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3日訊】三十多年前，我十六、七歲，是一個在東北農村「插隊」的知識青年。有一次趕馬車去公社拉救濟糧，在糧管所看到裝訂著《參考消息》的報夾，便抓在手裡如饑似渴地讀起來。《參考消息》是那年代唯一登載「海外消息」的報紙，雖然只是為了利用外國人的嘴，終究和「兩報一刊」的陳詞濫調不全一樣。其中有一篇外國記者採訪達賴的報道，我忘記了具體內容，但一直讓我記住一個形象——年輕瘦削的達賴在流亡地孤獨地隱居，用結結巴巴的英語對來訪者激動地譴責中國。那是我第一次對達賴喇嘛有稍許具體的印象，以往即使聽聞過達賴，也只是宣傳中黑暗西藏的代名詞。之所以我能對那篇報道留下印象，不是因為「西藏問題」之類的大概念，完全是因為一件小事——當我正在看那篇報道時，糧管所管開票的職工過來收走了我手裡的報紙，得意地告誡，那是「內部讀物」，只有「夠級」才允許看。

無論是我還是他，當時都不會想到，那個腰扎麻繩、手拿鞭子、為不「夠級」而羞惱的我，有一天會和《參考消息》裡的達賴喇嘛擁抱在一起。

2000年10月，我去波士頓參加一個由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主辦的中國各族群人士聚會（大概是為了便於找錢，起了一個比較誇張的名頭——「中國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到會的有漢藏蒙維台港澳等各方人士。其中除了漢人，就屬藏人代表最多。大陸藏人一個沒有，來的都是流亡藏人。達賴喇嘛親自給會議寫了賀信。達蘭薩拉也派出了以西藏流亡政府一位外交部副部長為首的代表團，還有流亡政府在美國的部分工作人員，加在一起，大概有七八個藏人。從陣勢上看得出他們對這個會議相當重視。不過他們肯定不會指望從這種民間會議上獲得什麼具體的政治結果，目的應該只是瞭解情況，摸索從民間打開局面的途徑。

在我的印象中，那次活動表現最好的是藏人，理性、節制、認真、禮貌，在所有與會代表中顯得非常突出。這無疑與他們是政府代表團有關。他們的言談嚴格遵照達賴喇嘛在各種場合表達過的精神和原則，從不逾越一分，開會時安靜地坐在一起，開party時則會自覺地分散到人群中，溫和但是明確地宣傳他們的觀點。觀察他們，常使我暗中讚歎。

藏人代表中有一位名叫BQ的「非官方人士」，他過去在印度當過記者，現在是「國際援助西藏組織」的負責人之一。那本是一個以美國人為主的民間組織，因此我始終不太清楚BQ的角色，他在為美國的民間組織工作的同時，對流亡西藏的事情也介入很多。另一個沒有官方身份的是哈佛大學博士生ZX，一位很有學問的藏族姑娘，生在加拿大。她來參加會議是出於個人興趣。ZX的漢語發音相當標準，我開始把她當成很會說漢語的人，結果多說幾句就露餡了，才知道她學漢語沒有多久，不過由此看得出她學習語言的能力。大陸的藏族作家扎西達娃到波士頓訪問時，她就是用剛學不久的漢語和他交流，因為扎西達娃不會說藏語。這種奇特現象——藏人學者和作家只能用佔領者的語言談話，也是讓她在學術之外對西藏政治問題感興趣的原因之一。

我剛到會的時候，會議工作人員就告訴我藏人代表中有人打聽我是否會來，有沒有到。開會第一天，BQ在休息時來找我。我的英語很糟，無法和他多談。我猜大概是因為他們知道我寫過有關西藏問題的書和文章，因此有興趣和我接觸。後來我知道我寫的《天葬：西藏的命運》一書，已經被自由亞洲電台譯成藏語連續廣播。我在國內雜誌發表的文章——《西藏：中國二十一世紀的軟肋》，也被譯成藏文和英文，不少海外藏人都看過。

