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極權主義國家及極權主義理論的發展變化
——為甚麼說中國仍然是極權主義國家
1．以往的共產黨國家是極權主義國家已經是定論
2．至今為止的中國為極權主義理論的歷史發展提供了一個標準模式
3．對用極權主義描述時下中國社會的幾個辨析
4．極權主義中國對世界的威脅比以往更加嚴重
選擇此種理論而不是彼種理論描述，本來是為了簡單、方便，能夠說明更多的問題，甚至能有所警覺、預見一些現象，但是由於使用者和社會對理論和術語有不同的喜好和價值判斷，因此，理論的命運就常常被這一切所幹擾。
極權主義一詞，從一九二五年產生到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政治理論的命運就正是如此。筆者之所以在本文中特別記述的在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對它的冷淡和排斥，是因為這一切幾乎是完全相同地出現在八十年代以後對中國問題的討論中。
在回顧描述有關極權主義理論的發展變化的歷史起伏以及歷史對比時，我們看到，它和兩方面密切相連，一方面是經驗分析，例如二次大戰、冷戰、解凍等帶來的歷史經驗事實及對它的分析，另外一方面則是價值判斷標準的變化發展。最近二十年對於中國情況的研究和評價也反映了這兩點的變化。從七六年以後，一方面極權主義為了鞏固權力而做出了一些變通，另一方面歷史使得一些知識精英也已經不能像傳統的共產黨人那樣，以「專制」為榮，像六六年紅衛兵造反精神作者宣揚的那樣，以瘋狂為「專制服務」為己任了。經驗和價值判斷的轉換迫使知識精英們必須改變為極權主義塗脂抹粉的方法。
反思剛剛過去的三十年的歷史，筆者以為，中國的現實為世界範圍對極權主義的認識提供了很多新的經驗現實，為擴展極權主義理論的廣袤性提供了可能和條件。
反思剛剛過去三十年的歷史，筆者以為，造成知識界尤其是中國的所謂自稱為「自由主義」的知識精英對極權主義的認識不足，甚或顛倒黑白，指鹿為馬，除了認識能力和道德問題外，很多時候還因為他們自己就和這個體制、這個權力，由於自身的利益有著千絲萬縷、難以理清的關係。 這也再次說明理論雖然是中性的，但是由於人們的喜惡使得選擇甚麼樣的理論帶有了先天的無法消除的價值判斷。
1．以往的共產黨國家是極權主義國家已經是定論
為了尋求一個較為堅實的出發基礎，筆者首先認為，儘管過去半個世紀很多人對用極權主義這個概念來描述共產黨社會反感，採取各種方法抵制否定它，但是，八九年民眾對於專制的反抗與對自由的追求導致共產黨集團的崩潰，從而使得共產黨社會是一個極權主義社會，已經成為定論。當代西方學者認為，這可以以兩個講話作為歷史的標記。其一是九一年底，前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卸任總統的時候在講話中說，「極權主義制度，長期剝奪了我們國家發展的可能，它埋葬了我們國家的繁榮和昌盛。」（註解31）同一天他的競爭對手，接任總統的葉利欽在對美國聽眾的電視講話中說，「我們國家清楚地高度評價你們對於我們所進行的經濟改革，以及對我們為克服極權主義噩夢帶給我們的遺產的努力的幫助和支持。」（註解32）
由於這兩個講話是世界上歷史最長、權力最大的極權主義國家的最高首腦所作的，因此，對於西方學者來說，可以說是一個定論式的、里程碑式的講話。儘管以前對是否能使用極權主義概括共產黨國家爭論激烈，但是，到九一年已經幾乎無人反對，應該說有了一個定論。
這一點也反映在中國學者無可奈何的描述上，澳洲的馮崇義先生從二零零三年開始逐漸使用極權主義概念，在二零零五年的文章中確認八十年代以前中國社會是典型的極權主義社會。應該說，馮崇義先生在中國學者中，是最近幾年在極權主義問題上做出較多努力的學者之一，然而令筆者遺憾的是，不知出於何種原因，馮崇義先生的這種承認完全重走了歷史上不承認之路，他在這篇文章中開張名義地論斷說：
