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30日訊】中共一貫聲稱代表了廣大農民的利益，是忠實的為農民群眾謀福利的。
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民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代表廣大農民的利益”，“忠實的為農民群眾謀福利”，是包括統治者在內的眾多政治團體都想戴在自己頭上的一頂漂亮帽子。
按照筆者的理解，所謂“代表廣大農民的利益”，“忠實的為農民群眾謀福利”，至少應包括三層意思。首先，你的所作所為是自覺的以廣大農民的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屬點的；其次，你的所作所為確實反映了廣大農民的意願和要求；最後，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你的所作所為給廣大農民確實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
換句話說，一個政黨究竟是否代表廣大農民的利益，是否忠實的為農民群眾謀福利，關鍵不在於它的口頭表白，而在於行動，事實乃是最後的也是唯一的裁判者。
那麼，中共究竟是否像它自己一貫所宣稱的那樣，“代表了廣大農民的利益，是忠實的為農民群眾謀福利的”呢？
那要看它八十多年來究竟都對中國農民做了些甚麼，究竟都給他們帶來了些甚麼。
上篇 中共的“革命”給農民帶來了甚麼？
中共一出世，即直言不諱的聲明，它的政治目地是徹底顛覆現存的一切社會秩序，奪取國家權力，用所謂馬克思主義改造和治理中國。
中國是一個農民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當年勢單力薄的中共深知，要想奪得國民黨統治的江山，實現改朝換代的政治目地，就必須充分發動和藉助農民的力量，捨此別無它途。
事實上，在中共領導的那場以改朝換代為目地的所謂“革命”中，有相當一部份農民也確實被他們發動起來了，而且發動的很充分，用共產黨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成了所謂“革命的主力軍”。但反過來看，這場革命帶給這些農民的卻是一場充滿血與淚的災難！
製造“階級仇恨”挑動“階級鬥爭”讓無數農民死於非命
農民最講實惠，要讓老實本分的他們心甘情願的為一個政黨賣命，絕非易事。不過，這難不倒共產黨，因為他們有自己的絕招——“宣傳鼓動”，具體講，就是以謊言惑眾，再誘之以利。
為此，他們一方面竭力抹黑鄉村中的地主士紳階層，向農民灌輸諸如“幾千年來中國農民在政治上備受統治者的壓迫，在經濟上備受地主階級的剝削，毫無政治權利可言，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始終處於社會的最底層”等一套極富蠱惑性的說辭，從而在農民與地主士紳之間人為的製造“階級仇恨”，挑起“階級鬥爭”；另一方面，則許諾給以農民種種好處，甚麼“分田分地”拉，甚麼革命成功後成為國家的主人，過上豐衣足食、當家作主的“好日子”拉—–以此吸引老實本分的農民跟著自己“造反”“鬧革命”。當年，這些新鮮動聽的話語也確實打動了不少農民兄弟的心，中共領導下的所謂“農民運動”就是這樣搞起來的。
最早的農民運動發端於廣東的陸海豐，隨著北伐的準備和開拔，農運的中心很快又轉移到了湖南。
不論是廣東還是湖南，在中國的傳統鄉村裡一般都包含著三種不同的社會成分。一個是地主了，或者講叫士紳。另一個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再一個就是閒雜人等，如二流子、走卒販夫之類。這後一種人大都游離在鄉村結構主體之外，參加不了任何意義上的村社治理，而且通常都是鄉村中最為人所不齒的人物，有的學者把他們命名為鄉村中的“邊緣力量”，中共則常稱他們為“流氓無產者”。在鄉村平靜如常時，沒有這個力量的發言地位。
