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7日訊】中共十六大第六次全體會議作出「建設和諧社會」決定，可以預料「和諧」兩字將在日後的媒體和官員口中有極高的「出勤率」。較之「三個代表」，將「建設和諧社會」定為新的大政方針當然是一可喜的進步。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能否和如何在實踐的層面將「和諧」安頓落實到「社會」之上，使之不至於成為又一個政府口惠而實不至的新畫餅？
何謂「和諧社會」？如果按普世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和諧社會」大致必須包括有：政黨輪替和票選政府的政體框架；分立制衡的權力構架；獨立自主的司法和媒體；受法律保護的私有財產和公平競爭；公民結社、言論及示威抗議的自由；良好的福利、醫療和教育等。這種自由主義價值觀所理解的「和諧」，不是整齊劃一沉悶死寂的「和諧」，而是各種聲音有序的組合互動，各派力量有效的協作制衡，是各黨各派公開地爭權奪利、各種宗教信仰互競高低、各類思想學術爭奇鬥艷、各路輿論媒體盡顯神通、國人可以在法律的保護下自由表達自己的意願這樣一種充滿良性互動活力的穩定秩序狀態。但可惜，這據說是人家不同國情下的另類文化，只適合高鼻子藍眼睛的人種，照搬到中國是不宜且有害的。本文不辯說這種價值觀指導下的制度安排正在我們的左鄰右舍近似的文化圈內運行得並不壞，只就按照我們的本土文化和國情來看看「和諧社會」又該有怎樣的內涵。
好在我們祖先發明的方塊字也是象形文字，僅僅從字面直觀，「和諧」社會大體之「形」就得以彰顯：「禾」和「口」為「和」，「言」和「皆」為「諧」，即人均有糧可吃，人皆有話可說謂之「和諧」。也就是說，中華文化觀照下的「和諧社會」主要由兩大部分組成：一，有足夠的食品物件以保障全民能夠安居樂業（民以食為天）；二，有文明的契約法規以保障人人可以暢所欲言（人是能思會想要說的高級動物）。我們當然不希望建設和諧社會只停留在「口」頭上，但「和諧」二字一入（吃）一出（說）卻都與嘴巴緊密相關，想想我們的方塊字也的確奇妙。
就此我們祖先明示的「和諧」內涵而言，通觀十六大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中的「建立保障經濟平穩的體制機制以及正確處理各種社會矛盾的有效機制，兼顧國家，集體與個人的利益；兼顧強勢和弱勢群體的利益以及先富起群體和後富群體的利益」等說辭，就只是表述了「和諧社會」中「禾」（利益分配）的一半，並未涉及「和諧社會」應有的題中之義「言」（言論自由）的另一半。顯而易見，構建「和諧社會」作為朝野新形成的共識固然可喜，共識如何能夠變為實在則未可樂觀。因為，中共從一開始準備建設的，似乎就只是一個遺失言論自由的殘缺「和諧社會」。
細看和分析「禾」（利益分配）和「言」（言論自由）的現狀和前景，人們的確很難鼓起「和諧社會」能在中共主導下兌現的信心。
先說「禾」。「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從鬆繩解套的改革開放以來，放開手腳的國人經近30年的辛苦「鋤禾」已創造出可觀的經濟物質成果，積累了近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餐盤做大了，盤中餐豐富了，但「盤中餐」誰享用？十幾頂「大蓋帽」和他們背後那些剝奪式的商賈吃下來，草帽下「鋤禾」者滿是厚繭的手又拿得盤中的幾粒? 腦體力當然都是勞動，但「大蓋帽」等贏家們的多吃通吃靠的是辛苦腦力或是絕對權力？
眾所周知，中國的貧富懸殊的嚴重不「和諧」並非市場經濟的必然，而是權貴們搶劫人民財產的結果。是官商聯手的強勢利益集團享有「搶來本錢做生意」和「化公為私」把公有財產竊入腰包的高度「自由」，及其以改革之名圈錢卻只承受極低的風險（國土資源部2003年的統計透露，一千多個土地案件只有一個人被判罪）所致。這種冰凍三尺的嚴重不「和諧」有著深層的制度原由，絕非「帝師」們取消農業稅、增加對農民的補貼和「協調」一下「不同利益團體的關係」的點子所能化解得了。依照「決議」的算盤，「不同利益團體的關係」是由我黨來「協調」的，而我黨的大片高官恰正是「為富不仁」商賈們的靠山。如此的「協調」無異於讓盜賊當守夜人的監守自盜，又如何能讓「全體人民和諧相處」「共同分享改革成果」？
以已造成 嚴重教育危機的中國教育產業化為例，新權貴高官們以教育改革為名將私校的肥水「納入」「掛靠」在大學之下，再將公校的空地以支持私校發展為由幾十年不收費劃給私校創辦者，私校創辦者當然得把從學生身上搾到的「油」拿來與權貴高官分紅。在冠冕堂皇「理直氣壯」中完成的陳倉暗渡，不僅立刻導致真正私校性質的「南洋集團」倒閉，還引發南昌贛江職業技術學院及南昌服裝大學為主數萬私立大學學生不滿騷亂的嚴重不「和諧」。