「中國社會正在經歷一場大轉型，生活在這一社會中的人們正在感受方生未死間的興奮、期待、痛苦、困惑、無奈和迷惘。從經濟角度說是從傳統指令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從社會歷史的角度說是從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從對外關係角度說是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型、從政治角度說則是從後極權社會向民主社會轉型。中國在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已從極權社會轉變為後極權社會。中共黨內民主派是中國從極權社會轉變為後極權社會的產物，中共黨內民主派的歷史使命，則是推進中國完成從後極權社會向民主社會轉型。」（註解33）
筆者認為這段論斷中的幾乎所有主要的概念和描述都非常值得討論。
2．至今為止的中國為極權主義理論的歷史發展提供了一個標準模式
既然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國是一個典型的極權主義國家，那麼八十年代開始的變化是一個轉型還是極權主義的演變發展？如果是轉型，那意味著是一場革命性的變化，無論價值還是社會結構都在朝著一個根本性的變化發展。如果是演變發展，那麼它的根本價值沒有改變，它的社會結構的一些形式有所改變，但是最根本的基礎，沒有改變，而因此它仍然是一個極權主義的社會。為了澄清這些問題，筆者不得不遺憾地重複十年前筆者曾經發表過的一些論述。（註解34）
最近一百年的歷史使我們看到，近代西方產生的極權主義並非是一成不變的，極權主義的統治者為了維持自己的權力不得不變換自己以適應各種變化了的國內和國際形勢。極權主義的這種不得不作的變化和發展，其實很多學者早就有所論述，只是由於各種原因沒有被人們注意，或者不願意注意。
弗裡德裡希等很多政治學者在研究極權主義的時候總結、討論了它的政治特點，筆者願意在此根據一些思想和歷史學者的研究擴展描述極權主義的思想和歷史變化發展軌跡。這條軌跡向我們展示，當代極權主義的標準發展變化經歷了兩個階段，教條的極權主義和充滿機會主義的、無信仰的、實用主義的極權主義。
（1）教條的極權主義
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是二十世紀上半葉最著名的科學思想家之一。他繼承了啟蒙傳統、自由主義傳統，成為極權主義的死敵。他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對共產黨國家的持不同政見者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被認為是描述分析極權主義社會的經典之作。
波普用封閉社會的理論具體描述了當代極權社會。閱讀他的著作，我們能夠發現，他常常用以下術語形容封閉的極權社會和極權主義者的特點：教條的，反科學的，集體主義的，原始主義的，靜止不變的，獸性野蠻的，魔術的，禁忌的，殭化的，神話式的、玄想的，民族主義的，非理性主義的，直接流血暴力等等。和這些相連還有缺乏生命力、甚至倒退的基本傾向，限制約束，封閉隔離，殭化反動等等。（註解35）
波普在這裡描述的是典型的教條的極權主義。
教條主義的極權主義的特點是無論在甚麼情況下都要實現一個意識形態固定的世界觀。為了這一目的，怎麼幹都可以，但是唯獨排除任何對這一意識形態的偏離。人們必須無條件地接受這些教條，並把它作為一切政治行為的唯一判據和出發原則。而政治目的一旦確定，一切方法和手段都是任意的，是否對目的有益是唯一存在的問題。
在極權主義的任何變化的開端，政治上的所謂「理念」的確立是首要的。對這種理念來說，所有其它一切只能是手段。這也可以說，這種由國家來實現、並且統治一切的意識形態自身就是目的，其它都是這一目的的手段。對於教條的極權主義來說，「權力」也是實現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唯一的」自身的目的，儘管它從一開始就要單獨壟斷權力。
教條的極權主義在形式上的特點是：目標極端至上的極端主義，和方法上有用就是真理的工具主義。對一切政治行為，極權主義的孿生公理被它們表述如下：
一．它的教條規定了它的目的是絕對的自身的目標，不允許任何對它的討論。
二．目標使得它的手段神聖化。