在農運起來之前，當時的中國鄉村基本上是平靜自足的。為了打破這種平靜自足的傳統鄉村秩序，中共賴以發動農民最常用的方法是，先由幾個經過培訓的農運幹部進入鄉村，憑三寸不爛之舌，聚集流氓無產者徹夜談心，向他們灌輸諸如“人人都有手腳，可是農民的手腳一年到頭不停的勞動，卻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勞動，有腳還坐轎子，卻吃大魚大肉，穿綾羅綢緞”，“地主飯桌上的白面饅頭是從你這兒剝削去的，”以及“造反有理”等一類“革命思想”，挑起鄉村痞子們對富戶士紳的不滿和仇恨，鉤起他們人性中惡的那一面。試想，對這些沒有文化、頭腦簡單、性格粗獷、敢打敢沖、目光短淺，僅僅關心眼前一己之私利，容易隨眾盲從的鄉村流氓來說，還有甚麼比名正言順的把地主家裏的大魚大肉、綾羅綢緞奪過來供自己享有，到地主家小姐的牙床上去肆意的打幾個滾更讓他們感到刺激與神往的呢？！於是，不用費太大的勁，很快他們便被中共派來的農運幹部發動起來了，成了所謂的“革命先鋒”。
在農民運動的開始階段，一般農民都害怕出頭，於是中共的農運幹部便唆使“革命先鋒”打頭陣，捆綁地主士紳，衝進他們家裏打砸搶抄，殺豬出谷，大吃大喝，胡作非為。眼見有利可圖，場面熱鬧，許多貧苦農民於是也開始跟著起鬨鬧事。就這樣，鬥爭地主士紳的聲勢越來越大，捲入的人也越來越多。正如有學者所分析的那樣， “在鄉村的共同體的傳統作用下，這種暴力的場面會造成一種你必須置身於其間，否則連命也不保的局面，這就是脅迫。於是參加的人就越來越多，被衝擊的人也就越來越多。”與此同時，農會的暴行也迫使鄉村中的地主士紳不得不起來反抗，以暴抗暴，以惡還惡。
以湖南農運為例，這場運動從1925年春天開始，到1927年五月達到高峰。中間才兩年時間，但不到一年就開始失控了。當時湖南全省農會會員人數號稱有200多萬，他們無所顧忌的揪斗槍殺鄉村中的地主士紳，不僅奪了鄉村基層自治組織的權，而且把各縣的政權機構也打掉了，發展到極端時，在長沙城裡也大開殺戒，從鄉村到縣城上演了一幕幕極度血腥、混亂和瘋狂的鬧劇。以至連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李立三給湖南農會寫信求情，讓他們不要把他父親打成土豪也不管用，沒幾天農會照樣還是砍了他父親的頭。
當年北伐軍的大部份軍官都是地主出身，或者與農村士紳有著千絲萬縷的血緣關係。農會打殺地主士紳及其家屬、親友，當然激起了他們的義憤：“老子在前方與軍閥打仗，出生入死，你們在後方殺我爹娘、親友，老子不幹了！”農會的胡作非為，終於激起了軍隊嘩變。
1927年5月21日晚上，許克祥團長與湘軍將領何鍵密謀後，率部隊千餘人，在長沙包圍了國民黨省黨部、省工會、省農會，一舉解除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隊的武裝，並逮捕中共黨員及有關人員，當晚打死30餘人。軍隊奉命即時打開牢門，釋放所有被關押的“土豪劣紳”。這些受盡折磨的地主士紳，對農會恨得咬牙切齒，回鄉後立即組織武裝，瘋狂報復。凡被他們抓獲的中共黨員、農會幹部，不是受到嚴刑拷打，就是被凌遲處死。只要是參加過農會的，他們不問青紅皂白，抓了便殺。據不完全統計，僅長沙及其近郊，就殺了萬餘人，包括中共幹部500餘人，其狀之慘烈可以說也毫不遜於之前農運的血腥。這就是當年中共掀起的“湖南農民運動”帶給農民立竿見影的“回報”和“好處”。
此後，中共所到之處，這種冤冤相報、循環仇殺的慘劇在鄉村中更是輪番上演著。
廣東農運大王彭湃曾厲聲疾呼：“把反動派和土豪劣紳殺得乾乾淨淨，讓他們的鮮血染紅海港，染紅每一個人的衣裳！”他傚法明末張獻忠發佈“七殺令”，下達每一個蘇維埃代表殺20個人的指標。海陸豐農民暴動後有一萬數千人被殺，甚至出現復仇者吃人肉、吃心肝的現象。燒殺之慘烈，令人心驚膽顫。
