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日訊】

一、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

文革前夕的毛澤東，一方面對自己的權力和地位有危機感（用張顯揚的話就是：「生前防篡權，死後防清算。」）——這是他發動文革的原因；另一方面，他的權勢達到空前的高峰——這是他發動文革的本錢。在文革四十年後的今天，有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這樣的解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是，毛在1958年搞大躍進，搞三面紅旗，導致三年大饑荒，餓死三、四千萬人，犯下滔天大罪，從此做賊心虛，唯恐大權旁落被別人篡黨奪權，唯恐死後像斯大林一樣被清算。所以毛要發動一場大清洗，以維護自己生前的權力與死後的地位。

其實，毛的這種意圖在文革發動之初的兩個重要文本裡就已經有所透露。一是姚文元發表在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上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是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姚文元批判吳□的劇本是借古諷今，他特地聯系到「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帝、修、反「發動反華高潮」，「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干風』、『翻案風』」。這就不打自招，點出了毛的心病之所在，原來就是害怕別人追究三年大饑荒的罪過（毛嫌姚文沒打中要害。毛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我們在廬山會議上罷了彭德懷的官」。這就不但坐實了毛在三面紅旗問題上的做賊心虛，而且也表明了毛髮動文革是為了針對黨內高層同僚）。林彪的518講話強調「反政變」。林彪說：「國內國外，國內是主要的。黨內黨外，黨內是主要的。上層下層，上層是主要的，危險就是出在上層。蘇聯出了赫魯曉夫，全國就變了顏色。」「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我們也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要永遠流傳下去。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歲、100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其後不久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明確講到，這次運動「就是要罷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組織上要有個全面調整。」這就講明文革是一場旨在維護毛的最高權力和身後地位的大清洗。

二、是權力鬥爭還是路線鬥爭？

文革是一場權力鬥爭，但它不純粹是一場權力鬥爭。如果純粹是權力鬥爭，也就是說，鬥爭的雙方在方針政策或曰路線上並無重大分歧，那就意味著在這場鬥爭中，無論誰勝誰敗，除了對捲入權力鬥爭的人們的命運之外，對一般社會面貌和普通民眾的生活都不會產生顯著影響。文革顯然不是這種情況。毛劉之間確有路線分歧。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對所謂劉少奇資本主義路線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欲加之罪」，是「莫須有」，這是需要認真分清的。劉少奇真的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嗎？顯然還談不上。此其一。第二，什麼是毛主席革命路線？應當看到，毛在文革中提出的不少主張或理念，有的只是掩飾錯誤的將錯就錯，有的則不過是權謀或權宜之計。這就是為什麼毛提出的很多主張，要麼大而化之，缺少具體規定；要麼前後矛盾，讓人無所適從；要麼虎頭蛇尾，脫腔走板，不了了之。

譬如在經濟政策上，毛知道他在大躍進時搞的那一套行不通，但他又要證明後來劉少奇搞的是「修正主義」該否定，可是他卻拿不出新的一套來取代，於是他就只好滿足於提口號，增加政治運動的頻度和力度。在政治方面，文革初期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原則。毛在肯定聶元梓大字報時就講過這篇大字報是「二十世紀的北京公社宣言」，十六條裡明文規定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可是等到1967年一月風暴，上海造反派奪權打算取名「上海人民公社」時，毛卻表示不贊同。十六條中規定的全面選舉只在一些單位成立文革會或革委會時實行過（當然，那還談不上是真正的民主選舉），地區的革委會沒有一個是通過普選產生的（包括奪權樣板的上海市革委會）。就在1967年3月，紅旗雜誌發表文章談到革委會的建立，閉口不談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選舉，而是提出由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解放軍駐軍負責人和黨政機關革命幹部「醞釀協商」。等到了1968年2月，紅旗雜誌文章乾脆說「迷信選舉是一種保守思想」。五七指示被認為代表了毛的「立」的主張，可是這一指示並未認真貫徹執行，五七干校既是以該指示命名，看上去應該是五七指示的試驗田，但到頭來它只不過是靠邊站幹部的集散地罷了。