意識形態和烏托邦成為這種極權主義的內容的標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它的典範。教條的極權主義以意識形態作為它的認識的核心，並把它擴大成為和教條緊密相連的學說。
在它的烏托邦的規定中有道德的高要求和幸福觀，它喚醒了天堂的幻想。極權主義要麼力圖掩埋殘存的人性，要麼把它們變成公開的生活謊言。典型的教條的極權主義有兩個標誌，其一是為了保持正統的教條，不斷的清洗，其二是為了拯救作為烏托邦的意識形態而偶然的產生的「造反」 行為。這在斯大林和毛澤東那裏都是如此。
（2）充滿投機性的、機會主義的極權主義：無信仰學說的極權主義
然而，波普所說的教條的極權主義卻不能完全描述一切極權主義。在阿倫特和其他研究極權主義的學者的研究中，我們卻可以看到和上述不同的特徵，如放縱，乃至挑動刺激的極權主義的特徵，施賓訥（Helmut F． Spinner） 指出，極權主義不是靜止的，而是主動活躍的，不是殭化，而是運動變化的，不是倒退，而是進步發展的，不是教條不變，而是充滿投機性的機會主義和革命主義的。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對一切可能性來說它是「開放」的，在論證它的意識形態上而借用的技術和實踐化的方法論上是「科學」的，在運用恐怖上是「理性」的。極權主義的特點不是建立新的限制約束，而是完全相反，他們不斷地越過舊的限制，掙脫已有的束縛，揚棄傳統的約束，乃至想不可想像的事情，使殭化運動起來，把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化。極權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大致有三個階段和主要的現象形式：即教條的，無信仰教義的，乃至無信仰教義、無國家的極權主義。 （註解36）
對這種極權主義，阿倫特說，在毀滅一切傳統的目標、價值、規範、規則、形式、方法和正常的可能和非可能性上的原則意義上，極權主義是一種在政治上「充滿投機性」的最邪惡的激進主義。（註解37）它以極端的一體化毀滅了社會。它無限地把社會政治化、意識形態化，而在政治目標的設立上，方法手段上毀滅了政治。它肆無忌憚地處理和清肅個人而毀滅了自立的人格。它以把目標變成手段而毀滅了一切目的。它把它們變成了僅僅是權力政治的手段而毀滅了自己拿來作為學說的理論。最終，它甚至毀滅自己。因為，至少從長遠、有時甚至短期來看，它過分極端的權力要求，在考慮它所遇到的抵抗和究竟有多少可能性上，可能會由於自己的無能而失敗。
施賓訥說，「極權的激進主義首先粉碎的是他自己的教義，他以沒有教義信仰的機會主義原則犧牲了教義。本來綱領意味著不給機會主義對於事情和可能的適應以任何存在餘地，但是，他卻把沒有信仰學說的機會主義原則變成『綱領』而最終粉碎了他自己的政治主張。希特勒是這種傾向的代表，他從頭到尾，竭盡一切天才、荒謬並極富成效地在世界舞台上成熟地為我們上演了這幕教學劇。」（同36，第457頁）
沒有信仰學說的極權主義對於極權主義運動和遵循它的政治來說意味著：
沒有任何原則；與之而來的沒有任何綱領；沒有目標；沒有目的；不擇手段。
希特勒所說，一切都可能，一切都允許；鄧小平所說，黑貓、白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等典型地代表了這種沒有原則的、機會主義的極權主義的特徵。
（3）無信仰學說的極權主義的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
A．極權主義運動的產物：極權主義的「機會主義革命」
機會主義的極權主義是極權主義運動的必然發展結果。赫爾曼勞施寧（註解38）曾經描述了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第二階段的革命，「無信仰學說的革命」。事實上，斯大林式的布爾甚維克主義，鄧小平式的改革也是如此。他認為這雖然是一個背謬，但是卻肯定是專制的變形。