地主士紳報復起來，也絕不比農民文明。1930年，江西吉安地主武裝在國民黨軍隊的協助下，以燒殺搶掠的方式，向紅區挺進，抓到有“共匪”嫌疑者殺掉後，再“殺其全家，燒燬村莊，或縱橫燒燬幾里”。
1931年皖西被白軍佔領，地主還鄉後組織“清共”，抓到的“共匪”，凌遲處死，暴屍荒野者，舉目皆是。更有挖眼割鼻，斬斷四肢，開胸破肚，摳取心肝者。男性格殺勿論，婦女被輪姦後，或殺死，或賣到遠方妓院。
進入“土地革命”時期後，中共發動的農運又增添了一項新內容：分田分地。“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是毛澤東在“土地革命”時期寫的一首詞中的兩句。乍一看去，景象何等美好，農民分到田地，似乎幸福極了。但由於當時中共成立的所謂“蘇維埃”不是合法政府，根本沒有資格頒發“產權證書”，它分給蘇區農民土地的證明，是不具備產權資格一紙空文，根本不是“田契”。因此中共的“分田分地”留給農民的乃是吞不盡的“苦果”——人為製造了一大批不共戴天的仇敵。這不，1934年10月，“反圍剿”失敗後，中共和紅軍“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拋下無處可逃的可憐的蘇區人民來承受“人為製造階級鬥爭”的惡果。當地主士紳隨國民黨部隊殺回老家之後，手無寸鐵的蘇區人民除了引頸受戮、血流成河，還有甚麼別的辦法呢？
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是文明禮義之邦，受儒家傳統道德的教化與熏陶，在農村中，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地主士紳與農民之間雖有矛盾，但更有彼此依賴、和睦共處的一面，根本就不存在所謂你死我活的仇恨與鬥爭。但中共一手發動的農民運動，卻人為的製造和挑起了鄉村貧富階層之間的極端仇殺，使得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輪番交替，把昔日平靜自足的農村一下變成了刀光劍影血肉橫飛的人間地獄。在不斷上演的循環仇殺中，失去生命的不僅是成千上萬的地主士紳，人數更多的是大量無辜的農民。這就是中共帶給廣大中國農民的“革命果實”。
二、危難時期搶奪農民的錢財口糧養活自己
作為共產國際一手扶植的中國支部，從建黨到1927年，中共的生存全靠共產國際劃撥的經費維持，直到1927年所謂“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失敗後，這個經費來源才基本斷了。從那時起到“長征”，中共養活自己的經費基本上來源於一個字：“搶”。簡單說就是先搶有錢人主要是鄉村富戶的財富，不夠了再搶農民的財富，直至把所有人的財富全部搶光。
從城市敗退逃入鄉村後，既沒有了共產國際的撥款，又進不了城，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中共隨機應變，打起了鄉村財富的主意。
當時的鄉村主要有三大塊財富，一塊是鄉村富戶們正在享用的東西，包括吃的，穿的，用的。這一塊很容易發現，也不難拿到手。第二塊是鄉村中被藏匿起來的積蓄，富戶，貧戶都有。由於治安和災荒等原因，鄉村積蓄總是被農民用各種方式貯藏。這是第二塊。第三大塊，是鄉村當期收成及當期消耗的生產資料，如種子，肥，工具等等。第三塊是鄉村的再生產，它有農時和農技的要求。例如青苗雖然是財富，但未到成熟，你不能拿來當糧，它要有個時間，到收穫時才能算作有效的財富。中國傳統鄉村主要就是這三塊財富。其他類型的鄉村財富都是零星的，可以不計。
中共進入鄉村後，為了維持生存，首先把眼睛盯住了第一塊財富，用的是古往今來土匪的老辦法，就是拿槍頂住富戶的腰眼，直接搶走了事。按中共的政治術語就是所謂“打土豪”。所以井岡山時期，中共的部隊每到一處，都要“打土豪”，也就是搶富戶的財富。有歷史學家把井岡山時期中共的這種經費模式稱只為“井岡山方式”。
