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日訊】據日本媒體8月25日報道，作為特殊宗教法人的靖國神社當局，近日將對其屬下的備受爭議的戰爭博物館「游就館」裡的部分「可能引起誤解」的陳列內容及其解說詞做相應的修改、調整。但此次「手術」的對象僅限於譴責「美國蓄意迫使日本捲入二戰」，日本被「逼上梁山」的部分，不會涉及日本入侵中國及與東南亞相關的部分。這是戰後靖國神社首次被動調整展示內容，一方面，說明圍繞靖國參拜問題，外界的壓力已今非昔比；另一方面，說明神社當局對外界的反應已變得越來越敏感。
事實上，此次內容調整，也是基於美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喬治•威爾（George F. Will）的質疑和批評，在日本前駐泰國大使、以反中親美著稱的保守派評論家岡崎久彥的動議下，匆匆採取的權宜性應對，旨在規避來自美國的更大批評聲浪及可能出現的干預。
就是說，連這一小步艱難的「改革」（如果說此次內容調整能稱得上是「改革」的話），也是做給美國看的，而來自中、韓的持續5年之久的巨大政治、外交壓力，卻難以挪動「游就館」的一塊展板。雖說如此，但很難說中、韓因素對靖國問題的解決沒有發生作用，只是礙於日本亞洲外交的功能退化及靖國問題本身的日益「死結化」（Dead Lock），這一層機能的發揮沒那麼表面化、直接化，而是隔了一個中間層，間接地發揮著自身的能量，影響著問題解決的方向。這個「中間層」的名字，叫「美國」。
8月29日，日本外務省公佈了一項由該機構在美國一年一度實施的、名為「在美對日輿論調查」的民調結果，顯示出美國主流社會對中日兩國重要性的評估大致趨同：認為美在亞洲地區最重要的夥伴為日本者，專業人士（指服務於政府、議會、宗教界和傳媒界的相關人士）占57%（去年為48%），一般國民（年齡在18歲以上，不分職業、性別）占45%（去年為48%）；而認為是中國者，專業人士占43%（去年為38%），一般國民占33%（去年為26%）。
動態地看，日本有所下降，而中國則快速上升。
這種情勢的變化在多大程度上對靖國問題的解決發生著影響，還很難評估。但對美國而言，東北亞的穩定，離不開良好的中日、韓日關係，但因靖國問題的糾葛而使二者受損，不僅無益於日本的國家利益，對日美同盟也將構成了損害。所謂美、日、中戰略三角，儘管不可能是理想的等邊三角關係，但當其中的一邊急劇退化，難以維繫最起碼的雙邊關係，快要「短路」了的時候，就會導致戰略三角本身的失衡。美國當然不樂見這種狀況的出現。於是，打破沉默，開始發言。在美國對日本的發言變「密」的同時，發言者呈現不同的身份，明顯溢出了初期學界、傳媒的邊界，開始向政界、外交界滲透。
美國從純粹的旁觀姿態轉為相當程度的介入，經歷了一個過程，而主導不同階段進程的，則是對其全球及東北亞、東南亞的地緣利益的判斷、考量。
一 美緣何保持沉默
「在今天的世界，拿靖國參拜說事的只有中、韓兩國，布什總統從來沒有批評過我的參拜。」這是日相小泉在首相任內6次參拜靖國神社的最「強有力」的借口；對於那種因其靖國參拜，不僅對中、韓關係受損，對美關係也將陷於困難境地的批評，即將接替小泉出任日自民黨總裁和首相的安倍晉三如此反詰道：「美國並不擔心日中關係。」彷彿兩個孩子打架，出手的一方說我爸爸是支持我的，於是似乎就有了「合法性」。這種爭執多少有些孩子氣，但不幸卻是我們面對的事實：冷戰終結，世界只剩下最後一個「家長」——美國，可「單親家庭」的內訌卻讓人一點不省心。
毋庸諱言，作為戰後保留靖國神社的始作俑者，美國在靖國參拜問題上曾經保持了長期的沉默。即使在去年9月，訪華盛頓的胡錦濤主席把靖國神社問題提交給布什的時候，白宮依然沒有做出明確的表態。但沉默並不意味著贊同、支持。相反，作為美日同盟的主導國家，美國其實一直在擔心日本在國際社會的形象會因靖國問題而受損，因為這種代價最終將由華盛頓來埋單。6月底，在白宮舉行的日美首腦會談上，布什似乎有一搭無一搭地問了句「與中國的關係如何了？」坐在旁邊的一位美高官插話說，「難道真的找不到靖國問題的著陸點嗎？」 這種貌似輕描淡寫的話語應酬，無論如何難以讀解為對參拜靖國的歡迎和鼓勵。
