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0日訊】“中國不必到韓國來學習‘新村運動’。”與韓國新村運動中央會會長李壽成滿臉的笑容相反，這句開場白簡直就像是迎面的一盆冷水，讓專門請李壽成談新村運動經驗的記者有些茫然。（《韓國前總理：中國不必到韓國學習“新村運動”》，《人民日報》，2006年11月6日）

李壽成真是一片赤心可鑒，他的坦誠和友好讓人動容。李壽成的開場白是一盆冷水，善意的提醒讓人警醒。但是，李壽成的話能否引起中國的官員們反思呢？近年來，出國考察似乎已經形成了氣候，不少官員把出國當成了一種身分的象徵，一種隱形的福利待遇，一種炫耀的資本。事實上，很多出國考察根本就是公款旅遊的遮羞布。動輒幾萬元的出國“考察費”不僅學不到什麼，還浪費了納稅人的血汗錢，敗壞了官場風氣，影響到中國官員的形象，與和諧社會、反腐倡廉的宗旨也格格不入。“出國考察熱”確實該降降溫了。據報導，政府準備為這次大規模的赴韓考察活動付出數億元投入，這樣就滋生出一場“合法”的公款旅遊之風。

我們不否認在那些到韓國學習的中國官員中，有的人確實是抱著真心學習的態度，但是還有多少官員純粹就是借助學習之名而行旅遊觀光之實的呢？由於資訊的不對稱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憑經驗感受我們有充足的理由予以懷疑。據報導，南斯拉夫的奶牛竟然能夠“認識”中國人，真夠滑稽的。為什麼呢？還不是因為中國官員所謂的出國“考察”太多以致連外國的奶牛都“認識”中國人了嗎？這考察究竟有沒有效果卻不得而知。同樣的道理，一說到韓國學習“新村運動”，許多官員就蜂擁而至，但效果到底如何呢？這可以從東北某省會城市市郊某村黨支部書記老徐赴韓國考察學習“新村運動”的感受中得到驗證：“不去不知道，去了嚇一跳，花了上百萬，啥也沒學著。”老徐還說：“市里組織去韓國考察，其實是讓我們這些‘土老冒’見見世面，觀光旅遊一番，去了六天確實大開眼界。”假借出國學習、考察之名行公款消費之實不是很明顯的了嗎？所以，這次轟轟烈烈的赴韓國考察“新村運動”活動很大程度上不過又是一場政治作秀運動而已，無怪乎遭來輿論普遍的質疑甚至批評。也許只有象中國這樣的國家才能運動出如此耗費民脂民膏的形象工程來。這從根本上說，是因為中國的財政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公共財政，而是少數操權柄的官員的“私人銀行”，存在著一個巨大的“黑洞”，這裏根本就沒有民意代表的監督和審計機關的監控。近年來國家審計署每年都能揭露出一批涉及財政問題的部委，許多地方形式主義愈演愈烈，不少官員追求虛榮，政府財政私人化，根源就在於此。

學習韓國“新村建設”到底要學習什麼，那些“肉食者”似乎並不在意，輿論認為官員們不會從韓國“新村建設”中學到什麼東西的。但是韓國的“新村運動”的成功實踐能給我們反思中國的“三農”問題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目標帶來許多有益的啟示。上世紀70年代初韓國啟動新村運動時，韓國農村的條件非常惡劣，通電的村子不到2%，有自來水的還不足15%，80%的農舍還是茅草屋；人均年收入才幾十美元；政府財政也沒有什麼餘力。但是持續30多年的新村運動，有力地促進了韓國農村的現代化。目前，韓國農民人均年收入已達約一萬美元，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65%，下降到7%。韓國“新村運動”所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據《人民日報》報導，下同）

與現在的中國是完全不同的是，韓國早已實現了城市化和工業化，丟掉了農業國家的帽子，而中國還在背負著沉重的“三農”包袱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匍匐前行。這不得不發人深思。

這次來華宣講“新村運動”經驗的韓國前總理李壽成指出，韓國的“新村運動”之所以能夠取得巨大成功，最重要的是領導人的發展觀念和全社會的支持，他認為有這兩條，相信中國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目標一定能實現。為何韓國能夠做到並且成功了，而我們就很難做到呢？

李壽成認為，政府對農村教育方面的支援，是最為主要的，也是新村運動最成功的一點。具體來說，就是通過加強教育，培養農民樹立“做就成”的信念，激發自力更生精神，推動新品種、新技術的應用和新產業的開拓，推動農業人口的轉移，實現農村的進步。比如，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大學在招生時都必須保證錄取一定比例的來自農村的考生，不僅全部免費，政府還提供獎學金。對這一政策的作用，李壽成是這樣說的，它激發農村青年學習提高的欲望，鼓勵農村向城市看齊，這是一種強大的動力。除此而外，農村還進行了各種各樣教育。對基層新村運動指導者的培訓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培訓由新村運動中央會和分佈在16個市、道和236個市、郡的分支機搆具體實施，中央會還設有研修院。來自一線的指導者，通過系統培訓，責任心、犧牲精神和實際能力都明顯增強。他們的具體指導，保證了新村運動的健康推進。而在農村，持久、廣泛開展的法制、公德、忠孝倫理以及環境等方面的社會性教育，則促進了農民素質的全面提升。這都是韓國“新村建設運動”的寶貴經驗。中國可以學得到嗎？可以做得到嗎？與韓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獨有的城鄉二元結構使城鄉長期處於分割對立的格局之中，農民的國民待遇和平等的公民權利遙遙無期，農民持續遭受體制性歧視和排斥，何談對農民的尊重？韓國的農民具有很強大的政治影響力，而中國的農民呢？

韓國“新村建設運動”的根本立足點，就是著眼于調動農民嚮往、追求新生活的積極性，鼓勵他們在國家少量支援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助、合作，發展生產，擺脫貧困。這和20多年前中國安徽率先搞起的家庭聯產承包土地革命是不謀而合的。李壽成指出新村運動有基本精神：勤勉、自助、協同，協同就是合作的意思。這些精神不僅在農村結出碩果，而且得到越來越多國民的認同，走進城市、企業，成為全體國民的寶貴精神財富。這也正是韓國“新村運動”的精髓，而這是某些鼠目寸光的中國官員們出去“考察”一番就可以領悟得到的嗎？至多是學一點皮毛而已，但不能融匯其精神，為追求視覺效果而熱衷搞政績工程，豈不是囫圇吞棗、邯鄲學步嗎？

（2006年11月9日）

──轉自《民主論壇》(//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