充分地傳授出來，至少可以使得以後的幾代中國人產生免疫力，不至於再為獨裁者的巨大身影而傾倒。可惜的是，由於中共當局壓制對毛的徹底批判，繼續維護毛的偉大領袖地位，頑固地拒絕民主改革；九十年代以來，中共還通過多種方式宣揚毛的所謂豐功偉績，再加上文學和影視中大張旗鼓 的帝王故事，這就引誘一些人——尤其是那些不甘平庸、野心勃勃的年輕人— —重蹈覆轍。”
也就是說，取消了毛氏過去，現在或者將來，都會給社會，人群，尤其是年輕人帶來的，看似魅力無邊的柯裡斯瑪情結，和黨內挺馬派無形中給毛氏，這個中國之馬預留的空間，都會成為毛陰魂不散之因。在此意義上，我們只有把人性的普通價值和政治的普遍法則加以肯定和傳揚，才會取締和減少那種莫名的毛氏崇拜和馬氏勾留。否則，秦始皇加馬克思的毛，勢必會永遠加諸己身，不得解脫。
沒有社會的社會主義
一位美國漢學家，在針對中國文革時期，所謂人際和社會關係發表議論時，說過以下這樣一段話——如果這個階級敵人被排除在社會關係之外，受到人們的冷眼，他的處境，就會岌岌可危，或者大禍臨頭。（大意）
此言，說得不錯；但是，我們將此斷言放到中國社會中來，就會產生一個疑惑。這個疑惑是：一，在黨國，或者文革時代的中國社會裡，究竟有沒有這樣一種看似不被異化的社會關係存在。
我們看到，1949年以後的中國社會，已經建立了不同於歷史上所有社會的社會關係。這個社會關係，在判斷的意義上說，已經不是通常的人際和人倫關係，他轉變成為取消階級，取消階層，取消個性的毛氏怪胎。在這個禁錮的社會中，”關係”一詞的真正涵義，已經位移和凋零；關係一詞，已經轉變成為關係的反義詞。也就是說，毛氏以下的人際關係，社會關係，統統已經不再存在。”關係”，成為”無關係”的涵義表達——所謂群己權界的關係，其實質，已經轉移到，究其對於毛氏和黨的屬意之下，成為一種人人和毛氏發生關係的關係。
在50年代，這個轉變，已見端倪。經濟上的被剝奪，受害和受難者，早就不止是地主和資本家，其實，也包括工人，農民，市民，一切國人……在建立經濟關係的意義上，他們盡數被剝奪。他們的工廠，土地及其它生產資料；更毋庸說有產者的各種財產了，已經結束了種種沒有關係的關係。
在政治上，這種社會關係，其橫向的主體間性，已經變得無足輕重，像工，農關係；工農和知識分子的關係，等等。所有這些關係，在消除了該階級的經濟，政治，文化的本質存在以後，淪落為一種只是向黨和毛氏負責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沒有任何原來意義上的正常和客觀的人際和人倫關係存在。就像胡平所引述，黑格爾意義上的毛，是全中國唯一一個自由享用者。
換言之，那時，直到今天，人們實際上，不是處在西方意義上的人際關係中，而是壓根就沒有出現這樣的關係和這樣的社會——也就是說，社會關係主導人際關係的社會。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無論在何種意義上說，都是建築在沒有社會的社會之上；社會主義，就是沒有社會的那種社會及其主義。其特點是，取消商業，取消報紙，取消宗教及其載體，文本，取消學校，取消個性，取消性別……
二，於是，我們不是要討論，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如何發現階級敵人之外的正常社會關係，或者說，只有階級敵人，才被拋向社會之外的課題。不。而是說，我們所有這些人，這些世世代代的中國人，如何在此社會關係中，一個個地走向也許是遭難，也許是僥倖的那種命運捉弄（僥倖，就是一種偶然的不受難，不是必然）。其間的區別，只不過是，我們是不是在實際上遭受了災禍，或者，我們一直是在潛在地受到威脅——我們的家人，左鄰右舍，同事情朋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威脅和訛詐。如果按照家庭計算，我們這個沒有社會的社會所”享受”的社會悲劇，應該是一種分類學上的集合名詞，全稱名詞，全民名詞，是舉國如此的一個全稱判斷。