勞施寧在解釋這種極端非常規的極權主義的意義的時候說，「這個標誌為無信仰學說的革命，是由具有完全絕對約束力的世界觀的嚴格性裝備而來的。儘管如此，對事實的這種認識仍然是克服今天德國的狀況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前提。它是一場革命，雖然它的本質是以迄今為止人們所不熟悉的破壞狂和殘暴為特徵，並且完全沒有任何信仰學說所標誌的。這場無信仰學說的革命具有特別的危險，它所表現的完全的虛無主義肯定會導致政治結果。在它的毫無任何前提假設中沒有最終目的和與之相連的動機，它在時空上無限的本質涉及的是極權和永恆。沒有任何方向和限制說明了這一運動的危險。它轉而反對一切， 無處能找到滿足。」這種沒有信仰學說給予極權主義以一種「完全新的特點」，它揭示了「到今天為止一切範疇的欠缺」。（勞施寧，1938，第86─87頁）
勞施寧認為，極權主義的運動在希特勒那裏就是一場沒有信仰學說的革命。作為最大和最持久地把握權力的政治思想，沒有信仰學說是極權主義的必然結果。
由於極權主義吸引了一批權力慾最強盛的動物，它實際上充滿投機慾的活力，因此，即便它的起點是教條，最終為了權力也必然走向實用。
在現代極權主義運動中，希特勒和鄧小平的意義遠遠大於任何教條主義的極權主義理論家。
B．機會主義的極權主義社會中的所謂「寬容」
對於沒有信仰學說的極權主義來說，由於他根本沒有嚴格的教條和信仰，因此他沒有前面所述的教條的極權主義的兩個特點。他不需要為此不斷地清洗，然而，奇怪的是這居然被人們看起來似乎有些「寬容」。同樣，他也永遠不需要以造反來反對那些對理想和教條的偽造、修正和背叛。例如在鄧小平那裏不需要反對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背叛。事實上，在教條的極權主義那裏，如阿倫特所說，自身的教條核心並不是只給予最邪惡的極端的原教旨主義以存在的基礎，它從根本上也給予沒有原則的機會主義政治的工具主義以中心的位置。它的教條中就包括著手段上的無所不用其極。
在教條的極權主義那裏，絕對束縛在一個統一的嚴格的教義上不只一次地使統治精英分成派別，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沒有信仰學說的極權主義只要求無條件地忠實於具有高度投機性的極權的領袖。這樣，它就使得內部的任何以學說為基礎的反對派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它使得現實和教義之間不再存在衝突，反對者不可能再具有任何反對它的權力和辯解的理由，在忠誠與否的鬥爭中排除了意識形態的作用。如前所述，沒有信仰學說的極權主義一方面使得不斷的清洗不再必要，它在另一方面也使得內部的反對派，乃至持不同政見運動的腳下失去了基礎。第三帝國的集中營和蘇聯的古拉格群島也不再作為再教育的集中營而必需。
C．機會主義極權主義社會的大眾文化
阿倫特認為，極權主義在二十世紀是一種廣泛的群眾現象。極權主義運動將目標定在組織群眾，並且獲得了成功。阿倫特說，「毫無疑問，極權主義政府及其無法容忍的公開罪行是由群眾支持的。」“群眾對極權主義的支持既非出於無知，亦非洗腦的魔力。」（中文本，第36頁）
她指出，在沒有信仰學說的極權主義那裏，對於「它自己的意識形態內容的隨意」，不僅是極權主義的統治集團內部精英的特權。無信仰學說的極權主義和教條的極權主義一樣，在它所統治的社會中無處不在，它由最高層的統治精英通過基層領導、組織者、執行者的中間組織一直滲透到一般群眾。
這種沒有任何信仰學說的極權主義玩世不恭、厚顏無恥。它不再是為了實現任何學說信仰，不再是為了追隨一種意識形態，不再是為了實現一種烏托邦。在形式上我們看到的是深思熟慮地以手段代替目的，在內容上是以自己的意志緊握權力，「權力，是任何制度不可缺少的工具，對他來說是目標和目的。統治，不再是為了實現一個確定的想法，而就是為了統治。」（勞施寧，1947，第52頁）阿倫特對此也說，「法西斯主義的目的確實除了把握權力外沒有任何其它的東西。」(1962年，第488頁）
這種玩世不恭、厚顏無恥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領域，它不是極權社會解體的積極產物，而是機會主義的極權主義的社會的一個根本的特徵。教條的極權主義曾經以它的教條，意識形態粉碎了傳統，而機會主義的極權主義再次從另一方面蹂躪了一切道德和文化傳統。
