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Kofi Annan)、法國總統希拉克(Jacques Chirac)、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和義大利總理羅馬諾•普羅迪(Romano Prodi)有許多共同之處。其一，他們都是世界政壇要人；另一個共同之處，便是他們都曾到國外留學。如今，旅行成本已大大降低，國際開放程度也顯著提高，這兩個因素推動了海外留學。學生、大學、相關國家乃至更廣泛的國際社會，都得益於這種潮流。然而，這些好處，以及留學政策的潛在效果，絕非唾手可得。

在接受教訓後，美國政府已開始修正前幾年犯下的錯誤。美國大學的海外學生註冊人數在經歷連續兩年下降（20世紀70年代以來首次出現）之後，現已趨穩。外界普遍將留美學生人數下降的原因，歸咎於美國在2001年9月遭受恐怖主義襲擊後提升了安全警戒級別，加強了對學生簽證的限制。

布希政府不久就意識到，海外學生紛紛避開美國，轉而青睞英國、歐洲大陸和澳大利亞。目前，美國正傾注大量資源，改善其簽證申請流程。這樣做的動機很明顯：全球高等教育市場不僅規模龐大，而且增長迅速。2003年，全球留學生入學人數超過200萬人，比2000年增加了31%，其中，來自中國和印度等地的留學生人數增長最快。

留學生帶來了許多實實在在的好處。吸引來留學生的大學通過錄取這些學生，獲得了直接的經濟收益。從間接角度看，研究生層面的國際合作，必然伴隨著創意的交流，有助於增加研究成果。

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海外求學經驗有望成為巨大的“仁義力量”。不同國籍的人相互交流，有助於本國和外國學生瞭解彼此的國家，使更廣泛的社會從中獲益。許多支援留學的國際機構都認識到了這一點，例如，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就發起了伊拉斯姆斯(Erasmus)大型計畫。

然而，在去哪兒上大學的問題上，學生們正面臨著日益艱難的抉擇。申請者如今要在不同大學的教學實力、研究聲望以及獲得簽證的難度之間進行權衡。過多的官僚程式、漫長的等待、高昂的成本，以及沒有機會獲取工作經驗等問題，很難讓學生們感覺自己受到歡迎。

既然留學帶來的好處如此巨大，那麼，公共政策應當鼓勵留學。安全與開放並不是對立的。美國的例子表明，只要提供適當的資源，這兩個目標可以同時達成。但各國需要提供這些資源。下一代世界領導人的誕生成長，可能正取決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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