如果人們熱衷於討論，何人會倖免與此，和如何逃出這個沒有社會的社會政治網羅，幾乎是毫無意義的。因為，這種討論的意義，只是在西方小說的”孤島”意識中，才會產生其情結和意義——對於普天之下，莫非黨土的中國，幾乎不存在古代中國的”悠悠南山”。
從文化和哲學的意義出發，人本和人際關係的討論，往往是走向神秘和無路陌狀的出發點。哲學面對人——這個名詞發出的信號——往往是矛盾和無法自圓其說的。人們認定的結論是，朝向人際關係討論的主題，往往要面對如何確認人——這個主題的定義——發生認知和邏輯判斷的悖論。
這個現象的出現，恰好規定了人們主體性質和屬性之尊嚴問題；換言之，每一個人的主體內涵，只是他自己的一種存在之充分條件，而不是他人可以輕易賦予之的。如果這個看法產生動搖，那麼，人性屬性的命題，就會完全被歪曲，被侮辱。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革和毛，對於人性的主體和人性的主體間性，產生了史無前例的摧毀。所謂人將不人，正是對那個時代的非人性現實的概括。
按照人際關係的說法，人性的孤獨和人性的群識，是互相依托存在的；沒有孤獨的人性的群體性人群，和沒有群體性人群中的個體孤獨，都是有所缺憾的人性和人格。我們當然不會進一步討論人的”存在”和”現存在”之間的超越問題（那時雅斯貝斯他們討論的話題）。但是，我們會回顧所有這些類似天問的思索——而毛氏，恰恰取消了這個天問，或者人問。
三，正是因為毛氏代替了天問，取消了人際和上帝的基本干係之設置，他本人，成為某種西方人所謂之偽基督和真魔鬼。於是，人際關係最高的依托和超越，被悍然取消，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蕩然無存。這個結局，如何帶來災禍，筆者自無贅言之須。
超女的民主和男性的犬儒
以上所有感悟和推斷，皆來自閱讀胡平先生新書的提示。上面那個人際關係的討論，作者自然有所涉及。
他在評述時下的文化現象時，涉及了這個人際關係的主題。他的設問方式是這樣的——超女現象和民主政治到底有什麼共同之處呢？兩者的共同之處在於；它們都體現了人們以同等的身份自由參與，體現了人們共同創造公共交往空間。這就涉及到人之為人的一種特性。人和動物的區別在於，人不僅需要食與色，而且還需要完全非物質性的東西。人還有對他人的需要。人需要與他人交往，人需要生活在人群中間。人群中間也就是人間。把人和人群隔離，對人來說無異於死亡。所以在很多民族的語言中，”離開人間”都是死亡 的別稱。有句老話，曰”人生一世，吃穿二字”。才不是呢。讓你住單身牢房判無期徒刑與世隔絕，保你衣食無憂不打不罵，你可願意？
人為什麼要生活在人群中間？這決不僅僅是為了滿足其生物的需要，例如性的需要，生兒育女的需要，吃喝的需要，抵禦野獸侵害和自然災害的需要。人需要結群而居，也決不僅僅是出於經濟學的考慮，通過分工以提高效益，從而更好地滿足自身的物質需求。人要生活在人群中間，還是因為人需要和他人交往。舉凡人生中一 切有意思、有意味、有意義的東西，都需要他人的在場、見證、品評、參與，共有和分享。或者反過來說，只有在有他人在場、見證、參與和分享的情況下，我們的生活才可能產生意思、意味和意義。
正如阿倫特所說：”作為人的人，即每一表現出自己特性的個體在行動和言語中展現和證實自己，這些活動（不管其題材的無用）具備自身的一種持久質量，因為它們創造了值得記憶的東西。”柯傑夫說得對：只有人才可能會追求”從生物學觀點來看是完全無用 的東西，如獎牌、錦標等”。人追求這些，並不一定在於它本身具有什麼價值，而是因為別人也同樣追求。人要作為人而存在，就必須獲得他人的承認，尤其是希望被承認為一個具有某種價值和尊嚴的存在者。為了贏得這種承認，他甘願做賠本生意，甚至甘願冒著風險，克服其動物本能而追求更高更抽像的目標。 “所謂公共領域，就是”人自己創造出來的一個人們在這一世界中為展現自我所需的空間”（阿倫特語）。”