對於在極權主義個人權力交替中的群眾的反應，阿倫特說，「一般的極權主義運動特別是其領導者的名譽方面，其特點是令人吃驚地迅速地被遺忘，令人吃驚地輕易地被取代，這種特點是任何事物都無法和它相比的。」“如果說有一種極權主義的個性或性格，那麼，這種異常的可更改性和缺乏延續性可謂它的突出的個性性格。所以，如果群眾的朝三暮四和過於健忘，意味著他們的極權主義心理妄想已被治癒，那將大錯特錯，這種心理妄想時常表現為對希特勒或斯大林的崇拜；事實上，這種心理妄想是難以醫治的。還有一種更嚴重的錯誤是，由於看到這種短命現象，而忘記了只要極權主義政權還在掌權，只要極權主義領袖們還活著，這種政權就會一直『指揮一切，並且得到群眾支持』。」（中文本，第441─442頁）
3．對用極權主義描述時下中國社會的幾個辨析：
使用極權主義描述時下的中國社會，筆者清楚地意識到，將會遇到如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後期，五十年代後期，七十年代使用極權主義概念描述共產黨國家時，幾乎完全相同的抵抗和反駁。所以筆者在描述極權主義理論發展的時候，有目的地提到了一些被其後的歷史發展所拋棄的看法。現在，筆者進一步具體就幾個非常典型普遍的問題作一些辨析。
A．認為中國的共產黨社會已經不是極權主義社會的最主要的論據就是中國的經濟已經不再是國有化、計劃經濟占統治地位，已經有了私有化，中國共產黨不再能像八十年代以前那樣鐵桶般地控制中國的各個角落。
對於這種觀點，有意思的是，如前所述，研究納粹法西斯主義問題的專家在探討極權主義概念的時候，曾經對弗裡德裡希提出的極權主義的六個特徵，從納粹國家沒有這兩個特點來辨析極權主義概念是否可以通用。人們在六十年代當然沒有想到，時過二十年，會能以同樣的問題，從左的方面，從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發展變化來質疑極權主義理論今天在中國的適用性。
八十年代以後，從典型的傳統的共產主義、共產黨國家的教條的意識形態來看，中國確實產生了一些大的變化，因此，筆者認為，如果說放棄廢除私有制、共產主義烏托邦的中國已經不是經典、傳統意義的共產黨、共產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那是準確的。然而，它凸現的特徵卻可以說，中國是一個更為典型的極權主義國家了。對此最簡單的類比就是剛剛說的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它不僅保存了私有制，而且國家的權力機構有著多重性，私人也有一定的活動空間，並且無獨有偶的是，它在三十年代的德國也創造了經濟的繁榮，但是，現在基本上沒有人否認希特勒納粹是典型極權主義國家。
這個簡單的對比，我以為還可以讓人們驚奇地發現，八十年代以後的中國社會和國家情況，越來越類似於希特勒德國。它使人們看到，極權主義的發展會使它的各自的特殊性逐漸消失或者減弱，一般性越來突出。過去各種不同的極權主義國家施行的統治有各自特殊的特點，例如中國等共產黨國家以階級鬥爭為武器，希特勒以種族問題為武器，古巴的卡斯特羅以國家主義為武器。但是極權主義的權力要求，經濟、社會，乃至世界形勢的演變將會迫使它們走向更為一般化的特點。極權主義特徵壓倒其它的特殊性和現實性。
八十年代以後發展到今天的的中國共產黨社會和希特勒的極權主義越來越多相似性，這就是鄧小平對共產黨的貢獻。他因為一個小集團的權力，使得極權主義的發展越來越純粹。對此，或許人們能夠做一個反向推測，希特勒如果在戰爭失利到某一階段時能夠及時剎住，來一個改革，暫時去掉種族主義和無限制的戰爭，而重造德國本土。大約那就更會和鄧小平不謀而合地走到一起去了。
這是一個有意思的例子，私有經濟的再生、社會空間的變化，非但不是否認八十年代後的中國不是極權主義的論據，而且恰恰證明了極權主義理論的通用性是存在的。極權主義的發展使得兩個看來目的、學說截然不同的「極權主義」最終卻走向了一致。這也證明了作者所說的極權主義的兩階段的發展的可能性。