一直有人把毛髮動文革說成是為了實現他的平等理想。此說實大成疑問。且不說在516通知等文件中總是對平等嚴辭批判，其實就連毛所盛讚的延安精神也和平等相去甚遠。中共在延安實行的是「一國兩制」，供給制只惠及中共集團內部，並不包括邊區的普通百姓。再說延安的供給制也是「衣分五色，食分九等」（王實味語），等級分明得很。共產主義理想是要消滅三大差別的，可是偏偏是在中共掌權之後才有了城鄉戶口二元制，擴大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並使之制度化。這不能不使人想起奧維爾的《動物農場》裡的那句口號——「一切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動物比另一些動物更平等。」再舉一例，文革廢除了高考制度，把中學生全數趕下農村，遇到推薦上大學和招工參軍等機會，由於沒有硬標準，憑藉關係走後門大行其道。在所謂工農兵大學生中，幹部子弟佔了極高的比例。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廣大群眾要反對走後門，這時的毛卻說走後門的也有好人。這實在比文革前還更不平等。再者，我們知道，關於平等主義有一個著名的悖論：一場大規模的推行平等的政治運動，需不需要領袖呢？一旦有了領袖和群眾的區分，他們之間還能是平等的嗎？大概沒人會否認，毛時代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毛本人享有極大的、不受制約的權力。文革時代的中國，權力的不平等是舉世罕見的。僅此一端，就是對毛髮動強調是實現其平等理想這種說法的莫大諷刺。

如果上面說的大致不錯，那麼我們就可以明白，毛髮動文革主要還是為了權力，理想和理念更多的只是藉口，是手段。毛說：「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但文革給人的整體印象卻是破多立少，只破不立。其實這正好說明毛並非有自己的一整套成熟成型的東西，他只是急於否定別人而已。

三、毛在文革前夕的權勢地位

文革前夕，毛澤東是否大權旁落？或許在中共高層，毛的某些講話已不如過去那麼靈光，但在全黨全軍全國範圍內，毛的權勢卻是達到四九年以來的高峰。這無疑是一個十分值得研究但迄今為止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現象：「三面紅旗」慘敗，導致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為大饑荒，暴君昏君的毛澤東不因此而垮臺已經夠不可思議的了，殊不知三、五年後，毛澤東的個人威望不降反升，竟然還增至最高點，豈非咄咄怪事？

事實上，在「三面紅旗」遭到慘敗之後，毛澤東在黨內上層的地位已經嚴重削弱。毛退居二線，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不得不做了點「自我批評」。但是，毛仍然保留了黨主席和軍委主席這兩項最重要的職務；更具實質性意義的一點是，毛澤東依然被尊奉為中共的「教皇」。我們知道，共產黨國家是憑藉意識形態進行統治，誰在意識形態上佔據正統地位，誰在實際上就享有最高的權力。也許，劉少奇一派人或許會認為，既然他們已經掌握了處理實際工作的大權，既然毛澤東本人的錯誤，起碼是在中共高層內部已經是心照不宣；那麼，他們便可望借助於他們在組織機關中的某種實力，約束住毛澤東的任意妄為。

還在1961年，毛就被迫放棄了有關「三面紅旗」的一系列政策，但是他依然堅持保留了「三面紅旗」的口號。這後一點絕非無關緊要。從表面上看，毛不過是在悄悄地糾正錯誤的同時力圖使自己保全面子；然而，正是憑藉著這個似乎已被抽空的「面子」，毛就對外維護住了自己一貫正確的神話，並且也為日後的反擊預留下了伏筆。接下來，毛做了兩件事：一是重提階級鬥爭，一是發動中蘇論戰。這兩件事都不難贏得黨內多數的支持。「三面紅旗」的災難招致廣泛的民怨，各地的所謂「反革命」活動層出不窮。西方人猛烈抨擊，蘇聯人無情嘲笑，在台灣的蔣介石誓言「反攻大陸」，「解民倒懸」（在61年、62年，四川農民竟有過蔣介石的軍隊已經打進成都郊區石板灘的謠言）。不僅僅是毛澤東的個人權力，包括整個共產黨的權力，都處於危機之中。深刻的危機意識強化了中共上層的一體感。在這種情況下，毛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自然會贏得黨內多數的支持。與此同時，毛髮動中蘇論戰，擺出一付要爭當國際共運龍頭老大的架式，刺激了、迎合了黨內和一般民眾的那種虛妄的民族主義情緒。於是，毛走出低谷，再度強化了他的領袖地位。再接下來，毛號召學雷鋒，批判文藝毒草；以後又提出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全國學習解放軍以及在城鄉展開四清運動。和這些運動相伴隨的則是規模越來越大的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如此等等。它們終於在廣大民眾、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心目中，樹立起毛澤東的無於倫比的偉大形象。