這段話，當然是在評論超女現象，這個筆者不甚了了的事務。但是，我們認為，如何評介中國是否存在”公共領域”問題，是和中國歷史上許多課題，相互聯繫的。比如說，該書中提到討論”人民文革”和革命人民問題。這個討論，今年進行得很熱烈。有無結論，不好說。我們只是把此問，拉回到前述社會關係話語上，進行一種推斷。於是，首先就會出現一個基本判斷——
文革社會，是不是一個阿倫特正面意義上的”政治”社會。
回答是負面的。
這個回答和亞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動物”這個說法不謀而合，卻完全是在負面的意義上之吻合。政治一詞的涵義，完全悖論了阿倫特和所有西方獲得健全思維能力者的道德倡導和法律約定。社會是不是要建立國家，利維坦和法律，在霍布斯前後的政治理論中就有共識。利維坦，是不是沒有底線的政治怪物和政治共同體，回答是全然否定的。其最為重要的論述是，人權的第一性質，不可更改；換言之，如果你面對國王和法律要奪走你的生命，那麼，對於一個生命體而言，國王和法律，就會無效——這是利維坦的道德法律和人權底線（見《利維坦》）。
這個觀念，甚至超越了利維坦作者為殺戮辯護的，那種來自上帝之權利的觀點。
霍布斯說，如果上帝建立的國家，可以由摩西開始，上帝之國，可以行殺人之做法，那麼，至少，大衛殺死烏利亞，是緣於上帝的認可——固然他晚些時候做出了道歉，表達了悔意。所有這些，都是企圖建設一種不同於民主，但是卻尚有道德底線之國度（雖然，筆者以為他是對於民主建設體制的一種倒退，是對於希臘羅馬民主思維和體制建設的倒退）。
於是，在一個最為原始的政治母體下，人們可以認定由柏拉圖或者亞里士多德制定的國家準則和社會契約（霍布士當然使得契約具體化，可操作；孟德斯鳩使他更加完善合理有效）。所有這些顯則的政治含義，如果用我們討論文革的語義附會之，就是，我們必須要確定文革的一切政治條件究為何物？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找不到所有這些人民契約和道德合理性，那麼，我們就沒有資格談論”正確”。
就像胡先生和筆者強力反對”人民文革”說一樣，其中一個重要的討論條件是，文革所轄的任何社會關係和人際關係，都是緣於一個沒有社會的社會”準則 “和社會”契約”；人們在沒有價值顧盼和道德期待中，在沒有政治正常和政治規則裡存在著（我們不知道是存在，還是人在），居然，還要移用一種價值和正確，這個企望，就像你要在動物園裡設置一個人權主義標準。這是全然的奢望。
我們的意思是，文革反思的首要前提和重要條件是，否定毛氏政治的一切支柱和依托，改換普世價值的推斷和期待。也就是說，文革，從政治思維，到語言習慣，思維方式，行動準則和情緒渲染，全部是荒誕的。反對派和非反對派，統統不是普世價值的體現者，而是非社會化社會的附庸——是所謂兩條恐龍之間的惡鬥。這個總體判斷並不排除人們後來，晚些時候，對於這個普世價值的無限趨近和正義吶喊。但是，這只是晚些時候的事情，且依然保持著荒誕派的政治謬誤之未經全然退色的痕跡——比如，擁鄧，念周— —現在的懷毛。
這個民族，沒有前進到後第三帝國，甚至福澤諭吉之國度的民主反思。他們一大部分人，還是熱衷於在文革的話語裡，尋找革命，起義和造反——他們離開利維坦的不許殺人原則，太遠了。
我們看到，胡先生對於人民文革派，幾乎是嚴絲合縫地排除。他把蘇聯的清洗和中國的群眾運動做出異同，同異之分析；把斯大林和毛氏做出比較，等等。這些，我們早先在雜誌網際都有瀏覽，只是成書集之，更便於閱讀。