正如曾擔任過負責亞太事務的美防長助理、現任美著名戰略智庫「戰略國際問題研究所」（CSIS）副所長的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博士的話說：「今天，在美國人中，關於小泉首相靖國參拜的是非判斷問題沒有分歧。分歧在於，美國是否應該就此問題向日本挑明我們的看法。」這多少道出了美國主流社會在靖國問題上的立場。具體地說，出於對日美同盟造成影響的擔心，共和黨政策的主調是「不介入」原則；而與之相對，出於促進東北亞地區的穩定與協調的目的，民主黨內不乏主張「適度介入」者。因此，安倍等人出於自身的某種政治理念或目的，把此前共和黨政權「不介入」的原則立場解讀為「美國並不擔心」，即使不是刻意為之，也是一種不折不扣的誤讀。
要知道，布什政府的要人之所以將「無可奉告」進行到底，絕非什麼「理解」小泉的心境，或肯定首相靖國參拜的「合法性」。而是基於美國的國家利益，從什麼才是最佳選擇的明確的問題意識出發，做出的一種冷靜、理智的判斷。作為其結果，暫時達成並維持了「說也無益」現狀。但是，當靖國問題在美國也被大做特做的今天，共和黨的「不介入原則」似乎也走到了政策邊界。縱然包括布什本人在內，白宮的對日政策參與者們表面上依然不表態，但面對美國國內分貝越來越高的質疑靖國神社性質及靖國參拜的聲浪，怕也難以做到聽而不聞吧。好在，小泉謝幕在即，一段相當程度上靠私人交情維繫的布什—小泉「蜜月同盟」即將成為過去，與之相關的連帶意識也許會趨於淡化。一般說來，蜜月後的同盟關係將會更加務實、坦誠，有一說一，有二說二。
另外，美國一方面在「介入」與否及以何種形式「介入」的問題上尚未形成共識，也在期待作為「民主國家」的日本自行解決，最好是在充分論爭的基礎上謀求「軟著陸」式的解決。因為，首先，美不願因自己的介入而給國際社會造成「偏袒」一方的印象，畢竟，日本是同盟國家；其次，美國深知東亞各國民族主義勃興的狀況。不在靖國問題上過多置喙，也是怕重蹈上個世紀90年代的覆轍——因在貿易摩擦問題對日施壓，反而刺激了日本國內民族主義，導致反美情緒陡生。
所有這些美方的思慮，無疑應有一個合理的邊界。就是說，華盛頓的沉默不應當被詮釋為對小泉靖國參拜的「默許」，給國際社會和日本傳遞錯誤的信息，乃至被日本國內「參拜派」所利用。而當美國發現，這種可能性正在呈現並有坐大危險的時候，除了對日本明確說「不」，便沒有其他的選擇。
二 美國緣何打破沉默
打破在靖國問題上沉默的最初聲音，照例來自美國的傳媒界，其主流媒體對日本的輿論彈劾始自去年年底。很快，這種聲音便溢出了傳媒和學界，開始向外交、政界蔓延。5月，小泉訪美前夕，美國下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共和黨議員亨利•海德（Henry Hyde）致下院議長丹尼斯•哈斯特爾特（Dnnis Hastert），要求小泉明確承諾「不參拜」立場的書簡被披露，遂使美國對靖國參拜問題的牽制表面化，小泉曾竭力謀求訪美期間對參眾兩院發表聯席演說的重大議程安排旋告流產。
小泉8•15參拜，觸動了美國的戰略利益，美輿論反應激烈。《紐約時報》破例以超大篇幅發表題為《為日本謀求無罪判決的戰爭神社》的社論，指出靖國神社把日本對中、韓的侵略，對美國的攻擊正當化，宣揚「幾乎所有亞洲人、美國人都無法接受的靖國史觀」。這篇文章後被日共機關報《赤旗報》大段引用；連一向保守的《華盛頓郵報》也發表普林斯頓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約翰•艾肯伯裡（John Eikenberry）的專欄文章，指出「日本應探索一條終結首相參拜的名譽之路，或許有必要敦促靖國神社當局分祀甲級戰犯」，並期待日本走德國的道路，在促進東北亞區域穩定和發展上起主導作用。
一些美國戰略學者意識到，靖國問題的泥淖化、長期化，已經引發了日本在亞洲的「地基下沉」效應，不僅限於與中、韓關係，對於整個亞洲地區來說亦如此，東南亞國家受其影響尤甚。因為就眾多的東盟國家而言，無論從區域戰略還是從國家的發展現狀上看，維持良好的對華關係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們極不情願遭遇、甚至被捲入中、日這兩個地區大國之間圍繞靖國神社和歷史問題的對立中去。而這種事態又會反作用於美國：當東盟國家看到美在日本歷史問題上持續沉默的時候，就會自然而然地產生一種「華盛頓對亞洲的關心程度和影響力是否在下降」的憂慮，這無疑會削弱美在亞太地區的戰略重要性，也不利於亞洲局勢的穩定。