正如克拉科夫斯基所說的那樣，毛澤東思想的「主要論點，似乎都是完全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的。」馬克思強調存在，毛澤東強調意識；馬克思強調經濟基礎，毛澤東強調上層建築；馬克思強調物質，毛澤東強調思想。不過依我之見，毛澤東並非一向如此（至少不是從一開始就走那麼遠）。在很大程度上，毛澤東對馬克思的修正是出於現代化建設受挫的反動。只因為大躍進遭到慘敗而毛又不甘心認錯，毛才另辟新徑，別出心裁，獨樹一幟。

其實，毛澤東領導中共贏得政權之初後，本來也是打定主意從事經濟建設，強化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似乎取得圓滿成功，毛澤東求勝心切，說「我們不能走各國經濟發展的老路」，遂發明「大躍進」。當時對鋼鐵、煤炭、糧食和棉花等主要生產項目都提出了產量加番的具體指標，把年產多少鋼多少糧看得比天還重。像「十五年趕上英國」「超英趕美」這類口號，今人只知道去批評它的不切實際，很少注意去考察它背後的價值標准。所謂趕上英國和超英趕美，無非是指在短時期內使主要生產部門的產量達到英美的水平，其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把物質生產的發達程度視為衡量社會先進與否的標準。中共「八大」決議聲稱，現階段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係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既然生產關係的先進性就體現在它能解放生產力，因此最終還是要落實到生產力的先進或發達上。

可是，大躍進遭到慘敗。如果繼續遵循生產力標準，中國的情況簡直是令人沮喪，令人絕望的。就在這時，毛澤東轉移了目標，提出了另外的價值標準。「超英趕美」的口號悄悄收起，「反修防修」的口號取而代之。「向科學進軍」的口號不提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掛帥」，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經濟講得少了，革命講得多了，而且主要是講思想的革命化。物質的指標變成了精神的指標，革命不是為發展生產力的目的服務，革命本身就成了目的，成了標準，成了先進的同義詞。革命也成了人生的目的與意義，那時候人們評判一個人的唯一標準就是「你是不是革命的」。資本主義早就是垂死腐朽；現在的問題，不是我們要如何追趕西方（那意味著我們不如西方先進），而是我們要怎樣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剝削受壓迫的人民（那意味著我們才是最先進）。蘇聯墮落變「修」，喪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我們追隨的榜樣。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經歷史地移到了中國，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中國的經濟固然還不算發達，但那都是先人的錯，洋人的錯。經濟不發達並沒有多大的重要性。列寧不是早就講過「先進的亞洲，落後的歐洲」嗎？林彪更進一步宣佈，北美和歐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國為首的亞、非、拉廣大地區則好比「世界的農村」。今天的世界正處於「農村包圍城市」的局面，勝利屬於我們不屬於他們。在所謂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對內部更加嚴厲苛刻，對一切所謂舊文化舊觀念否定得更徹底，更不寬容，說是維護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其實比老祖宗還要左上三分；對外部世界則充滿敵意（幾乎一切境外電台都被視為「敵台」），富於攻擊性——雖然多半還只是停留在理論上口頭上，美其名曰「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在當年，最為毛的這套思想瘋魔的是青少年，尤其是城市裡的大中學生。

可以想見，毛髮動的這一番目標轉移和價值替代也贏得了黨內高層的廣泛支持。畢竟，大饑荒的罪責不僅在毛，也在黨，因此黨也需要文過飾非。然而這種做法在恢復和強化了黨的地位的同時，造成了更強大的毛崇拜。那必然會引起少數高層人士的疑慮甚至某種抵制。這就形成了毛在黨內高層的地位有所下降而在全黨全軍全國範圍內卻達到高峰的奇特局面。（未完待續）

－－載自《北京之春》06年10月號（總第1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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