這種一陣風式的搶劫儘管有用，但所得財富畢竟有限，又無法拿到被村民小心藏起來的財產以維持“紅軍”大隊，只能維持土匪式的生存，而農村中的第二塊財富其規模則比第一塊要大的多。於是到了瑞金時期，中共為了擴展自己的財政基礎，在“打土豪”的基礎上，又漸漸的把目光轉到了這一塊財富上。有資料介紹，中共當年搶劫這部份財富的手段著實讓人咋舌，有專門的指導文件教下級們如何搶。由於這部份財產一般都有比較好的保護措施以應匪盜，埋藏很深，所以光把目光轉過來盯住還拿不到手，還得想辦法，一是如何知道這些財產藏在何處，二是如何拿到手裡。為此，中共甚至專門發明了一個很形象的詞，把搶劫這部份財富叫作“挖浮財”。一個“挖”字，可謂活靈活現。不過鄉村中的浮財也是不可能無限制的挖下去的，浮財既是存量，當然就是有限的，挖到後來存量自然越來越少。如果說起初中共還只是“挖”富人的浮財，那麼到後來中共則連中農和貧農的浮財也一併都挖了。也就是說，他們不但搶“土豪劣紳”的，也搶農民的。在一些歷史學家的筆下，瑞金時期中共的這種經費模式被稱之為 “瑞金方式”。
因為浮財已經挖到貧農那裏了，“蘇區”民間的全部歷史積蓄漸漸的都挖光了，這種“經費模式”延續到1934年初自然也就走到了頭，此時，不但農民不支持中共，而且中共的經費也快要斷了。在這種特殊的背景下，中共不得不決定“戰略轉移”。為此，他們分別於1934年6月2日決定徵糧24萬擔；7初又決定搞“借谷運動”，借谷60萬擔。這表明，在浮財被搶盡的情況下，中共又轉而打鄉村財富中的第三塊資源的主意了——直接從當期的收成中拿走更多的糧食，但卻美其名曰是甚麼“借谷”。當時的中共領導人盤算的很精明，從他們決定長征到出發，這段時間正好是兩季水稻收穫的時節。早、晚都不行，必須在6~9月這個時段裡，拿到兩期的穀子。早了，是青苗用不成，晚了，農民拿回家給先吃了。一定要在收割時拿，才拿得到手。所以，這個長征的時間就有這樣一個確定的緣由，同水稻的收穫季節有關。“借谷”到手之後，10月上旬，一支近九萬人的大隊就浩浩蕩蕩地出發了，共帶走了約100萬擔糧食。這些糧食大部份是農民的血汗和用來活命的，就這樣被白白的搶走了。喪失了這些活命糧，有些農家當然也就斷炊了，那可是個剛收穫的季節啊！
中共口口聲聲稱自己是甚麼農民的代表，所作所為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但事實上，為了自己的生存，到了緊要關頭，他們就是這樣冷酷無情的置農民的生死於不顧。由此不難看出，其實在中共的內心深處，真正看重的從來都只是他們的政黨利益，人民的死活根本就不曾真正放在過心上。所以1934年夏天，他們才會如此心狠手辣，把百姓活命的糧食都搶的精光。
提起這段歷史，一位歷史學者曾感歎說，“在1934年夏天，在一個沒有文獻記載，卻是可以想像的雞飛狗跳的場景下，鄉民們木然的看著那些眼睛近視的外鄉人，奔走呼號，糧食部長陳潭秋甚至鞋子都走掉了，赤著腳催運穀子。鄉民們怎麼想呢？為秋後的食物犯愁？為這些不期而至的外鄉人而大惑不解？在最後一隊紅軍渡過於都河南下後，鄉民們是如釋重負長吁一口氣？有沒有若有所失呢？等等，等等，這些都沒有記載，以後也沒有見到回憶資料。我們只能去想像，去猜測了。”“其實，在中共領導人的眼裡，農民們怎樣想並不重要了。說到底，他們怎樣想曾經重要過嗎？從來就沒有。”
三.、為了打勝仗毫不吝惜的犧牲成千上萬年輕戰士的生命
中共軍隊的兵源在農村，構成戰士主體的是成千上萬年輕的農民，可以肯定的說，沒有他們的流血犧牲，中共就不可能如願的從國民黨手中奪得江山。
自古以來，打仗都是要死人的，犧牲在戰場上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如果中共真如其所說是廣大農民的代表，是真心為農民兄弟謀利益的話，理當十分珍惜那些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的年輕戰士的生命，儘量避免和減少他們的犧牲，但事實恰恰相反。