B．在八十年代以後，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描述某些知識精英最喜歡使用的一個詞是「威權」制度。然而，這卻是一個最經不住檢驗的描述。某些人在使用它的時候似乎也沒有進行過進一步的思索。
這個詞對應的是西文，Authoritarism。過去，大約應該是同一批知識精英在描述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描述第三世界的一些政府的時候把這個詞翻譯為獨裁政府，筆者認為弗裡德裡希和布熱津斯基的書的題目，以此也是應該翻譯為《極權主義專制和獨裁》更為妥貼，因為作者要強調的是和傳統獨裁比較，當代極權主義專制的特點。
極權主義這個概念之所以出現也是因為使用傳統的這些描述獨裁專制的概念都無法表達出現代共產黨專制和希特勒法西斯專制的特點。但是從八十年代末期開始，一些人卻開始使用Authoritarism這個詞來描述共產黨的專制，並且突然把它改譯為「威權」主義，或者「權威」主義。這個對比變化的確令人思索，筆者以為說他們為共產黨塗脂抹粉應該不為過，因為這個中文翻譯的確很巧妙，對中國民眾來說，一下子它的獨裁專制都掩蓋，甚至消失在後邊，對西方人來說，因為描述的仍然是一種專制，因此這個變化也不會認為過於離譜。在這個滑梯上，最近幾年由於中國表面經濟的發展，一些人甚至更大膽、進一步聲稱中國已經是新加坡那樣的威權主義國家。
作這種論斷的人無法解釋，可能也根本不想解釋現存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和新加坡，以及傳統獨裁政府的區別。不說別的，但只說弗裡德裡希和阿倫特所說的極權主義特徵，中國共產黨就都基本上仍然在繼續堅持，如一黨專制，對意識形態和媒體的壟斷控制，對教育、文化事業的控制，無所不在的秘密警察，黨控制的軍隊。而對內，復活的私有制、自由市場經濟，仍然沒有足夠的法律保護，國家可以隨時沒收、剝奪民眾的財產。對外，國際社會也仍然沒有相應制約、約束中共政府的措施。這一切都和新加坡，以及第三世界的一些所謂獨裁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新加坡政府儘管獨裁，但是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都仍然有所忌憚，而現今的中國共產黨政府，仍然和傳統的共產黨一樣，除了擔心丟失權力，其它是無所忌憚的，所以才有八九年的天安門大屠殺，才有不過十年，在上述知識精英權威主義的頌歌中，又居然對幾百萬法輪功學員進行的殘酷，無人性的大迫害。
Totalitarism這個概念之所以產生就是因為使用傳統的Authoritarism描述共產黨需要太多的附加說明，而無法顯示出這個專制的現代特性，現在試圖返回，用傳統概念描述中國共產黨，筆者認為結果仍然是過於牽強，和需要太多的附加說明。
C．九十年代以來，和威權主義概念平行的，知識精英描述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另外一個概念是後極權主義。（見註解33） 但是，這又是一個移花接木的概念。這個概念本來出自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以後，由於東歐社會殘存的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尤其是共產黨文化，造成了東歐社會雖然已經步入民主，但是卻存在著很多嚴重問題。針對這個特殊時期，人們使用了後共產黨社會，後極權主義社會的概念來描述東歐社會。然而，中國的一些知識精英卻居然混入這個潮流，把這個概念借用來描述仍然在力圖完善自己的極權統治的中國共產黨，及其社會。
使用這個後極權主義和後共產黨社會，所造成的最嚴重的後果是，人們會認為共產黨已經變了，今天的共產黨已經不是共產黨了，今天中國已經不是極權主義國家了。這大約也是使用這個概念的某些知識精英的真實目的。但是如筆者前面所論述的，中國共產黨確實是隨歷史和環境的變化 而產生了一些「政策性」的變化，但是最根本的本質並沒有改變，所以，如果一定要使用這個「後」字，那麼不是Post，而是latter；不是後極權主義、 後共產黨社會，而是近期極權主義、近期共產黨社會，或更準確些說，極權主義的「最近表現」。或者退一步，翻譯成中文也可以為「晚期極權主義」。然而，在使用這個「晚期」一詞的時候，應該注意的是，它帶有一種判斷，也就是共產黨社會不再走上坡路，而是在下坡，在走向滅亡。然而這個判斷似乎也並非過於武斷和一廂情願，因為就是現今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也感到了他們的滅亡不過是時間問題。
