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8日訊】讀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你會得到一個強烈的印象：毛澤東實在是個大壞蛋。毛澤東不是後來才變壞的，毛澤東原來就壞。然而這就引出一個問題：如果毛澤東原來就是壞蛋，本來就是壞蛋，他怎麼能獲取中共最高權力並統治中國長達二十七年呢？共產黨是個大黨，裏邊想必也有很多好人，為什麼到頭來卻讓一個大壞蛋成了他們的領袖了呢？

其實，這個問題早在六十年前就有人提出來了。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在其寫於1944年的批判極權主義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裏專門寫了一章，題目就叫”為什麼最壞者當政”。哈耶克寫道：”我們很有理由相信，在我們看來似乎是構成了現存的極權主義制度的最壞特點的那些東西，並不是偶然的副產品，而是極權主義遲早一定會產生的現象。著手計劃經濟生活的民主主義的政治家很快就會面臨這樣的選擇：是僭取獨裁權力，還是放棄他的計畫，而極權主義的獨裁者不久必定會在置一般的道德於不顧和遭受失敗之間作出選擇。正是因為這個緣故，那些無恥之徒和放蕩不羈之人，才在一個趨向極權主義的社會裏有更多的獲得成功的希望。”

共產黨宣稱要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實現共產主義理想。這套理念看上去有它的美好動人之處，因此會吸引一批真誠而幼稚的理想主義者熱情投入。但問題是在共產黨內部，好人總是吃不開。共產黨知道要實現它那套理想不能靠民主，不能靠選票，只能靠暴力革命。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這個革命黨不但要盡可能的人多勢眾，而且必須要有高度的統一高度的集權，要有鐵血的紀律。因此，共產黨不能靠社會中最好的份子，而只能靠社會中最壞的份子所建立。就像老話說的，君子和而不同。越是君子，越是有知識有教養，他們的見解和趣味就越是多樣，彼此之間越是互相尊重，因此就越是難於達到高度的一致，越是不肯接受高度的集權。如果需要一個人數眾多的、有足夠力量能把他們自己的主張強加在其餘所有人身上的集團，那麼，它的構成者就決不會是具有高度不同的和高度發展的趣味的人，而只能是那些頭腦簡單、很少有創造性和獨立性的人。

共產黨要在外部實行殘酷鬥爭，在內部實行鐵血紀律，你越是有人道情懷，越是有仁愛之心，越是有自己的見解，越是有獨立精神，越是寬容大度，你就越是不能適應。而那些心胸狹隘、冷酷無情、好鬥好殺的人就越是容易暫露頭角，佔據主導地位。張戎書裏寫道，早期的毛並非在理論上信仰蘇俄共產革命，但是他那種好鬥好殺的天性卻使他和列寧主義不謀而合，因此受到蘇共”老大哥”的讚賞。而象陳獨秀這樣的共產黨人，”雖然理論上信仰共產主義，可一聽說暴民打人殺人就火冒三丈，堅持要制止”，那就免不了會被扣上右傾的帽子趕下臺。以陳獨秀當年的威望、地位和中共創始人的身份，尚且在共產黨領導人的位子上裏混不下去，別的好人要想在共產黨裏佔據主導地位就更難指望了。

共產黨掌權後立刻著手把它那套理想強加給全社會，其手段之惡劣之野蠻，使得在共產黨內部，越是好人越是進退兩難，越是壞人越是如魚得水。由於這種理想本身的錯誤，很快就招致失敗。這樣，共產黨就面臨又一次選擇：要麼，它老老實實地承認錯誤，這就必然導致一黨專政的瓦解。要麼，它強詞奪理，文過飾非，以錯為錯，甚至變本加厲，就像毛澤東發動文革；或者是，在某些實際政策上作出調整和改革，但仍然堅持政治高壓以保住自己的權力，這就必須敢於衝破起碼的道德底線，直接訴諸赤裸裸的暴力，就像”六四”時的鄧小平。在這樣的歷史關頭，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選擇了前一種道路，而中共選擇了後一種。這也就是說，一旦好人在共產黨內當政，勢必導致共產黨專制政權的瓦解；而要保持共產黨專制政權，就必然是最壞者當政。

那麼，我們又如何解釋中共內部也會出胡耀邦、趙紫陽這樣的總書記呢？道理很簡單。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是八十年代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由於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招致天怒人怨，物極必反，由此引發了要求全面改革的強大呼聲。只是在這種背景下，象胡耀邦、趙紫陽這樣的好人才可能脫穎而出。緊接著就是一浪高一浪的自由化民主化運動，胡耀邦、趙紫陽因為良知未泯，人性猶存，拒絕鎮壓民主運動，結果被迫下臺。而江澤民、胡錦濤則由於在鎮壓民眾時表現出的殘酷無情，被指定為第三代第四代核心。於是在中共內部，又一次是最壞者當政。

結論：我們不能一味地寄希望於中共自己的演變。我們必須加強民間的自由民主力量。唯有在民間力量高漲的形勢下，才能迫使中共內部改變其最壞者當政的固有格局，使好人有出頭的機會。這樣，健康力量呼應配合，內外夾擊，一舉結束血腥的專制制度，使中國走上自由民主的康莊大道。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