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9日訊】10月17日早上5點半，我還在睡夢之中，有人按響了我家的門鈴。我和妻子剛穿好衣服，就闖進來十五六個人，有的穿警服，有的穿便衣。其中一個穿警服的讓我出示身份證。我要求他出示工作證。他拿出國家安全部統一發放的證件。接著向我宣讀北京市國安局的傳喚令和搜查令，宣稱我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罪」，要對我實行 12小時傳喚，並且要搜查我家。我要求當著我面搜查，以免他們抄去完全不相干的物品。經過一番爭執，他們說，有我妻子在場，所以一定要我先走。

　　兩名警員把我夾在一輛黑色轎車後座中間，行駛一個多小時，進入北京郊區的一處機關審訊室，由一女二男兩名警員審問、記錄。他們除了問我個人的基本情況之外，整整一個白天，主要是圍繞有關編印《何家棟文集》的事對我反覆審問。所謂「涉嫌危害國家安全」，也就是這件事了。我當場表示，此事與「危害國家安全罪」根本不沾邊。憲法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行政法規也沒有一條禁止公民自費印製自己的文章贈送親友。你們動用警力，使得何家棟沒能在生前看到自己的文集，我感到莫大悲哀！而且你們有罪推定，抄我的家，侵犯了公民的憲法權利。

　　何家棟先生是在前一天中午與世長辭的。聽他的女兒說，上午他神志清醒的時候，還在期待著看到原定上午就要送到的文集。然而，人們不知道的是，警方此前己經對印刷廠動手了！

　　我認識何家棟先生已經十年了。他是我最敬重的長者之一。他十五歲投身抗日，青年時代為革命出生入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他好日子沒過幾天，從1952年五反運動就被開除黨籍，前一個冤案剛剛甄別，第二個冤案接踵而至，夫妻雙雙打成右派，前後挨整將近三十年。右派改正以後，曾擔任工人出版社副社長、《經濟學週報》總編輯、《戰略與管理》顧問，《改造與建設》網站法人代表。越到晚年，他的思想越活躍，視野越開闊，從歷史到未來，從中國到世界，從政治經濟到思想文化，無不在他的思考和關注之中。他不但對國內國外各種流行思潮，一一進行獨立的梳理和批判，同時對中國的前途和人類的命運，提出了大量富於建設性的創見。他的文章明快簡潔，深沉而有幾分幽默，別具一種智慧的魅力。在一些熟悉他的中青年朋友心目裡，他和李慎之是具有同樣份量的思想領軍人物。

　　李慎之去世以後，家人在香港出版了三卷文集。而何家棟則無書可傳。其實，他晚年的文章數量比李慎之還多，我讀過其中一些，不但感受到巨大道義力量，同時感受到深刻的思想啟迪。將來人們研究世紀之交的中國思想史，何家棟肯定是繞不過去的。朋友徐曉研究當代書信，記得她曾問我有什麼精彩的書信可以推薦。我說，你知道顧准和陳敏之的通信的歷史份量。當今活著的人書信，我只見過何家棟寫給朋友的幾封信，有顧准之風。當然，讀過這些文字的人很少。

　　許多認識何家棟的人，往往只知道他是一位資深出版家，不瞭解他還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何先生在1950年代初，就一手創辦了中國工人出版社。經他之手，不知使多少作者從默默無聞到名滿天下。但他自己卻沒有出版過一本個人的專著。勉強說有，只有前幾年南方日報出版社出版的李慎之、何家棟文章合集《中國的道路》，算是有他的一半。晚年的何先生並不是不想出書。2000年以來，他多次和我談過出書的願望，也給過我《無妄齋隨筆》的打印稿，讓我聯繫出版。我甚至和一些出版社的編輯朋友說過這樣的話，一個編輯一生職業成就的標誌，就看他能不能至少出版一種傳世之作。何家棟先生的文集，就是傳世之作。這些編輯朋友不是不知道這個道理，也有人嘗試為之努力，但都沒有成功。

　　直到今年6月初，我突然得知，醫院已經診斷何先生是肺癌晚期。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何家棟晚年的思想、著作和言論，是中國思想史上的寶貴財富，如果他不能在生前將自己的著作編成文集，將給中國思想史和學術史留下永遠的遺憾。歷史是我的專業，當代思想史是我關注的重點，盡量減少歷史的遺憾，是一個學者責無旁貸的使命。

－－第163期華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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