此外，對於馮崇義先生所說的「極權主義的反題（Antithesis）是多元主義」。筆者認為也是不妥當的。在政治學和社會學領域中，作為二十年代後產生的，現在已經被人廣泛使用的極權主義的反題，正如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阿隆的書名《民主制與極權主義》、《論自由》所顯示的，它的反題是「自由主義」，作為政治制度，它的對立概念是「自由民主制」，作為整體主義思想，它的反題是分析和經驗思想。這在西方有關極權主義的文獻中，有案可查，幾乎都是如此。混淆了這個問題，當然就會產生前文所說的，有某種多元傾向的希特勒納粹德國，現在討論的時下中國是否是極權主義國家的疑問。
D．在結束這節定義性的討論的時候，筆者願意在此再次強調，當代中國共產黨社會的演變為研究極權主義的發展變化提供了很多非常值得研究的經驗事實。與此同時，它要求過去一個世紀經典性的對於極權社會的研究的很多概念和內容或者要重新詮釋，或者需要進一步擴展其內涵的要求。例如極權主義和私有經濟的關係，極權主義社會內部的鬆動空間問題，極權主義社會的開放性與封閉性問題（如何理解今天中國知識界的封閉性，筆者將在下文中論述）。由此，筆者認為，在分析研究極權主義社會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社會的模式應該已經取代前蘇聯等東歐國家，成為更為典型的、更有代表性的極權主義社會的模式。
過去我們研究共產黨社會總有一個蘇聯的模式，列寧和斯大林作為第一代領導人，第二代是赫魯曉夫，與之相連的是解凍， 杜布切克等也屬於這一代；第三代是戈爾巴喬夫，最終導致共產黨的解體崩潰。然而現代中國的模式應該是更為標準典型的極權主義社會的模式，它向人們展示，第一代教條的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等在中國知識精英們的配合下，建成了一個可謂比蘇聯更為徹底封閉教條的社會，然後接任的鄧小平、江澤民，及至胡錦濤一代，不僅沒有解凍，反而由於汲取了蘇聯的教訓，塑造了一個實用的、沒有任何人類道德限制的、徹底極權化的社會。在代代相傳問題上，它成功地利用、繼承了專制和封閉的特點，這個社會不僅共產黨領導集團的接班人是一群庸碌的權力動物，而且知識界也完全喪失了任何正常的訓練和想像力。
4．極權主義中國對世界的威脅比以往更加嚴重
二次大戰、冷戰時期，世界曾經親身經歷體會過教條的極權主義對人類的威脅和危害。現在這個實用的、機會主義的極權主義表面上似乎已經沒有能力像過去那樣蠻橫強硬，然而由於它沒有任何人類的道德限制，不接受任何社會和世界的約束，因此它更加淋漓盡致地展現了極權主義在殘暴以外對人類和世界的破壞性。
教條的極權主義把自己從形式上封閉在一個有限的地域中，實用的機會主義由於利用了全球化，而不接受全球化的任何其它必須的規範，把以往極權主義對世界的危害與威脅由棍棒擴展成各種領域的「瘟疫」。
當然極權主義的棍棒他們也從來沒有放下過，「九一一」事件，今天的北韓在核武器問題上的做法和態度，使得世界再次看到了恐怖份子在世界舞台上的瘋狂。而中國對於台灣問題的處理更可能隨時使世界再次回到冷戰時期。同時，這種恐怖在極權主義國家內部更是從來沒有消失、甚至減弱過。對法輪功的鎮壓，以及近來對於所有異議人士的鎮壓都讓人們能夠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極權主義國家無法按照正常的經濟規律、社會規範來發展經濟，因為這勢必使得民眾深刻地體會到極權主義統治的束縛、禁錮，而要求更多的自由和權利，要求政府更多地放棄權力、承擔更多的責任。因此，極權主義政府為了維持統治不得不做出的對經濟控制的放鬆發展，必然充滿了病態和畸形。