小而言之，正像胡平先生所謂，超女的民主和所謂中國人中的犬儒主義，是一幣兩面的。這個話題，也許可以推出這樣一些結論——
超女的民主之真假問題。因為，沒有任何公民民主的社會，沒有任何男人的民主的政權，如何推出一種女性民主？超女民主？男性唯超女現象進入民主之奇談怪論？
男性解放，如果不可實現，如何有女權主義之實現？
在大前提之下的極權主義政治巨石面前，小小超女，究竟是專制主義的玩物，還是反專制之英豪？
如果從超女出發的中國民主進程得以得逞，這種奇跡，究竟要如何估量？
性解放和極權的進一步壓迫，二者之疏離遠近，何德何能，於自由，於民主，究竟產生如何影響，如何關係？都是一些悖論所在。
新階級和新階級之鬥爭
沒有社會的社會，當然也包括本書涉及的土改課題。這個課題的思路和文革分析之思路多類同。
因為，殺死地主，就是消滅社會的一種形式。從最低限度講，地主，可以鬥爭批判，但是，人無死罪。這個殺人的人際關係，當然牽涉到這個政治體制消滅社會的一種 “真理”。
從土改的所謂革命訴求說起，所謂社會主義革命（加上毛氏新民主主義這個對於民主的曲解），其實在經過將近百年嘗試以後，從價值判斷衡量，其主旨，已經沒有價值。其間，有幾點過去已經解釋。
一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和一切哲學的和社會的決定論一樣，是對於歷史發展的強行扭曲。卡爾.波普曾經把決定論者及其觀點叫做”鐘”派觀念，把主張非決定論者及其觀點叫做”雲”。
他的看法簡單來說，就是企圖在人際的，人本的哲學意義上，揭示一種因果，時序的政治訴求之謬悖，強行實現之，往往就是把天堂之夢導入地域的路徑。這個意思，很多哲學家一再強調，反覆強調。而在毛氏和列寧毫無能力批判經驗主義和邏輯實證主義的時候，人類思維，其實已經非常超前。一方面，是羅素和維特根斯坦，在千方百計清除人類思維和自然語言的不純粹性，企圖發明一種可以根除語言和判斷偏見的邏輯語言；另一方面，卻是列寧和毛氏的，回到判斷野蠻和迷信偏執的胡言亂語。
在這種混亂的思維及其判斷中，起碼蘇俄和中國人的語言系統，發生了極大的倒退和蛻變。這種蛻變，使得中世紀以來思辨的野蠻一方，佔據了主導方向。在這個語言暴力和暴力本身帶來的革命中，就有所謂革命本體論——這種為邏輯學家觸類旁通地觸及到的語言思維偏向。這個偏向，就是階級鬥爭和消滅剝削。在人們幻覺之中建立的無階級，無剝削語匯裡，用暴力打到地主，資本家，就成為中國人的世紀語匯。這個意識形態的虛妄，一百年來，沒有被釐清，更沒有被根除。
再有，在文革前後，閱讀德熱拉斯的眾多讀者發現，毛氏極權社會，根本就沒有觸動取消剝削的原始課題，只是由黨和黨魁財閥取代了某某地主，某某資本家。很快，經過從毛氏極權轉向”開放奴役 “以後，剝削和階級的，即便是馬克思主義的原意，還是處在模糊含混的解釋中。無論是毛氏的公有，還是鄧氏的半私半公，都根本沒有任何消滅剝削的積極內含。人們現在轉而談論的特殊利益集團，剛好從反面，證明了土改和公有制施行的夢幻性質和偽證性質。
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毛氏社會主義革命，在語匯和思維，政策和策略上，完全沒有任何意義，任何價值。這個革命，除去為中國社會帶來徒然的血腥和新貴的貪婪，一無所有。我們所謂對於”兩頭真”觀念的批駁，道理也正在此。胡平先生說過，在中國歷史上，很短暫的時間裡，共產黨進行了兩次剝奪——從所謂私有，轉向公有，又很快反其道行之。歷行兩次革命（或者說一次改革），他們這個紅色系列，基本上完成了他們的野蠻積累。這個積累，是歷史上的一種新奇現象。他不同於工業革命的原始資本的積累，不同於後工業革命的技術或者信息技術導致的財富，等等。這個革命，是革命的反面——他只是導致類似封建世襲的血脈繼承，權財繼承。他們的土改和社會主義，完全是一種被玷污了正常內涵的偽證。在此偽證沒有得到證明的時候，清算他們的偽財偽產，計上種種變天帳——一如胡平先生說過的——很有必要。