開會那幾天我經常和藏人在一起。他們全都出生在海外，而且從來沒有回過西藏，但是他們彼此說藏話，看的是藏文，胸前腕上戴著藏族宗教物品，汽車音響放的是藏族音樂。對比他們，想起我那居住西雅圖的侄子，七八歲離開中國，現在既不認識漢文，漢話也越剩越少，並且完全不再想當中國人，就不能不感慨西藏文化在海外的傳承，需要有多大的凝聚力才能實現到如此程度。即使西藏問題的政治解決至今不見蹤影，西藏文化在境外的這種完整的保留已經足以成為驕人成就。眼見的這些使我對達賴喇嘛的佩服不斷增加。

一天BQ向我提出一個邀請，希望我能去一趟華盛頓，與達賴喇嘛的特別代表——LD先生見個面。BQ說如果不是LD先生實在太忙，他會來波士頓見我，但是他馬上要出國訪問，只有麻煩我跑一趟，全部費用由他們出。

對新鮮事我不會不答應。BQ說有一個非常好的藏漢語翻譯將在華盛頓接待我。正巧，那翻譯就是ZX的男朋友。他的名字叫WA，是美國一家大媒體的藏語編輯。我第一次在電話裡和他交談，感覺就像和漢人在說話。他將在週末到波士頓看ZX，週一和我一塊飛華盛頓。他建議我就住在他家，一是省錢（可以看出流亡西藏經常要考慮節約的問題）；二是他和我見面方便，好安排；三是他家就在華盛頓中心，離眾多博物館特別近。

WA四十出頭，在拉薩長大，從中央民族學院畢業後留在北京做研究工作，據說當年可以用漢語寫小說，可想他的漢文功底。他八十年代後期到印度，便決心留在海外，為達賴喇嘛做事。當時達賴喇嘛鼓勵他到美國讀書，至今已在美國生活十多年，剛加入美國籍，不過仍然參與流亡西藏的工作。由於他平日工作離不開和政治術語打交道，又能準確把握中國方面的情況和思維方法，因此像他這樣水平的藏漢語翻譯（尤其是政治領域的），在流亡藏人中屈指可數。

華盛頓的秋天佈滿五顏六色的樹葉。WA開車帶我去LD家。那是座落在郊區的一棟小樓，據說不少流亡藏人都住在附近。雖然是西式住宅，但LD家裡像所有藏人的住房一樣，佛像、經幡、唐卡、酥油燈和經書一樣不少。LD五十多歲，原來是康區新龍縣的一個活佛，1959年流亡到印度，曾經做過西藏流亡政府的噶倫，現在常住美國，除了擔任達賴喇嘛的特別代表，還專門負責與中國政府的對話，是流亡藏人在美國的最重要人物。

BQ原來跟我說見面只是隨意聊，不過可想而知他們主要是想聽我講。一道茶喝完，寒暄結束，LD便表示想聽我對解決西藏問題的想法。

我對他談的主要內容是，流亡西藏在海外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在爭取國際輿論、與國際社會各方面力量打交道、公關活動、獲取西方國家支持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西藏問題已經國際化，西方公眾對流亡西藏幾乎是一面倒的態度，西方各國政府儘管表面不能公開表示支持流亡西藏，也往往是說歸說，做歸做，實際上都暗自同情流亡西藏。然而，最終解決西藏問題，根本上只能取決於中國，而不是其他國家的政府和人民。國際社會施加再多的壓力，也不能直接解決西藏問題，其意義只在於期待能夠作用於中國，促使中國政府做出反應和讓步，才可以變成對西藏問題的具體解決。因此，衡量對西藏問題的解決，標準不應該在於對國際社會取得多少成功，而是在於對中國取得了多少進展。

如果以這一標準衡量流亡西藏所做的工作，就不能被認為是成功的。因為國際社會的壓力對中國政府沒有起到明顯作用，有時還會有反作用。中國是一個大國，不會因為國際社會施加壓力，就使她感覺難以承受。「六•四」後那麼多國家的制裁，也沒能把她怎麼樣。相反，在今天這個唯利是圖的經濟時代，世界各國在很多方面有求於中國，尤其是中國巨大的市場潛力，哪個國家都捨不得放棄。面對可能影響到自己國家的經濟發展、產品出口和勞動力就業等實際利益，各國會不會出於對西藏的道義支持寧願與中國政府鬧翻呢？無疑難以指望。中國政府明白這一點，因此它不在乎國際社會的壓力。