最近二十年，極權主義的中國不擇手段地發展經濟，對環境和人的道德的摧毀越來越清楚地顯現在世界的面前。進入二十一世紀，多個案例使得人們看到，極權主義對世界帶來的新型威脅。
首先，這種對環境的破壞，今天影響的絕對不是一個國家。已經發生中國的化工廠的污染影響到俄國一個城市的居民的生活的事件，中國的「薩斯」、禽流感也曾經使得整個世界恐慌。試想，如果中國的核電站出現問題，那受影響的將是全世界。其實就是今天中國內地產生的污染，污染的也是地球。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人們都要或多或少地體會到這個實用的極權主義帶來的問題。
其次，對於民眾的道德的扭曲腐化。世界必須看到，道德失序影響的也絕不只是中國的局部。這將不僅影響到到中國做生意、投資的人，而且由於今天從中國出來走到世界各處的中國人都帶有那個社會的道德和教育痕跡，人們已經能夠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體會到最近五十年共產黨給中國社會帶來的衰敗的道德和傳統。如果在共產黨政府更為衰弱的時候爆發中國難民潮，那麼，今日中國內地的道德將會像「瘟疫」一樣向世界各處蔓延。
所以，今天極權主義中國，以及伊斯蘭極權主義的恐怖問題，使得八九年十七年後，人們再次深切感到極權主義對世界和人類的威脅，近代西方產生的極權主義問題，伴隨現代化而來的一切問題，沒有消失和過去，而相反可能還要伴隨我們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所以我們必須深化研究極權主義問題，在思想文化領域以自由主義精神來對抗、消解它對人類社會的危害。
（未完待續）
註解：
31．M． Gorbatschow， Aufruf an die Sowjetbuerger， Fernsehansprache des Praesidenten der UdSSR am 25 Dezember 1991，．in： Ders．， Erinnerungen， Berlin 1995， S．14
32．B． Jelzin， Totalitaeren Alptraum ueberwinde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vom 27 Dezember 1991．
33．馮崇義，李慎之與中共黨內民主派，引自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站，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494
34．仲維光，極權主義和知識份子， 1997年7月，德國波恩，鄧小平之後中國問題研討會報告，發表於《北京之春》，紐約，1998年一月號
35．卡爾‧波普，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London， 1962，中文本（只有第一卷），《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卡爾‧波普，山西出版社，1992年
36．Helmut F． Spinner，Popper und Politik，Bonn，1978
37．H． Arent，Elmente und Urspruenge totaler Herrschaft，Frankfurt，1962，第698頁，中文本，《極權主義的起源》，台北，時報出版社，1995年
38．Hermann Rauschning， Die Revolution des Nihilismus， Zuerich und New York，1938． Die Zeit des Deliriums， Zuerich， 1947． Gespraeche mit Hitler， Wien， 1973．
轉自自由聖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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