背叛民主的大民主或者新民主主義
台灣課題也可以如是舉一反三。台灣社會，是兩蔣以後的民主社會。一黨國家，要對台灣施行統一，意味著民主的完結。雖然，實現統一的課題，現在，已經成為一種幻覺或者夢魘——對於那些高談主權主義的所謂舊勢力代表而言，正是如此（因為現在，台灣綠營有這樣一種看法：認為國民黨上台，是舊勢力上台；對此，我們當然保持中立）。
我們關心的課題，卻是這樣加以論證的。民主，是社會的解放，人權的高揚和法制的完備。重溫共黨的民主革命——他們分成新，舊民主革命——其要旨，歸結起來，就是以行民主為名，實行民粹之法，來反對社會，造成動亂和破壞，達成對於革命加極權的反民主社會— —最後，取消民主。
這個過程，是極其明顯的。一是，這個所謂的新民主力量和納粹主義之新自由力量，互為表裡，呈現了東，西方人類之惡的集之大成。這個反社會，表現很多。前此說過的反對地主，反對資本家，以後反對知識分子，反對一切人，……成為他們反對人類的各階段不同表現；就是人人反對人人——這個霍布斯，後來被阿倫特引用的說法。
反社會的第二個表現，是反對建立任何源自於民主的自由和法制，或者說，源自法制的民主自由。他們的做法之核心，就是：中國特色體，現盧梭的總意志說。這個總意志說，其實一言蔽之，就是毛說。其它第二把手，也說了不算，就不要說老百姓和知識分子。
第三個表現，就是毛氏及其同黨，可以利用中國社會的個個階級，階層，進行互相銜治和互相打擊。反右時代如此，文革如此。以後，會不會如此呢？簡而言之，毛氏反右之初，是要吸引知識分子打擊官僚，以避免中國類似東歐，出現反對斯大林官僚主義的運動。這時，他利用知識分子，民主黨派，打擊黨內勢力；以後，他利用黨內勢力，打擊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同時，利用所謂工農群眾，打擊官僚和知識分子。文革時期，他又如法炮製。
何以他可以這樣左右驅動，隨意擺佈，馬到成功呢？一個原因，此社會，不是社會，不發生他對於人群負責，而只是發生人群，階級，甚至黨群，對其負責的關係——一個極其邪惡的關係；一個不成其為社會關係的關係；一個無關係社會和社會無關係。
於是，暴力施行的每每關鍵時刻，人性蕩然無存的關鍵時刻，大小叛徒，各自東西的關鍵時刻，這個沒有遊戲規則的社會，沒有任何約束，沒有任何價值和尺度，也沒有任何廉恥。我們說，這個社會，是一種人頭等同狗頭的社會，是絲毫不會過分的。
毛氏社會的映照物，恰恰是蔣氏社會。蔣氏社會，我們說，他幾乎是一個可惡的社會— —但是，他還是一個起碼的社會。工農商學，教會法制，學堂文化，雖然很差，卻一應俱全。蔣宋家族雖然貪婪，但是，畢竟還要講究禮儀廉恥，上帝愷撒的。但是，毛氏這裡，他本人，可以取代一切。
於是，反對社會文化的毛氏王朝，成為中國社會，中國歷史上，最為慘不忍睹的社會。
我們對照台灣的民主，對照施明德的倒扁，對照紅衫軍的示威遊行……我們看到，台灣的政客，學者和老百姓，幾乎達成一個共識，就是反對行為本身，不可以成為反社會力量，民粹力量和毛氏文革力量。這也是台灣政治建設的最後防線和最好防線。
有人說，台灣也要文革，已經來了文革，他們不知道，文革的「大民主」帶來的，現在台灣老百姓毫無所知的那種毛氏破壞，迫害和反人類罪行，和倒扁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他們的「台灣文革」說，實在是太可笑了！
──原載《民主中國》(//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