同時，就美國內因素而言，一些政府人士在警惕靖國問題僭越、蠶食由美國主導的戰後民主體制合法性資源——從東京審判、《舊金山和約》到美日同盟——的同時，也擔心正在國會迅速蔓延的「少數族裔政治」（Ethnic Politics）問題與靖國問題的「合流」化傾向：隨著美國的華裔、韓裔、越南裔等亞洲族系人口激增，其政治發言權也會相應強化。如果日本在靖國問題上的態度繼續強硬下去的話，未嘗不會發展成最終連美國也不能無視的政治危機。事實上，不久前「叫停」小泉對美國國會演說的共和黨議員亨利•海德的背後，就不乏韓裔勢力院外活動的影響。
所以說，小泉的靖國參拜，不僅遭到中、韓的反彈，就連最值得信賴的盟國美國，也頗感棘手、困惑，蹙眉不已——這已然是不爭的事實。
三 美國不樂見日中交惡
最近，華盛頓圍繞日中、日韓關係和歷史問題的各種論壇、學術會議明顯多了起來。通過這些學術務虛活動，對於日本與鄰國應維持何種關係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問題，基本達成了一般共識。那種認為只要美日同盟關係足夠牢靠，即使中日關係多少有一些緊張和摩擦，對美國也沒有壞處而只有好處的人，在美政府中是少數。即大多數政府人士已經認識到：中日關係緊張對美國家利益而言，肯定是弊大於利。
在這個問題上，迄今為止所做的最為深入徹底、體系化的檢討工作是美四大智庫（海軍研究所【CAN】、國防分析研究所【IDA】、國防大學【NDU】及戰略國際問題研究所【CSIS】）聯手合作的共同研究項目「中日對立問題研究」。由原政府高官、政策專家、戰略學者組成的小組，從今年3月到8月，共召開4次非公開研討會。在最初的會議報告中，曾如此寫道：「無視、容忍中日間的戰略對立並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促進三國間的協調，才是國家利益所在。美方若不採取某種適當方略的話，中日兩國不會以美國樂見的方式自主致力於問題的解決。因此，對華府來說，中日對立問題不可長期擱置。」
美國為何如此擔心日本與近鄰國家的關係呢？它到底有哪些近憂遠慮呢？
首先，只要日本依然是與美國具有共有價值觀和戰略利益的同盟國家，美國便樂見一個在亞洲地區有影響力的日本，而不是相反。遺憾的是，由於與鄰國在歷史、靖國問題上的對立，日本正在喪失其軟實力（Soft Power）；
其次，在美韓關係已然趨冷的情況下，若進一步遭遇日韓關係的惡化，客觀上將助長韓國接近中國。從長期的戰略觀點來看，如考慮到朝鮮半島的和解及重新統一的可能性的話，韓國親近中國的轉向，有可能對美國的戰略利益構成「妨礙」。
再次，日本與中、韓之間圍繞海洋資源和領土紛爭的摩擦日益頻仍，積累的勢能越來越高，在擦槍走火的「萬一」之下，很難說美國被捲入衝突的可能性為零，而這恰恰是華盛頓最忌諱、也最擔心的；
最後，美中之間正在謀求所謂「多國主義」的積極外交，美國不遺餘力地試圖把中國塑造成其所主導的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的角色，以分擔美國全球角色的壓力。而中日的漸行漸遠和敵對，無疑會成為華盛頓這種努力的障礙。
基於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判斷：即使為了自身的國家利益最大化，美國也不樂見盟國日本與鄰國持續交惡，尤其不願看到中日關係的惡化。
正如日本的右翼鷹派勢力至今不認為「二戰」輸給了中國一樣，61年後，作為其靈魂旗幟的靖國神社當局，在來自日本國內及中、韓等國的巨大而持久的壓力下，只是象徵性地同意「調整」部分與美國有關的陳列內容的事實再次說明，日本的「服膺強者」的思維邏輯始終未變。雖說如此，作為對美妥協的結果，這一小步的邁出畢竟「來之不易」，應該予以正面評價。正是美國的介入，使靖國神社堅固的雪線後退了一步。中國能否把單獨面對日本變成中美協調，通過多國協調機制最大限度地「借力」美國因素，是靖國問題解決的關鍵。對中國來說，儘管這種方式的「解決」的「權宜」色彩依然甚濃，但未償不是謀求靖國問題「軟著陸」的一條捷徑。
2006年9月13日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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