當然，我並非說對不成功的責任在流亡西藏，中國政府不開放接觸之門是主要問題。不能接觸，流亡西藏就無從做起。再者，我也不是說流亡西藏在國際社會的成功沒有意義，因為沒有國際壓力，北京更不會認為有變化的需要。然而僅僅做到這些還不夠。所謂做中國方面的工作，不能看成是單一的，不能認為只是和中南海裡的決策者進行溝通，影響和說服他們。那固然也重要，但不應該寄予太多希望，因為讓中南海發生變化並不容易，多年事實已經證明這一點。需要把眼界擴展開，看到所謂中國不僅僅只有中南海那幾個人。中國有十三億人，有不同社會階層和眾多的社會群體，不應該把他們簡單地、籠統地當作一個概念來對待。事實上，中國社會內部矛盾重重，很多問題上民眾都與當權者對立，然而在西藏問題上，大多數漢人都沒有異議地接受當局宣傳，和政府站在一邊。這種現象至少可以說明一點——流亡西藏以往所做的工作沒有注意把中國普通民眾與執政集團分化開。如果對中國進行整體性的控訴，從民族角度表達藏人痛苦，並且要求西方社會在人權高於主權的立場上對中國進行干預等，雖然有助於流亡西藏在國際社會取得成功，同時也起到了促使漢人在西藏問題上與政府結為一體的作用。

即使最終解決西藏問題是要通過中國政府，也不能只把眼光盯住當前的政府，因為政府是變的，會有更迭，未來中國甚至可能出現完全不同的政府。考慮到那樣的前景，就不應只是對當前的掌權者下功夫，而需要把工作對像擴大到中國整個精英階層。因為未來中國無論怎麼變化，政權發生怎樣更迭，掌握政權的人都將出自精英階層——除了正在當權的人，也包括潛在的可能當權者。尤其中國發生政治變革之後（遲早），那時的當權者會在很多事情上採取新做法，進行新選擇。而他們對西藏問題所採取的態度，相當程度上將取決於他們今天所受的影響。如果他們在西藏問題上仍然和今日北京想法一致，西藏問題到那時仍將無法解決。哪怕是中國社會其他方面已經民主化，新的執政者對西藏照樣可以採取專制態度，就像俄羅斯對車臣、塞爾維亞對科索沃一樣。

對精英階層做工作，不是只針對其中的一種人。未來的中國政府會由什麼人組成，無法用押寶方式決定。精英是個龐雜群體，既有共產黨體制內的人，也有反體制的異議人士，有獨立的知識分子，也有立場鮮明的政治人物，如何把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對像做工作，取決於中庸之道的藝術，需要從政治宣傳、意識形態較量或民族鬥爭的漩渦中超脫出來，放棄情緒化的譴責和僅僅對一己主張的堅持，以理解和寬容態度主動尋找實現多贏的途徑。

我這樣說，當然不是只要求藏人如此，卻不同樣要求漢人。我承認藏人作為受害者，更有理由要求漢人率先從藏人的角度考慮問題，率先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自己是願意按照這種原則做的。但我之所以如此提議，是因為流亡藏人有自己的政府，因此可以有更多理性和自覺性，可以通過政府的整合形成共識與統一行動。目前漢人的政府是西藏問題的製造者，肯定不會主動推動漢人去理解藏人，因此才有把漢人與其政權分化開的必要性。而只要是把漢人與政權分化開，流亡西藏面對的就不是有組織的漢人，而是千千萬萬分散的漢人。對那種分散的、並在西藏問題上長期受誤導的漢人，要求他們自覺地率先懺悔漢民族所為、主動地理解藏人是不現實的。反之，如果有組織的藏人能夠率先變化，主動理解漢人心態，採取相應方式影響他們，由此換得漢人對西藏問題的正視和理解，才會有更大的可能。

那天的話題主要集中在這個方面。LD聽得很認真，雖然話不多，但讓我感到很有交流。他是個善於傾聽並善於對批評進行鼓勵的人。過兩天他要去東歐，陪同達賴喇嘛在那邊訪問，他說那時要把我的話轉述給達賴喇嘛，同時他希望我能抽空想一想，給他們一些意見，尤其就我談的幾個方面，對以後能夠具體做些什麼提點建議。

2001年寫於拉薩 2006年整理於北京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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