正如一些專家所分析的那樣，相比之下，在對待犧牲的態度上，國共雙方統帥部的心態是不一樣的。國軍不敢犧牲，共軍則敢於犧牲，不是戰士們敢於犧牲，而是戰役指揮官敢於犧牲戰士，大規模的、成建制的犧牲戰士的生命，這就是中共軍事勝利的秘密。
抗戰結束後至1949年期間，國共決戰時期，國軍的戰略是救來救去，共軍是圍點打援，這就有個心態在裡頭。國軍是國民政府之軍，蔣介石不能夠隨意犧牲，它一旦被圍，就必須去救。而中共則不同，犧牲就犧牲了，為了所謂全局可以不去救。大到當時重慶談判的時候，劉少奇催促山東部隊進東北時，講即便丟掉了華東，只要有東北，也可以最終獲勝。劉鄧進軍大別山的時候，鄧小平說就是全犧牲了，別的地區解放軍也可以解放全中國。劉、鄧一氣衝殺，死傷大半，沒有任何兄弟部隊進行救援策應。
在孟良崮戰役中，中共俘獲一萬多人，其中有7000人整體在一條山溝裡被俘，是整建制，隊伍很整齊，軍械完整，就是沒有子彈了，他們靜靜的投降了。這個事實很重要，張靈甫在沒有了子彈的情況下，並沒有要求部隊全部投入最後的戰鬥，他只能要求自己犧牲。而中共則不同，他一定會要求最後一名戰士投入戰鬥的，不論你有槍沒有槍。淮海戰役時，圍殲杜聿明的時候，共軍要部隊跑步前進，吃飯也是跑動中吃，後來跑不動了，乾脆讓戰士把槍都丟掉，也往前跑。你看看，槍都丟掉了，也要跑到位置上去，去幹甚麼呢？那只能以血肉之軀相拼了。劉、鄧過黃氾區的時候，也是丟掉了大部份裝備。這個張靈甫做不到，那7000人整編製，換給粟裕，肯定是沒有槍也要向前衝，用手，用石塊，用身體，也要向前衝。但是張靈甫做不到。濟南戰役時，到關鍵時，殺紅了眼，白天也攻城，死傷慘重，照樣攻。王耀武抗日時，曾經打得日軍沒有辦法，結果守濟南卻輸了，關鍵也在這裡。宋時輪、許世友這些人，不斷的把部隊投入，壓上去，屍體填滿了河溝向前衝，王耀武就架不住了。中原野戰軍圍住黃維兵團時，對付火焰噴射器，也是拿部隊壓上去。鄧小平給毛澤東打電報，一天就拿下黃兵團，結果碰上火焰噴射器，仗打的不理想，一方面打電報講要十天拿下，另一方面就命令部隊一定壓上去，直到黃兵團沒有汽油了，火焰噴射器打不響了，部隊就衝上去了，那個死人很慘。有些回憶文章都提到這一點。但只是錯誤的認為是戰士勇於犧牲，沒有認識到那是將領們敢於犧牲戰士的生命。
這個軍事勝利的秘密，其實也不是甚麼秘密。國共兩邊的人都提到了。在朝鮮戰爭中，美國人也注意到了。還是那個宋時輪，當時率領九兵團入朝作戰，冬裝都來不及換，十二個師單衣單褲單鞋就進到朝鮮東海岸設伏，凍死凍傷好幾萬人，讓美國人嚇一大跳，所以就命之謂“人海戰術”。至於說戰士不怕死，那就根本沒有這回事，國共兩邊都有不怕死的士兵，那終歸是少數，多數都怕死。但怕死是一回事，戰役中注定要送死又是另一回事。中共將領在此問題上是從不含糊的，不論林彪、粟裕、彭德懷還是鄧小平，當年在這個關頭上，都是“英雄本色”呀。
在這種敢於無所顧忌的犧牲戰士生命的心態下，中共的戰略騰挪空間自然也就隨之放大了。本來，戰略上國軍的優勢占80%，共軍占20%，這種心態下國軍的優勢自然就減少了，大體上變成了55%對中共45%。在戰役進行時，共軍的犧牲，又把這個對比給倒過來了，共軍佔優。這就是戰場的決戰態勢。於是，最終敢於大膽無顧忌的投入年輕戰士生命的那一方，也就是中共勝出了。
事隔半個多世紀我們再來回顧當年的這場決戰，中共雖然靠“人海戰術”贏得了勝利，但這個勝利分明卻是建立在成千上萬戰士的屍骨上的，而這些戰士中的絕大多數恰恰都是來自鄉村的年輕農民。為了奪得自己朝思暮想的江山，如願的坐上龍庭，中共竟至於無所顧忌毫不吝惜的犧牲他們的生命，這樣的政黨能說是農民的代表嗎？！這樣的所做所為能說是在為農民兄弟謀利益嗎？
說穿了，在中共眼裡，農民的生命並不值錢，充其量不過是他們奪得江山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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