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7日訊】我叫張宇偉，中國浙江大學醫學博士。現在美國從事醫學研究。此我也想談一下我的親身經歷。

1999年的夏天是令我終生難忘。一夜之間，我從一個浙江大學的一等獎學金的候選人，一下子成了人人輕視，人人遠離，人人批評的對象。原因就是因為我要講一句真話，「法輪大法好，我還要煉法輪功。」

當時數不清的會議，來自不同的組織，不同的級別都找一群人對我進行批評，我感覺就像回到文革的批鬥對象，只不過不是五花大綁。原來我家門庭若市，現在門可羅雀。偶爾來的幾個法輪功學員，也被蹲坑的人抓去盤問。更多的是在校園裡碰到的那種歧視，有落井下石的，有趁機撈一把的，更多的是趕緊退避的，生怕與我們有什麼牽連，影響他們什麼。

這種人世間的冷暖還只是讓我知道一些中共搞的政治迫害的殘酷的皮毛。而一次次的關押，更讓我知道所謂的專政。中共所謂的春風化雨的「幫教」，真正讓我體悟到它的「好話說盡，壞事幹絕。」

原來我們浙大有幾個曾身患重病的人，煉功以後好了。在720以後，他們都被一再地表態，要放棄煉功。長時間的壓力下，一個原患乳腺癌煉功後康復的，出現了全身癌轉移，身體極度虛弱，生命走到了盡頭；一個是系統性紅斑狼瘡的，又重新進了危重病房。就是這樣，黨委書記見到我時，還說，「我們還要讓她們最後表態」。再讓她們在危重病房寫保證放棄煉法輪功。這就是他們的仁義盡致。

對我，原來有非常嚴重的腰痛，煉功後身心舒暢，工作效率高的一個博士生，也成了他們立的典型，他們原想讓我站出來說法輪功的不好。這是完全違背良心的說法，作為任何一個正義人士，作為一個受益者，是斷斷不願說的。於是我便經歷了一而再再而三的關押。因為我被關在拘留所，有很多犯人感動於法輪功學員「真、善、忍」，在拘留所裡學起了法輪功，以致我那時還關在拘留所，家裡卻接到了幾個已釋放的人的電話，要學法輪功。他們再把我關到監視居住所，那些經濟犯們都說以後出去要學。

之後，他們把我關到一個全是男犯人的樓房，把我一個女學生關在旁邊的一個小房間，兩道鐵門鎖住，要與男犯人共用廁所，每次還要批准。衛生條件差，我的額頭上被蟲子咬了3個包，終於在我最為自豪的額頭上留下了三個深深的疤痕。他們看我還是沒有放棄修煉，最後被十幾個人連拖帶扯塞進汽車，送到那個環境幽雅的東明山洗腦班。這個外表美麗的森林公園，對我們這些人來說，真是人間地獄，而這個公園，就在良渚文化的遺址邊上。而這個洗腦班，自2001年一直運行，不知迫害了多少人。

自那時起，我真正知道了什麼叫恐懼。我被隔離在一個小房子裡，由兩個幫教24小時跟著。所謂根紅苗正的幫教幹部，他們在被選中參與這種洗腦班前先進行政審，然後他們先於法輪功學員進行一系列洗腦式的培訓，之後與法輪功學員一起隔離式地對法輪功學員進行幫教。還有各種來自不同編制的，大致抽調自各地監獄，勞教所的「幫教人員」不時輪番找我談話，要求我做所謂的作業。而那個作業題目，就是攻擊法輪功的話，還要求你必須抄寫下去。首先的工作就是長時間地磨你要做這個作業。還要談體會。我們被強迫看編織的謊言節目，那些節目充斥著殺人，自殺，發狂的血腥場面，讓我一閉上眼就是這些東西。

其實我連閉眼的自由也少得可憐。在強迫看錄影，晚上沒完沒了的談心，挨駡，我非常疲倦，在白天被迫看那些虛假的節目時想閉一會眼睛，被兩邊的幫教不斷斥責。在讓我看了「傅宜彬殺人案」以後，那晚上很遲了，洗腦班的頭子來問我體會，我說，這個人是精神病，跟法輪功無關。一個來自浙大的，一下子把我的被子掀開，「你腦子又有問題了。今天晚上你不好好認識，你不能睡覺。」

與之而來的是恥辱。晚上我起來煉功，一下子發現我脫在邊上的外衣全鎖起來了，我責問他們為什麼要把我的衣服都鎖起來。幫教吼起來，「吵什麼沒用，沒有任何人會聽到的。」這就是所謂的人權最好時期，而外面是美麗的公園，花團錦簇，在這裡，是對善良無辜的法輪功學員的強行洗腦。再過幾天，這種煉功也不允許了，我只要一開始煉功，幫教立即叫來幾個身強力壯的保安，拉頭的拉頭，拉腳的拉腳，拉手的拉手，還有旁邊的一個人對著我念誹謗法輪功的書。