很難叫人相信，在菜市撿爛菜、為親人無錢看病子女交不了學費而揪心揪肺的「手」能誠心誠意與那些點石成金、拿公產如拿私物的「手」相握「和諧」。飯飽酒足、「留一保二爭三四奶」的強勢利益通吃者憑著不對等的絕對權力優勢，再憑著保護這種「不對等」的強大國家暴力，對著失語和沒有代言團體和媒體的弱勢者說：「我們就好好地和諧吧」。這滑稽的情景使我想起唐弢寫於1960年代的雜文中談到潘金蓮與武大的不和諧的一段話——我們總不能說：潘金蓮同志，為了社稷的安定，你就忍一忍吧（大意）。
腐敗任何國家都有，結構性腐敗卻是黨國體制之特產。從陳希同到陳良宇，除了不斷的製造新的期盼效應以拖延執政合法性危機爆發外，只能讓人們看清黨國體制固有的週期性痙攣。不幸的是，執政高層及其「帝師」們在「建設和諧社會」的通盤籌劃和構想中仍感覺良好地將反腐的「路徑依賴」寄托於「紀檢」「雙規」這早已證明失靈的老套設置上。
再來說「言」。
應該說，今天國家的市場經濟雖未盡完善卻已有長足進展，只要動真格在反貪和公正上出利劍，「禾」這分配不公不義的一「碗水」還是可望略為端平的。於是，若真心要「構建和諧社會」，重頭戲就勢必落在「言」這必不可少的「基礎設施」一邊。
實事求是來看，近三十年來，國人的言路也已有所拓寬。但一條紅色底線橫在那裡——僅限於「單子化」的自話自說（時不時連這種自話自說都慘遭國安踐踏）。雖屢遭討伐，我黨「久經考驗」的中宣部淫威依然，牢牢控制著大小媒體和網烙不動搖。先前軍醫蔣彥永因道出一、二句真話而成為網絡民意造就的民間英雄，近日學者丁東出版何家棟文集的自由被闖入家中的北京國安野蠻剝奪引起海內外的輿論嘩然，已足見今日吾國言論限制的嚴酷、言論自由的稀缺和文字獄的堅固。
民之口如川，是擋不住的「抽刀斷水水更流」。沒有言論自由，以民為本就成為空話，「構建和諧社會」更無從談起。壓制思想及言論自由只能帶來謊言欺騙和社會的墮落，故近代梁啟超、陳獨秀、胡適等先賢都把言論思想自由看成是文明時代的第一重要條件。「由於缺乏言論自由，許多問題不能及時發現，發現了不能充分表達，表達後不能充分討論，討論後不能傳播形成解決問題的共識，各種問題日積月累得不到及時解決，這是我國重大災害事故不斷的深層次原因。」（參閱司馬函：《扼殺言論自由無異於向人民投放神經毒氣》）善哉斯言，只有讓人和媒體能言，敢言，才能有效阻遏腐敗的滋長；只有讓不同黨派獨立自主媒體，執政黨的權力才能得到有效的監督。不幸的是，眼前的特殊利益集團既是利益的包攬者又是信息話語的壟斷者。從1980年代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到今天的「網絡博客實名制」，這些強勢者們仍在挖空心思頻出新招來限制言論自由，繼續壟斷獨佔信息話語並對民眾進行精神奴役。何家棟老先生一生為黨的出版事業長期奮鬥，到頭來連自己送親友留念用的文集都不能出版。革命吃「言」，構建配套有言論自由「基礎設施」的真正「和諧社會」之艱難由此可知。
剛讀到《人民日報》發出「全面」闡述「和諧社會」的宏文，該文雖也承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是「和諧社會」的總體要求，卻硬給「構建和諧社會」套上「必須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的緊套。（參閱劉鶴：《構建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和基本原則》，2006-11-5 ）。對於宏文和決議都在「和諧社會」之前冠以「社會主義」定語，我只想引述何家棟致李慎之信（1999.9.11）所說：「社會主義如不和自由主義結合，絕對沒有前途，也不可能長治久安。」
其實，撇開宏大敘事，中共只要能從政治體制改革入手在制度源頭解決「禾」（利益分配不公不義）的問題和放棄行政控制言論的傳統手段取消中宣部來開「言」（言論自由）禁，就已經對子孫後代功德無量。
我個人傾向於相信此次胡溫要「構建和諧社會」的決心與誠意，但遺憾的是，我老想到《甲申三百年祭》的一句話：「他（李自成）彷彿是很想有為，然而他的辦法始終是沿走著錯誤的路徑。」中共立黨80年來，給中國國民開出太多空頭支票。這一回，中共能否將剛畫出的漂亮餡餅兌現成香噴的實在，從而刷新自己不堪回首的歷史記錄？我們拭目以待。
2006-11-7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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