我知道另一個煉法輪功的，洗腦班回來以後，對誰都沒說什麼，晚上徹夜不睡，只是哭。丈夫發現她的腿上傷痕累累，也明白了什麼是「春風化雨的幫教」。

講到這兒，我想到，經常有人說，「你別講了，向前看，忘掉這些。」可是如果我們不將這個曝光，今天是我，明天是別人，今天是法輪功，明天是什麼別的團體。我們不能只為個人的一點安逸苟且偷生啊，共同起來，制止行惡。

有一次接受這樣的待遇後，我開始非常嚴重的胸痛，要求上醫院檢查。後來到一個小醫院做了一下胸透，被告知沒事就回來繼續接受這種處理。(直到2004年我到了美國，做了體檢，才發現胸部肋骨出現一個病灶。)而那時伴隨著各種精神壓力，我胸痛得都喘不過氣來，經常是覺得心臟再也跳不下去了，有一種瀕死的感覺。這種感覺，在我洗腦班回來很長時間，還是如此。只要人家一提到洗腦班，一提到洗腦班的某個「幫教」，或者在晚上重新從洗腦班的那種惡夢中醒來，這種瀕臨死亡的感覺就出來，包括每次回憶，我都有胸痛﹑胸脹﹑心跳不下去的感覺。

我們經歷這樣的折磨，還要強迫唱讚歌。我們經常唱的是「黨啊，親愛的媽媽」。我不願意唱，被幫教罵。我無奈唱，一邊流淚，我知道我的心在流血。但就是這樣的事，他們也會無恥地拿去做文章。後來有人告訴我說，「他們說，在學習班，她都感動得流淚。」

在我精神幾乎崩潰時，他們也終於拿到他們所要的三書，是一遍遍地根據他們的要求一遍遍地寫出來的。之後，他們偽善地打電話問我的父母，「你們怎麼這麼不關心自己的子女。你們要來看她。」可憐的父母深怕自己的女兒受虐待，當即表態他們馬上來，還要給他們送來錦旗，感謝他們對我的「幫教」。

在要接待我父母前，來自浙大的幫教人員非常關心地跟我私下裡講，「你別以為他們(指的另一些來自610及司法部門的幫教)不懂你們的家鄉話。」也就是說，他們探望的時候，你真要講什麼話，普通話當然是不能講，家鄉話也是不能講，你說親人探望還能說什麼呢。但我還是在我爸送錦旗之前的縫隙空間，趁人不注意 ，趕緊告訴他，「你不要再被他們利用，拿這種錦旗他們不知又要做什麼文章。」父親還好把這個錦旗藏起來。

在被迫寫了他們的要求的三書後，我餘下的一年多，每天都痛哭不已，身心俱損。洗腦班出來以後我出現了強迫症，大小便失禁。我曾經在上海時搭了半個小時的車，找了三趟廁所。講到這兒，我說，當時真難想像我現在每天能一下開一個多小時的車。我不知道黑暗什麼時候是盡頭。

跟勞教所出來的人接觸，才知道他們經過的折磨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個臭名昭著的浙江龍游十裡坪勞教所，很長一段時間，剛進去的學員第一個刑罰就是吊起來，不放棄煉法輪功就一直吊著。不能上廁所幾天，十幾天，幾十天，大家可想是什麼樣的一種恥辱？所以很多人出來，頭髮全白了，說話非常輕，輕得我們坐在隔壁湊近去才可聽到。可以想像他們經受了什麼樣的折磨。

那時的我真想出國。但對一個法輪功學員，申請出國也要比別人艱難。許多教授知道我是煉法輪功，生怕有什麼瓜葛，很少人願意寫推薦信。家裡的電腦一上網就被襲擊，總出現各種莫名其妙的故障，最後很快崩潰。但儘管這樣，我終於聯繫到了出國的機會。

在生下我女兒的一個月後，我去簽證了。當我拿到簽證的時候，淚水從我的臉上流下，濕了衣襟，我的心中只有兩個字「自由」。後邊的人要問我什麼，一看我臉上全是淚水，我都哽咽地說不出話來，她看到很驚訝。我不敢相信我真地拿到了簽證，問旁邊的工作人員，「這是真的嗎？」即使得到肯定地回答，我還不敢相信，第二天我走到中信實業銀行，那個工作人員進一步證實了我真的拿到了簽證。

久經黑暗的人還是不敢相信這個自由終於來了。出來時也不敢告訴朋友。有一個朋友知道我剛生了一個孩子，給我買來我愛吃的水果，卻發現我背著兩個大包，問我「到哪兒去？」我說，「去上海。」「去上海工作嗎？」我想我再也不能瞞她了，「我要出國了。」

就這樣悄悄地離開了我深愛的卻飽受折磨的城市杭州，離開我剛生下來的女兒。臨走前我看看熟睡的女兒，悄悄地抹去淚。

我的家人送我到機場，他們說，「我們一直擔心警察會在機場攔著你。」我一直也不敢相信我終於盼來了光明，我不敢相信終於來到了這塊自由的土地，直到辦了入關手續，我才終於相信我苦盡甘來，離開了中共的魔掌。

我知道還有很多人還生活在中共的恐懼中，一思一念都不敢跳出中共立的框框，其原因就是多年來中共搞的人鬥人，小報告，背靠背彙報，涉及到每個角落。而告別這種恐懼的最好辦法，就是唾棄中共，告別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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